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四十七章戰時體製（二）

    東是真的認為大宋應該建立某種、相對於這個時代的戰時體製，因為他知道蒙古帝國從草原上崛起，乃至於橫掃歐亞大陸的原因。

    自古以來，作為部落首領的“汗”，過去草原上是很多的。他們中的最強者，無論是過去匈奴的單於、還是突厥的可汗，均沒有真正做到一統草原大漠。隻有一人做到了，這就是鐵木真。

    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國之所以能強橫一時，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他打破了草原上傳統的部族管理模式、建立了一種可以說是“兵牧合一”的舉國軍事體製。

    在他統治下的草原牧民，最重要的管理者不再是過去大大小小的“汗”，而是帝國大汗分封或指派的“千戶那顏”。“那顏”之下，還有“百戶”、“十戶”；而再往上，則為帝國“萬戶”高級將領及貴戚。

    “千戶”這個名稱，後世的明代仍然采用，足見其留下來的影響。

    “那顏”除了所轄牧民，還有帝國大汗指定的草地、牧場。他們通常管管一般事務，戰時則領兵出征。這就是蒙古帝國獨特的“那顏”管理製度。

    與此相應的是，草原牧民中的成年男子，平日放牧，一旦大汗有令，則立即隨“千戶那顏”出征為兵。

    如此體製下的社會，說它基本上就是一個軍事社會，這是不過分的。

    由此，蒙古帝國擁有了相對當時世界各地、一種更高效、更快速的戰爭動員能力。

    後人評價成吉思汗是軍事天才，客觀地講，並沒有誇張。

    東說道：“老師，文相，我大宋的對手，是曆代以來前所未有之大敵，要想徹底擊敗它，並不容易。”

    陸秀夫和文天祥微微一怔。這可是這個似乎對任何事都滿不在乎的帝國陛下、第一次對對手表示了極大的慎重。

    “曆代以來，無論是狄戎，還是匈奴，甚至是突厥，它們都沒能在統一草原大漠，而北朝則完全不同。從杜滸將軍提供的軍情可以看出，過去的塞外之地，他們現在已全然掌控。”

    東一邊想著史書上的記述，一邊與陸秀夫、文天祥接著說道：“老師、文相，《漢書》中曾有載：匈奴‘士力能彎弓，盡為甲騎。’這就是他們口不過百萬，但可聚十萬以上之軍的原因。”

    《漢書匈奴傳》第一段當中的這句話，它一告訴我們，自古以來草原部族的一個特點，就是隻要能拉開弓的，全部為兵；二揭示了蒙古帝國舉國軍事體製的根源和由來。

    遊牧民族過去的此種特性，主要是由於人丁的稀少，它迫使各部落在爭鬥中必須要投入它所有能上陣的人力。這實際上也反映了人類族群的某些早期特征。

    草原上過去也是爭鬥不斷，鐵木真他自己就是在這種爭鬥的環境中長大。

    如果從戰爭的角度來解釋，就是所有草原帝國在戰爭中采用的，其實都是一種舉國動員體製。這無論是他們在草原上爭霸時，還是在向外擴張中，均如此。

    “在這點上，我大宋實在是不如遠甚。”帝國陛下歎曰。

    東其實就認為，如果拋開其它因素，這種因習俗而形成的體製差異，是人口、經濟、生產能力、技術均遠超周邊的煌煌大宋，甚至是每一個中原王朝，在與遊牧民族的博弈當中，多半處於被動狀態的原因之一。

    宋瑞聽了陛下的話，還在沉思。陸秀夫則瞪直了眼，駭然地看著他的“好學生”。

    東趕緊擺了擺手：“老師您不要誤解，朕不是要天下人都去打仗。”

    俺的好老師哎，您的學生還沒瘋狂到要讓天下之人全當兵。隻要這個帝國處於大一統的狀態，就憑它相對世界其它地方龐大的人口基數，就根本不可能出現讓所有人全上陣的情況。

    “朕之所言，隻是要佐證一點，當別人在傾國而戰時，我大宋遠沒有將自己的全部力量都投入到雙方的對決當中去。”

    陸秀夫喃喃地語道：“陛下此言，臣以為值得商榷。過去朝廷在養兵上的花費，始終巨大。”

    東翻了他一眼：“老師，光將錢花出去了，這是遠遠不夠的。更重要的，是朝廷要將所有的心思、精力全用到戰事上。”

    見陸夫子還沒有轉過彎來，東接著說道：“遠的講，靖康之難中，金人圍城前後有兩次。如果朝廷當時在金人第一次退走之後，能積極準備，靖康大難還會不會發生？而不久之前的北兵南下，朝廷如果又能早有準備，我等還會淪落到海上嗎？”

    關於靖康之難中的第一次圍城，宋人自己都說：“金人既出境，朝廷措置多不急之務，……”至於南宋的末期，隻能形容為手足無措。

    說當時的朝廷眾人在思想上根本沒有處於戰爭狀態的認識，冤枉他們了？

    宋人林升在詩中又是如何寫的？“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熏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當別人已經全力以赴之時，你仍然還在醉生夢死，國又豈能不亡？

    宋瑞看了陸君實一眼，淡淡地說道：“陛下，昔日漢武，曾舉全國之力與匈奴一戰，然其導致天下百姓疲敝。”

    東看了看他，同樣淡淡地說道：“漢武帝固然使天下百姓疲敝，但其與五胡亂華，以及金人、元人對中原的入侵所帶來的生靈塗炭，文相以為，孰輕孰重？”

    兄弟我知道，文帥哥您這是在為咱好，是在規勸咱，怕咱在邪惡的道路上越滑越遠。

    因為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就評講到：“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

    在他老夫子的眼裏，漢武帝和秦始皇這個暴君幾乎相差無幾。

    漢武帝的確有過，別的不講，他在當時嚴厲打擊商人就很值得商榷，因為無論如何，這種做法導致了帝國商業的一種倒退。至於史書上的其它指責，咱也沒必要否認。

    但是，在反擊匈奴這件事上，兄弟我卻絕對認同漢武帝。作為一個史學家，如果沒有五胡亂華、甚至是五代十國在前，司馬光這樣寫都可以理解。而有了比較之後，就完全不應該。

    後世的一些人以漢武帝為例的什麽“勞民傷財”、“窮兵黷武”的言論，早就應該休已，因為曆史已經設立了反問，可他們卻將曆史的雙項選擇題改成了單選題。

    如果一定要加一個選項，咱還是老話，讓他們去勸說別人不要來弱肉強食如何？

    陸秀夫和文天祥再度相互看了一眼。

    帝國陛下提出來的一些問題、一些的觀點，對這兩夫子來說，有時候真的很難回答或反駁。但他們很明白一點，這個狡詐的帝國陛下又早就開始玩手腳。因為在帝國新的土地賦稅政策中，已經有了戰爭稅。顯然，它將是陛下嘴裏所謂的戰時體製中的政策之一。

    事實上，他們的內心裏很難說沒有抵觸，至少是不對味。因為陛下的“所言”，再加上以前他的“所行”，很有點將來要“窮兵黷武”的傾向。而“窮兵黷武”對帝國士大夫的影響，除了負麵還是負麵。

    如果不是陛下有言在先，朝廷應設立兩種體製，他們會不會再度聯起手來給這小子“上課”，你真的不好說。可他們現在都真的很想知道，這個“戰時體製”到底是怎麽一回事。

    “陛下，臣願聞戰時體製之詳。”這兩夫子異口同聲地說道。

    東其實也明白，他所謂的戰時體製論調，僅僅是一個提示，大宋要完全建立這種製度，還有很多事今後要做。因為在後世戰時體製的背後，是政府對治下百姓更強的控製力、以及百姓對國家更高的認同。換句話，也就是有遠超這個中古時代的國家凝聚力。

    從某種程度上講，成吉思汗做到了第一步，他遠沒有做到第二步，這就是他身後龐大的帝國很快瓦解的原因之一。

    可他也認為，雖然完全建立這種體製的條件還不具備，在帝國應對戰爭的能力上進行一些改進，則現在就必須著手進行。而要做到這點，首先就必須改變一些過去的觀念。

    這是由於，觀念不改變，再好的體製，它也會流於形式，起不到真正的作用。就像這個堂堂大宋朝，錢花出去了，而且還不少，可真的達到了它應當有的效果了嗎？

    況且他現在拿出來的，很多就是後世的戰時體製，真的來解釋，實在是太複雜了點，根本不是幾句話就能解說。但他決定，先將大的原則定下來。

    “老師，文相，所謂的戰時體製，就是朝廷麵臨戰事之時所要采取的種種舉措，它應當事先就有規製，但隻有當帝國處於戰爭的情況下才能實施。而什麽情況表明帝國已經進入戰爭狀態？朕認為，一是別人對我大宋已開戰入侵，二就是宣戰。”

    別人都打進來了，你難道還要自欺欺人地說自己不處於戰爭狀態？嚴格來說，整個大宋就始終處於戰爭狀態。

    而全麵宣戰，這個時代也不是沒有。就像雖然忽必烈早已動手，但他在至元十一年正式下詔伐宋之時，它就相當於後世的正式宣戰書了。

    “這些規製的目的就一個，集中帝國的全力投入到戰爭中去，擊敗帝國的敵人，早日結束戰爭。”

    “至於具體的舉措，朕認為應分為民政和軍事兩個方麵。而這些，就有勞兩位愛卿了。”

    兄弟我之所以當初將文帥哥給“頂”到兵部，真正的原因就在這裏，因為他要做的事，更需要遠見卓識。整個朝廷能有這樣眼光的，隻有他一人。至於這對他個人，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哪就天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