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忽必烈的謀士中，郝經應該算是一個非常有代表性的人物。

    “郝經，字伯常，其先潞州人，徙澤州之陵川，家世業儒。祖天挺，元裕嚐從之學。金末，父思溫辟地河南之魯山。……金亡，徙順天。家貧，晝則負薪米為養，暮則讀書。居五年，為守帥張柔、賈輔所知，延為上客。二家藏書皆萬卷，經博覽無不通。往來燕、趙間，元裕每語之曰：‘子貌類汝祖，才器非常，勉之。’”

    郝經的祖先是潞州（今長治市）人，後遷至澤州的陵川（山西晉城），是儒生世家，他的祖父郝天挺曾是元好問的老師。金朝末年，他的父親郝思溫避難至河南魯山。金亡後，遷居順天。他家境貧寒，白天背柴擔米供養家裏，晚上則讀書。五年後，被張柔、賈輔知曉，請為上賓。這兩人家裏藏書萬卷，郝經通讀之後，無有不曉。他來往於燕、趙之間，元好問常和他講：“你像你的祖父，才氣過人，要努力啊。”

    從個人的角度講，郝經的確是一個經得起磨難的人，而且很明顯他和元好問的關係非常密切。

    元好問是金、元之間最有成就的作家和曆史學家，當時的北方文壇盟主。不僅二十四史中的《金史》纂修，主要依賴他的著述，而且他的詞，寫的絕對可以媲美宋代大家，很多人都耳熟能詳的“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就出自其手。

    但元好問又是一個被人遺忘的學者，甚至可以說就是在儒門中，也有點被刻意忽略，因為他有兩件事為後人所詬病。一是他向北元舉薦了五十四名金朝儒士；二是在他晚年，他與友人張德輝一起北上覲見忽必烈，拜忽必烈為儒教大宗師，同時還請忽必烈免去儒生的兵賦，忽必烈答應了他們的請求。

    身為漢人，當然現在是金人，以舊朝之人向新朝舉薦人才，好像問題並不大，反正捏著鼻子也就算了。而且他舉薦的人中，有十五個在元史中有傳，說明他的眼光還是不錯的。但拜忽必烈為儒教大宗師，就無論如何都讓人感到有點無恥了，老忽又有鳥資格當什麽儒教大宗師？

    後人有時候很奇怪這些儒生的行為，也許我們隻有理解了“漢統”與“儒家的道統”之間的關係，才能明白他們的所為。

    郝經在他早期的詩文裏麵，不乏對蒙古人的攻擊，如“北方胡為來，掣箭飛砂石”，老百姓更應當對他們“暗而陷(井)之”等等。可是等他被忽必烈招進王府重用，他就變了。在他所寫的《與宋國兩淮製置使書》中，為從理論上闡明北元政權的“道統”，他明確指出：“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國之道，則中國之主也”。

    這在儒學中叫什麽，這叫“用夏變夷”。由此可見，“和平演變”的知識產權，根本就不屬於西方人，我們的儒生真應該向他們收大把的專利費。

    有了儒生們理論上的指導，再加上忽必烈對他們的重用，漢軍三大世家基本上忠心耿耿地追隨忽必烈，也就並不奇怪了。

    可是，無論如何，咱總覺得其中好象有點不對勁。生活在這塊東亞土地上的人，僅僅就是由你們這些所謂的“士”和“儒”來代表嗎？不見得吧？

    雖然我們說不出多少道理，但是，我們至少可以說，把“儒家道統”寄托在一個“漢化”的忽必烈身上，這本身就有問題。這說明您有依賴性，甚至完全可以說您“軟”。而且從更長的曆史角度來看，您這樣的行為，為後世開了一個極為惡劣的例子，雖然您並不是第一個。

    每一個從外麵到這塊土地上殺一下、搶一把的家夥，隻要實行所謂的“儒家道統”，就可以被原諒，甚至接受他們了？為什麽後世的滿清來了，殺了個屍山血海，又大肆起用這些士子儒生？為什麽日本人也來了，燒殺淫掠，又大談什麽“王道樂土”？別人的眼睛始終在盯著你們，他們早就從曆史中了解了你們，甚至看透了你們。

    在蒙古入侵北中國時，郝天挺在逃避戰亂的過程中病逝，郝經的家族裏更有多人死於兵禍。郝家正是在三峰山之戰的過程中，撞上了蒙古漢軍的河北兵，由此全家歸順，所以後來才能被張柔所知。

    這樣一個有著家仇國恨、理應對入侵的強盜痛恨不已的人，一旦別人舉起所謂的“儒家道統”旗子，立刻就變了，轉而改為極力維護別人的統治，如此的行徑又讓別人怎麽想？

    “儒”的名聲為什麽被搞壞了？它的地位為什麽在後世一落千丈？不要找別人，還是先問問這些所謂的儒生。

    元好問也是郝經的老師，不難想象，他對郝經是有很大影響的。但同樣是影響，楊邦乂和胡銓帶給文天祥的，為什麽又不同？如果從第三者的角度來評價，不客氣的說，恐怕隻有“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這句話。

    曆史總是會給我們留下很多諷刺，這個重文輕武，以文教治國，被視為文人天堂的燦爛的宋朝文明，恰恰是文人，在它的隕落過程中，扮演了許多不光彩的角色，是他們親手參與摧毀了他們的“天堂”。

    在征服宋帝國和奪得天下的過程中，郝經同樣給忽必烈兩個重要的建議。他的第一個建議是關於如何征服江南的。

    在1259年蒙哥攻宋的開慶之役中，他曾經給忽必烈上過一篇很長的《東師議》，這篇《東師議》氣魄不小，在郝經的傳中，占了很大的篇幅。在文中，他針對南宋的防禦態勢，不僅對蒙哥的征南戰略提出批評，還向忽必烈闡述了他對此次進軍的看法。

    “……漸次以進，以圖萬全，則先荊後淮，先淮後江。彼之素論，謂‘有荊、襄則可以保淮甸，有淮甸則可以保江南’。……今當從彼所保以為吾攻。……”

    郝經向忽必烈提出：如欲穩妥地征服南宋，應該逐步地進軍，先荊襄、再兩淮，然後是長江。因為南宋的主要戰略是，“有荊襄地區則可以確保兩淮，有兩淮則可以確保江南”。如今我們應當攻其必保。

    這個以荊、襄地區為進攻重點的方略，甚至要早於後來叛逃的劉整所說的：“攻宋方略，宜先攻襄陽，若得襄陽，則浮漢入江，宋國可平。”它對宋帝國來說是非常致命的。後期北元征服江南，基本上就是郝經和劉整的這個路數。

    在南宋帝國一百五十年的曆史中，北方軍隊對它的進攻，一直是三個方向，西邊是川陝地區，中間是荊、襄，東邊則是江淮地區。在戰略上，金和元早期都采取三路並進。這個戰略雖然能給帝國以極大的震懾，但它本身也有兵力分散，無法相互支援的弊病。

    蒙哥的計劃是上述方案的改進，他以四川為主攻方向，準備占領長江上遊，順流而下。中路和東路作為牽製，讓中遊的宋軍無法對川中進行支援。但是，四川山地較多，易守難攻，短時間很難肅清對手，主力大軍無法抽身沿江而下。因此，這依然並不能快速有效地突破長江防線。

    相反，宋帝國的主要戰略是，在川陝地區依據山地堅固防守，荊襄地區憑借長江為支撐。而江淮地區，雖地勢開闊，不易守禦，但哪裏有帝國戰鬥力較強的江淮軍，以城鎮為依托，對方難以快速取勝。三地通過水道，可以方便的調兵支援，乘隙擊破對手。

    但在川中宋軍受到不斷打擊，已經被大幅削弱，無力出川增援的情況下，集中攻擊襄陽地區則抓住了要害。襄陽在漢水邊，是荊襄防區的前哨，一旦丟失，對手則可以順漢水入江，沿江而下，江浙地區盡在囊中。

    帝國的太祖平定南方，就是走的這條路，所以才有郝經和劉整類似的建議。可是這個戰略還需要個條件，那就是需要有一支水師。這個條件等劉整到北方之後，才算真正具備。

    儒生們在燦爛的宋代文明隕落過程中，下手不狠嗎？罵他們幾句並沒有冤枉了他們，因為最了解我們的，就是他們這些所謂的自己人。

    郝經給忽必烈的第二個建議更重要，因為這關係到老忽的汗位。

    “及世祖渡江圍鄂州，聞憲宗崩，召諸將密議，經複進議曰：……且阿裏不哥已行赦令，令脫裏赤為斷事官、行尚書省，據燕都，按圖籍，號令諸道，行皇帝事矣。雖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獨不見金世宗、海陵之事乎！若彼果決，稱受遺詔，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赦江上，欲歸得乎？”

    蒙哥在四川的死訊傳來，忽必烈立刻召集眾人商議。郝經再度進言：阿裏不哥已經下了大赦令，收買人心。並且他還任命脫裏赤為斷事官、行尚書省，占據燕都，根據圖冊戶籍，號令各地，這就是拿自己當皇帝了。老忽你雖然收買了不少人心，而且手中有重兵，但金世宗不就是乘海陵王南征之時奪位的嗎？如果阿裏不哥行事果斷一點，假稱受遺詔，立刻即汗位，詔告天下，您有家都回不去了。

    對於了解幾千年權力鬥爭史的儒生們來說，這裏麵的道道，他們是很清楚的，阿裏不哥等人真的差了點火候。

    接著，郝經又建議忽必烈：“置輜重，以輕騎歸，渡淮乘驛，直造燕都，則從天而下，彼之奸謀僭誌，冰釋瓦解。遣一軍逆蒙哥罕靈輿，收皇帝璽。遣使召旭烈、阿裏不哥、摩哥及諸王駙馬，會喪和林。差官於汴京、京兆、成都、西涼、東平、西京、北京，撫慰安輯，召真金太子鎮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矣。”

    郝高參接著說道：“老忽，您應該立刻放棄輜重，輕騎而歸，渡淮河乘驛馬，直奔燕都，隻要您一空降，哪些鳥人的陰謀詭計自然也就玩不起來了。另外，您還應該派一軍前去‘迎接、保護’蒙哥的靈車，防止玉璽‘丟了’。然後再派人召旭烈兀、阿裏不哥、摩哥等兄弟，以及各位王公駙馬，一起到和林來辦喪事。同時派人到各地去安撫人心，並讓真金太子坐鎮燕都。如此，把情況挑明了，事情也就定了。”老忽您看，這並不複雜吧？

    忽必烈按這個建議做了，最終他登上了北元帝國的頂峰。但好象其中的陰謀詭計少了點，這就在另一個人身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