蒙古帝國自從經曆了耶律楚材的哪次上課，從窩闊台時代起，就已經開始起用漢人。但是，這些漢人的地位並不高，還不如西域的色目人，隻能排在第三位，充當蒙古人和色目人的僚屬。

    咱們的有些儒生，還是有遠大誌向的，他們始終抱著儒家的宗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雖然在這片東亞的土地上，這個“國”、這個“天下”，到底是誰的，儒生們經常按他們的需要來解釋，自己也經常把它弄得很混亂。

    姚樞就屬於這類人中間的一個，他字公茂，原籍柳城，生長在洛陽。窩闊台為汗時，由他人保薦，當了燕京行台的郎中。但他很快因不肯與上司同流合汙賄收錢財，而棄官退隱於輝州(現河南輝縣)。不久，忽必烈聽到了他的名聲，就派人把他請去，這個時候，蒙哥還沒有登上汗位。

    姚樞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他在忽必烈登上帝位的過程中，至少兩次給予老忽極其重要的指點。

    “憲宗即位，詔凡軍民在赤老溫山南者，聽有世祖領之。世祖即奉詔，宴群臣，酒罷，遣人止樞，問曰：‘頃者諸臣皆賀，汝獨默然，何耶？’對曰：‘今天下土地之廣，人民之殷，財賦之阜，有加於漢地者乎？軍民吾盡有之，天子何為？異時廷臣間之，必悔而見奪，不若但總兵權，供億之需取之有司，計之上者也。’世祖大悟，曰：‘此吾慮所不及者。’乃以聞，憲宗從之。”

    蒙哥即位之後，下旨漢地的事務由忽必烈全權處理，老忽開宴與眾人慶賀。但酒後，他把姚樞留了下來，並問道：“剛才兄弟們都很盡興，隻有你好象興致不高，怎麽了？”姚樞就告訴老忽：“如果要論地廣民富，當今天下有超過中原的嗎？現在連兵帶民好處都被你得到了，蒙哥他不就變成瞎忙了嗎？以後隻要有人在他麵前給你下點藥，他必然會後悔，把這都收回去。還不如光抓兵權，想花錢從官府裏拿就是了，這才是上策。”

    老忽恍然大悟：“高，是咱想簡單了。”他立刻找蒙哥，蒙哥同意了他的請求。

    姚樞其實非常清楚，雖然中原久經戰火，民生凋敝，但如果論蒙古帝國所轄疆域的富庶，這裏還是第一。他更明白，蒙古人也好，色目人也罷，他們中絕大部分到這裏來，不是為了什麽治理天下，而是搜刮財富來了。忽必烈把這一切都攬在手中，別人會不眼紅？

    儒生們更不是不懂得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的道理，要不然他們怎麽會一直壓製武人？姚樞這是在告訴老忽，為了將來的大業，現在做人要低調。

    從這裏完全可以推斷出，這個時候，儒生們已經在幫忽必烈謀劃如何得到帝位。姚樞的擔憂，不久就得到了證實。

    蒙哥即位的第六年，忽必烈在漢地已經形成了一股龐大的勢力，而且他還大肆重用儒生，這就必然導致了一些蒙古貴族的不滿，同時也使得蒙哥有所警覺。

    元史《姚樞列傳》記載：“或讒王府得中土心，憲宗遣阿藍答兒大為鉤考，置局關中。以百四十二條鉤考經略宣撫司官吏，下及征商，曰：‘俟終局日，入此罪者惟劉黑馬、史天澤以聞，餘悉誅之。’”

    憲宗七年，果然有人給蒙哥進言：老忽在中原太得人心了，您需要防備啊。蒙哥就在關中設立了審計署，任命阿藍答兒為審計署長，根據一百四十二項條款審查各級官員，包括隨軍販運的各種商人。並且他還下令：“審查完畢後，有問題的人，除了漢軍的兩個元帥劉黑馬和史天澤需要上報外，其它的可以就地誅殺。”這明顯是找茬，而且顯然是要對付忽必烈。

    “世祖聞之不樂。樞曰：‘帝，君也，兄也；大王為皇弟，臣也。事難與較，遠將受禍。莫若盡王邸妃主自歸朝廷。為久居謀，疑將自釋。’”

    忽必烈不高興是肯定的，可能還很憤怒。但姚樞勸他要低頭：“蒙哥既是君又是兄長，大王您是弟弟、是臣，這事不能和他太較真，如果您因為這和他疏遠，那您就是在給自己找不自在。咱看你還不如帶著老婆孩子一起回草原，做久居狀，他的疑心自然也就消了。”

    “世祖初難之，後思之數日，乃謂樞曰：‘從汝，從汝！’時憲宗在河西，聞之不信曰：‘是有異心，’曰：‘來，詐也。’及世祖見憲宗，相持泣下，竟不令有所白而止，因罷鉤考局。”

    忽必烈開始還拉不下臉來，可是經過反複權衡，終於還是聽從姚樞的勸告，放下身段攜全家至草原。他的做法，蒙哥還開始不相信，認為其中有詐。可是等忽必烈真的來了，結果親情戰勝了理智，連老忽的辯解都沒聽，直接就把所謂的審計署給撤了。

    如果你認為姚樞不過是在幫助忽必烈謀圖帝位，那麽《元史》中還記載：“樞又請置屯田經略司於汴以圖宋；置都運司於衛，轉粟於河。”姚樞早在蒙哥當政的時候，就已經建議在汴梁設立屯田經略司以作為進攻宋帝國的準備，為了便於利用黃河轉運糧食，他同時又建議在衛州設立都運司。

    可是這個富有遠見的姚樞，同樣有宋人的背景，他到底算哪一邊的？為什麽後人很少指責他呢？

    1257年，蒙哥決定發動大規模的滅宋戰爭。他命忽必烈率軍攻鄂州（今武昌），塔察兒、李璮等人攻兩淮，牽製宋江淮地區的兵力。又命另一大將兀良合台自雲南出兵，經廣西北上，從側背攻擊南宋。這個兀良合台的兒子，就是在焦山擊敗張士傑、劉師勇，後來滅南宋的蒙古軍兩大統帥之一的阿術。蒙哥自己則親帥蒙古軍主力攻四川，準備在奪蜀之後，順江東下，於第二年和諸路大軍會師長沙，直搗臨安。

    這個戰略多半還是借鑒三國時晉先滅蜀、後滅吳的路數。但蒙哥決沒有想到，這次進軍對他來說，是一條不歸之路。

    自1258年下半年率軍入蜀以來，蒙哥一路摧枯拉朽，所經之處無不望風披靡。但是，在釣魚城下，他遇到了一生真正的克星。

    南宋和蒙古的對抗，主要集中在三個戰場：一個是荊襄地區，另一個是江淮地區，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四川。四川的重要性就在於，一旦失去，將使對手能夠順流而下。

    窩闊台去世後，由於蒙古內部的爭鬥，無法對南宋發動大規模攻勢，宋帝國借此機會，對各個戰場的防禦進行了積極地調整。也就在窩闊台去世的第二年（1242年），為了扭轉四川的不利局麵，鞏固長江上遊地區，宋理宗派遣名將餘玠入蜀。

    《宋史餘玠傳》中記載，餘玠曾言：“今世胄之彥，場屋之士，田裏之豪，一或即戎，即指之為粗人，斥之為噲伍。願陛下視文武之士為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

    餘玠曾對理宗皇帝說：當今天下的世家傑出子弟、科舉考試出來的士人、鄉村裏的豪傑，隻要一從軍，就被認為是粗鄙之徒、樊噲之流。願陛下對天下文武之士一視同仁，不要有偏向，偏，必然導致雙方矛盾的激化，這不是國家之福。

    從這裏可以看出，我們的帝國當時還是有很多慷慨豪俠之士的，他們不是不願意報效帝國，但帝國掌權者的態度、社會習俗的看法，卻使這些有熱血的人心冷。

    在有些人眼裏，武人很粗，沒錯，很多時候就是“細”好看，但如果要是把腰也弄得像牆頭草那樣細，哪就是在扯淡了。

    當時的情況是，從理宗寶慶三年至淳祐二年，十六年間，朝廷共任命了“宣撫三人，製置使九人，副四人”，但這幫廢物卻弄得整個四川號令不一，百姓民不聊生，各地各自為政，形勢大壞。直到聽說餘玠入川，川地人心才稍微安定下來，開始有定居的意思。“東、西川無複統律，遺民鹹不聊生，監司、戎帥各專號令，擅辟守宰，蕩無紀綱，蜀日益壞。及聞玠入蜀，人心粗定，始有安土之誌。”

    受命於帝國危難之際的餘玠，帶著十年收複全川之地的目標，“願假十年，手掣全蜀之地，還之朝廷”，在四川采取了一係列強有力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措施，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創建了山城防禦體係。在這其中，播州冉璡、冉璞兄弟起了重要作用。

    餘玠入川後認為，“集眾思，廣忠益，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於是就設立了招賢館。冉氏兄弟聽說後跑來，“居數月，無所言”。這兩人混了幾個月，覺得不掏點東西說不過去了，於是單獨請見餘玠。

    “‘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思有以少裨益，非敢同眾人也。為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誌也，但未得其所耳。’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巴蜀不足守也。’”

    冉氏兄弟說：“咱兄弟吃您的、喝您的，啥事也不幹，讓您被人看笑話了，但咱們也是想給你一些和別人不同的見解。從眼前的西蜀形勢考慮，關鍵是在遷合州城吧？”

    餘玠聞言大喜，拉著兩人的手：“俺一直有這個感覺，隻是不知道該咋辦而已啊。”

    這兩人就又說道：“蜀口之地要講險要，沒有超過釣魚山的，如果合州遷到哪裏，再派上合適的兄弟屯糧堅守，它遠勝十萬大軍。成都平原是守不住的啊。”

    餘玠隨後就上奏朝廷任命這兩兄弟全權負責此事，但所有人均反對，“命下，一府皆喧然同辭以為不可”。

    “玠怒曰：‘城成則蜀賴以安，不成，玠獨坐之，諸君無預也。’卒築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山為壘，棋布星分，為諸郡治所，屯兵聚糧為必守計。”

    餘玠很有魄力，他怒斥眾人：“釣魚城建成，蜀安，不成，責任我來擔。”在他的堅持下，最終修築了以釣魚城為核心的十餘個山城堡壘，這些城堡均依山設在四川的主要江河沿岸及交通要道上，既做為各地的官署，又能屯兵聚糧，互為聲援，由此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戰略防禦體係。

    但餘玠的強勢，卻使他得罪了當地的權貴，雲頂山統製姚世安勾結當時的丞相謝方叔等人，造謠中傷餘玠。理宗寶祐元年（1253年），理宗召餘玠回朝，餘玠聞此消息十分不安，七月，突然死去，也有人說是服毒而亡。川民聞聽莫不像失去父母。“寶祐元年，聞有召命，愈不自安，一夕暴下卒，或謂仰藥死。蜀之人莫不悲慕如失父母。”

    我們的帝國總是幹這樣自毀長城的鳥事。但餘玠的心態，實際上是反映了嶽飛的遭遇，給帝國武將帶來的陰影。

    釣魚城之戰，從理宗開慶元年（1259年）二月開始，打了半年。蒙古軍屢攻不下，期間蒙哥暴跳如雷，但就是拿這個小小的山城無可奈何。

    而釣魚城在主將王堅及副將張玨的指揮下，不僅擊退了蒙古軍一次又一次的進攻，他們還於某日將兩尾鮮魚及蒸麵餅百餘張拋給城外的蒙古軍，並投書稱，即使再守10年，蒙古軍也無法攻下此城。

    橫掃歐亞大陸、驕橫的蒙古將領不忍其憤，堅持強攻堅城。但大軍久屯於堅城之下，後期又值酷暑季節，軍中瘧癘、霍亂等疾病流行。《元史》載，蒙哥於六月患了病，七月死於城下。

    蒙哥在釣魚城下的敗亡，其後續影響十分巨大。

    首先，兀良合台一路，這時已經攻至潭州（今長沙）城下。蒙哥的失敗，使得三路會師的計劃落空，宋帝國就此又延長了20年之久。

    其次，它使蒙古人的第三次西征行動停了下來。1252年，蒙哥遣其弟旭烈兀發動了第三次西征，旭烈兀先後攻占今伊朗、伊拉克及敘利亞等阿拉伯半島等地，並準備向埃及進軍。埃及聞訊，舉國震恐，傾全國之兵欲與蒙古軍決戰於巴勒斯坦。但在獲悉蒙哥死訊之後，旭烈兀隻留下少量軍隊繼續征戰，自己率大軍東還。結果剩下的蒙古軍因寡不敵眾而被埃及軍隊打敗，最終未能打進非洲。而後，忽必烈上台，蒙古再度陷入內爭，蒙古帝國的大規模擴張就此停止。

    因此，釣魚城之戰的結果改寫了整個世界中古史。它不僅在中國曆史上有“獨釣中原”的美喻，在世界史上，也獲得了一個響亮的名字，“上帝折鞭處”。

    蒙哥的死，無疑是對蒙古帝國一次沉重的打擊。但在儒生們看來，這對忽必烈來說，簡直就是一個天賜良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