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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崇煥充分了解到爭取暫時和平的必要。努爾哈赤的逝世正是一個好機會。這時剛好有一個五台山的喇嘛李喇嘛來到寧遠。滿洲人信佛教，尊崇喇嘛，袁崇煥就請李喇嘛作居間的使者，派了兩名都司和隨從等三十三人，於天啟六年十月去沈陽吊祭努爾哈赤之喪，作初步的和平試探。但他知道朝廷絕不喜歡提“議和”兩字，所以報告朝廷時，隻說是派人去窺探虛實，以決定對之征討呢，還是招安。[7]這種誇大的說法，目的自在滿足皇帝和大臣的虛榮心。

    明清雙方統帥都熟知《三國演義》中的故事，袁崇煥這出“柴桑口臥龍吊喪”，皇太極如何會不省得？他將計就計，於十一月派了兩名使者，與李喇嘛一起來到寧遠，致書袁崇煥，表示了和平的意向。其中說：“你停息幹戈，派李喇嘛來吊喪，並賀新君登位。你既以禮來，我也當以禮往，所以派官來道謝。至於和議一事，我父親上次來寧遠時，曾有文書給明朝朝廷，請你轉呈，但迄今沒有答覆。你的君主如果答應前書，願意和平，應當以誠信為先。”

    書信中將金國（當時滿清的正式國號是“金”，後來才改為“大清”。[8]與中國平頭並列。袁崇煥深刻了解朝廷自高自大，對於文書的體例十分看重，如將來信轉呈，必定要碰大釘子，同時見到信中語氣也不大客氣，便告知使者說，此信格式不合，礙難入奏，將原信交給使者退回。皇太極改寫了信封上的格式，袁崇煥認為仍然不對，又再退回。

    皇太極第三次改寫，自處於較低地位，袁崇煥才收了信。但明朝仍是一貫的不答。

    第二年正月（在金國是天聰元年），皇太極再遣前使，致書袁崇煥求和，信中說：“兩國所以構兵，在於以前明朝派到遼東的官員認為中國皇帝是在天上，自高自大，欺壓弱小部族，我們忍無可忍，才起兵反抗。”下麵照例列舉七大恨，然後提議講和。講和要送禮，要求最初締結和約時中國送給金國金十萬兩、銀百萬兩、緞百萬疋、布千萬疋。締約後兩國每年交換禮物，金國送禮：東珠十顆、貂皮千張、人參千斤。中國送禮：金一萬兩、銀十萬兩、緞十萬疋、布三十萬疋。兩國締結和約後，就對天發誓，永遠信守。

    所提的要求是經濟性的，可見當時滿清深感財政困難，對布疋的需要尤其殷切。

    大概袁崇煥要奏報朝廷，等候批覆，所以隔了兩個月金國使者才回去，隨同明方使者，帶去袁崇煥及李喇嘛的書信各一；猜想朝廷對金方的要求全部拒絕，所以袁崇煥無法作出任何讓步，他的回信內容雄辯，文采煥發，說道：過去的糾紛，都是因雙方邊境小民口舌爭競而起，這些人都已受到了應得的懲罰，再要追究是非，也已無法到陰世地府去細查，隻盼雙方都忘記了吧。你十年苦戰，既然為的隻是這七件事，現在你的仇敵葉赫等等都早給你滅了。為了你們用兵，遼河兩岸死者豈止十人？仳離改嫁的那裏隻有老女一人？遼沈界內人民的性命都不能自保，還說什麽財物？你的仇怨早都雪了，早已誌得意滿。隻不過這些極慘極痛之事，我們明朝難以忍受罷了。今後若要修好，那麽請問：你如何退出已占去的城池地方？如何送還俘虜去的男女百姓？隻有盼你仁明慈惠、敬天愛人而作出決定了。你所要求的財物，以中國物資的豐富，本來不會小氣，隻是過去沒有成例，多取也不合天意，還是請你重行斟酌罷。和談正在進行，你為什麽又對朝鮮用兵？我們文武官屬不免懷疑你言不由衷了。希望你撤兵，以證明你的盛德。

    李喇嘛的信中說：袁巡撫是活佛出世，對於是非道理，心下十分分明，這樣的好人是不容易遇到的，願汗與各王子一切都放開了吧，佛說：“苦海無邊，回頭是岸”。

    皇太極回信給袁崇煥說：過去的怨仇，當然是算了，否則又何必議和修好？你們的土地人民歸我之後，都已安定，這是天意，如果重行歸還，那既違反天意，又對不起人民。金國所以要出兵朝鮮，完全是由於朝鮮不對，現在已講和了。說到“言不由衷”，為什麽你一麵說要修好，一麵卻又派哨卒來我方偵察，收納我方逃亡，部隊逼近我邊界，修築城堡？其實是你才“言不由衷”，我國將帥對你也大有懷疑。至於所要求的“初和之禮”，金銀等可以減半，緞布隻要原來要求的半成。我方也以東珠、人參、狐皮、貂皮等物還贈，表示雙方完全公平。既和之後，雙方互贈仍如前議。如果同意，希望辦得越快越好。

    關於來往書信的格式，皇太極提議：“天”字最高，明朝皇帝低“天”一字，金國汗低明朝皇帝一字，明朝諸臣低金國汗一字。

    他答覆李喇嘛的信中，抱怨明朝皇帝對他的書信從來不加理睬；又說：你勸我“苦海無邊，回頭是岸”，這話很對，但為什麽隻勸我而不去勸明朝皇帝？如果雙方都回頭修好，豈不甚善？

    後來皇太極又致書袁崇煥，抗議他修築塔山、大淩河、錦州等城的防禦工事，認為是缺乏和平誠意，並提議劃定疆界。

    平心而論，明朝朝廷瞧不起金國，於對方來信一概不答，隻由地方官和對方通信，金國也難免氣憤。金國的經濟要求，雖說是雙方互贈，實質上當然是金方大占便宜。金方答應贈送的東珠、人參、貂皮等物，大概最多隻能抵過綢緞布疋的價值，明方付出的每年一萬兩黃金、十萬兩銀子，等於是無償贈與。那時一兩黃金約等於十兩銀子（明初等於四兩，後來金貴銀賤），明朝每年以二十萬兩銀子買得一年和平，代價低廉之至。萬曆末年，熊廷弼守遼之時，單是他一軍每個月的餉銀就需十多萬兩銀子。萬曆晚年征收礦稅，數天之內就搜刮二百餘萬兩，可見每年二十萬兩的“和平費”並不是很大的負擔。如果有了十年和平，大加整編軍隊，再出兵挑戰，主動與被動的形勢就轉過來了。

    為了避免戰爭，向敵人付出若幹金銀財物，如果目的是爭取休整的機會，隻要不是喪失主權和屈辱，並不一定是外交上的失敗。北宋真宗時寇準主持澶淵之盟，對契丹增加“歲幣”（每年支付的和平費），達成相當長期的和平，避免了兩線作戰，得以集中力量去對付另一大敵西夏。當時以及後世史家並不認為是錯誤決策，但寇準後來還是被政敵進讒，說他利用了皇帝。在西洋史上，第八世紀時，來自丹麥的維金人侵入英國，燒殺劫掠，十分殘暴，英國國王阿爾佛萊德組織抗戰，頗有成效，但維金人始終不退，占領了英國整個北方，後來的英國國王無奈，與維金人達成協議，每年付以一大筆歲幣，稱為“丹麥金”（Dane geld），國王向人民征稅，用來付給敵人以購買和平，稅項就叫做“丹麥金”。英國人民雖感到屈辱，但免了戰爭和被劫掠之苦，還是樂於交稅，直到後來諾曼人入侵，將丹麥侵略者逐出英國為止，交付“丹麥金”的時期幾長達二百年。不過兩國對峙，一方付出和平費後，必須好好利用這段買來的和平時期來準備日後的抗戰，但如苟安偷生，不自振作，好像南宋一樣，結果便是滅亡。

    皇太極對於緞布的要求一下子就減少了百分之九十五，而且又建議以適當禮物還報，希望和議盡快辦理，可見對於締結和平的確具有極大誠意。他自知人口與兵力有限，經不起長期的消耗戰。[9]此後每發生一次戰爭，便提一次和平要求。

    明朝當時和滿清議和的障礙，主要是在明朝的文官。

    明朝的大臣熟悉史事，一提到與金人議和，立刻想到的就是南宋和金國的和議，人人都怕做秦檜。大家抱著同樣的心理：“隻要讚成和金人議和，那就是大漢奸秦檜。”這是當時讀書人的“條件反射”。袁崇煥從實際情況出發主張議和，朝臣都不附和。遼東經略王之臣更為此一再彈劾袁崇煥，說這種主張就像宋人和金人議和那樣愚蠢自誤。

    其實，明朝當時與宋朝的情況大不相同。

    在南宋時，金兵已占領了中國北方的全部，邊界要直到淮河，與揚州、南京已相距不遠。議和等於是放棄收複失地。但在明朝天啟年間，金人隻占領了遼東，遼西的南部在明人手中，暫時議和，影響不是極大。

    南宋之時，嶽飛、韓世忠、劉錡、張俊、吳璘、吳玠等大將，都是兵精能戰，金人後方不穩，黃河長江以北的義民紛紛反金，形勢上利於北伐，議和是失卻了恢複的良機。明末軍隊的戰鬥力遠不及金兵，惟一可以依賴的隻西洋大炮。但當時的大炮十分笨重，不易搬動，隻能用於守城，不能用於運動戰，而且並無可以爆炸的炮彈，威力比較有限。

    對於明朝最重要的是，宋金議和，宋方絕對屈辱，每年片麵進貢金帛，並非雙方互贈。宋朝皇帝對金稱臣。[10]然而皇太極卻甘願低於明朝皇帝一級，隻要求比明朝的諸臣高一級。皇太極一再表示，金國不敢與中國並列，隻希望地位比察哈爾蒙古人高一點就滿足了。[11]他和袁崇煥書信來往，態度上是很明顯的謙恭。[12]

    可見宋金議和與明金議和兩事，根本不能相提並論。皇太極明白明人的想法，所以後來索性改了國號，不稱金國，而稱“大清”，以免引起漢人心理上敵對性的連鎖反應。[13]

    袁崇煥和皇太極信使往來，但因朝中大臣視和議如洪水猛獸，談判全無結果。

    當時主張和金人議和，非但冒舉國之大不韙，而且是冒曆史上之大不韙。中國過去受到外族的軍事壓力而議和，通常總是屈辱性的，漢人對這件事具有先天性的反感，非常方便的就將“議和”、“投降”、“漢奸”三件事聯係在一起。後來袁崇煥被殺，“主張和議”是主要罪名之一。

    當軍事上準備沒有充分之時，暫時與外敵議和以爭取時間，中國曆史上兩個最出名的英主都曾做過。漢高祖劉邦曾與匈奴議和，爭取時間來培養國力，到漢武帝時才大舉反擊。唐太宗李世民曾與突厥議和（那時是他父親李淵做皇帝，但和議實際上是李世民所決定），等到整頓好軍隊後才派李靖北伐，大破突厥。不過這不是中國曆史上傳統觀念的主流。主流思想是：“與侵略本國的外敵議和是投降，是漢奸。”

    其實，同是議和，卻有性質上的不同，決不能一概而論。基本關鍵在於：議和是永久性的投降？還是暫時妥協、積極準備而終於大舉反攻、得到最後勝利？單是在現代史上，後者的例子就多得很。共產黨人尤其善於運用，如列寧在第一次大戰時與德國議和，抗戰勝利後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訂停戰協定，北越、南越越共與美國、西貢政府簽訂巴黎停戰協定等都是。議和停戰隻是策略，決不等於投降。策略或對或錯，投降通常是錯。然而明末當國的君臣都是庸才，對於敵我雙方力量的對比、大局發展的前途都茫無所知，既無決戰的剛勇，也無等待的韌力。那時為了對滿清及民軍用兵，賦稅大增，人民生活困苦之極，國庫入不敷出，左支右絀，百廢不舉，對軍隊欠糧欠餉，裁撤驛站（既破壞了必要的交通及通訊設備，大量失業的驛卒更成為造反民軍的骨幹，李自成即為被裁的驛卒），如能有十年八年的休戰言和，對朝廷和人民都是極大好事。袁崇煥精明正確的戰略見解，朝廷中君臣下意識的認為是“漢奸思想”。

    袁崇煥當然知道如此力排眾議，對自身非常不利，然而他已將自身安危全然置之度外，隻是以大局為重。[14]以他如此剛烈之人，對聲名自然非常愛惜，給人罵作“漢奸”，那是最痛苦的事。比較起來，死守寧遠、抗拒大敵，在他並不算是難事，最多打不過，一死殉國便是，那是心安理得的。但要負擔成為“曆史罪人、民族罪人、名教罪人”的責任，可艱巨得多了。越是不自私的人，越是剛強的人，越是不重視性命而不肯忍受恥辱。越是儒家的書讀得多，心中曆史感極其深厚的人，越是寶貴自己的名節。文天祥〈正氣歌〉中所舉那些慷慨激烈的事跡，如張巡睢陽死守，顏杲卿常山罵賊，袁崇煥做起來並不困難。對於性格柔和的人，當然是委曲求全易而慷慨就義難，在袁崇煥這樣的偉烈之士，卻是守寧遠易而主和議難。主張議和，他必須違反曆史傳統、違反舉國輿論、違反朝廷決策、更違反自己的性格。上下古今，一切都反，連自己都反。

    他是個衝動的熱情的豪傑，是“寧為直折劍、猶勝曲全鉤”的剛士，是行事不顧一切、“幾大就幾大”的蠻子，可是他終於決定：“忍辱負重”。

    在他那個時代，絕無現代西方民主社會中尊重少數人意見的習慣與風度。連袁崇煥自己在內，都相信“國人皆曰可殺”多半便是“可殺”。那是一個非此即彼、決不容忍異見的時代，是正人君子紛紛犧牲生命而提出正義見解的時代。卑鄙的奸黨越是在朝中作威作福，士林中對風骨和節操越是看重。東漢和明末，是中國曆史上讀書人道德價值最受重視的兩個時期。歲寒堅節，冰雪清操，在當時的道德觀念中，與“忠”、“孝”具有相同的第一等地位。他很愛交朋友，知交中有不少是清流派的人。如果他終於因主和而為天下士論所不齒，對他將是多麽嚴重的事。當魏忠賢灼手可熱之時，他手下一般趨炎附勢之徒將反對派都稱為“東林黨”，名之曰“奸黨”。袁崇煥與清流派關係密切，但因手統雄兵，為關外重鎮，所以沒有名列“東林黨人榜”，袁崇煥反以此為愧，耽心不得流芳千秋。[15]

    他對金人的和談並不是公開進行的，因此並沒有受到普遍的抨擊，但他當然預料到將來終於要公開，清議和知友的譴責不可避免的會落到他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