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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程本直〈漩聲〉中引袁崇煥的話說：“予何人哉？十年以來，父母不得以為子，妻孥不得以為夫，手足不得以為兄弟，交遊不得以為朋友，予何人哉？直謂之曰：‘大明國裏一亡命之徒也’可也。”

    十四

    袁崇煥死後，他的冤枉漸漸為世人所知，趙翼《廿二史劄記》認為，當時傳布通敵謠言的，主要是崇禎身邊有權有勢的太監。直至清朝修《明史》，根據《太宗實錄》中的記載，才在〈袁崇煥傳〉中照實記載皇太極設計使間。此後悼念和憑吊袁督師的詩文甚多，尤其是廣東人，如康有為、梁啟超等等。一九五二年，葉恭綽（廣東番禺人）和柳亞子、李濟深、章士釗等四人聯名致書毛澤東主席，要求保全並修葺北京城內的袁崇煥墓。毛氏於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五日覆書葉恭綽，其中說：“……近日又接先生等四人來信，說明末愛國領袖人物袁崇煥先生祠廟事，已告彭真市長，如無大礙，應予保存。此事嗣後請與彭真市長接洽為荷。”（《毛澤東書信選集》第四三三—四三四頁）可見新時代的中國當局對他仍有正麵評價。參加重修袁墓袁祠的，除上述四人外，還有蔣光鼐、蔡廷鍇等廣東籍的著名軍人。

    袁崇煥的內心世界，隻能從他的詩作中約略可以見到。他妻子姓黃，袁的遺詩中有〈寄內〉一首，是寫來寄給妻子的：“離多會少為功名，患難思量悔恨生。室有菜妻呼負負，家無擔石累卿卿。當時自矢風雲誌，今日方深兒女情。作婦更加供子職，死難塞責莫輕生。”他自己在外抗敵作戰，奉養老母的責任隻好請妻子負起了。何壽謙《鄉先正袁崇煥督師事略》記，袁被磔死後，“妻黃氏投江死，屍流至赤水峽，鄉人哀而葬之。《鐔津考古錄》為立烈婦傳。”兄弟妻子充軍三千裏，恰好充軍到袁崇煥做過知縣的福建省邵武縣，袁為官清廉，邑人紀念他的功績，善待他的遺屬，袁鈺有一首詩說這件事：“家徒四壁久蕭然，骨肉流離舊治遷。身後尚收廉吏報，邑中共說大夫賢。曾為上將惟知死，本是文官不愛錢。白發高堂年八十，留居破屋割三椽。”袁崇煥曾有〈憶母〉詩一首：“夢繞高堂最可哀，牽衣曾囑早歸來。母年已老家何有，國法難容子不才。負米當時原可樂，讀書今日反為災。思親想及黃泉見，淚血紛紛灑不開。”

    袁崇煥中進士的主考官韓爌，是東林黨的有名人物，袁崇煥在天啟年間被魏忠賢逼迫而落職，韓爌很傷心，因而流淚。袁崇煥大為感動，賦詩一首，〈聞韓夫子因煥落職泣賦〉：“整頓朝端誌未灰，門牆累及寸心摧。科名到手同危事，師弟傳衣作禍胎。得附青雲能不朽，翻令白眼漫想猜。此身早晚知為醢，莫覆中庭哭過哀。”“醢”是斬為肉醬，漢高祖殺大功臣，往往將其醢為肉醬，賜給其他功臣以威嚇。袁崇煥自料個性鯁直，遲早會給皇帝醢了，勸老師韓爌將來不要把我的肉醬倒在中庭而傷心。不料此詩竟然成讖。他也常常想到“功成身死”的問題，認為隻要存心清白，不必學張良那樣明哲保身，功成身退，從赤鬆子遊。袁崇煥認為韓信不聽蒯通的勸告，不起兵造反是對的，雖給呂雉（高祖後呂後）用計殺了，但一死成名，是正確的下場。遺詩〈韓淮陰侯廟〉：“一飯君知報，高風振俗耳。如何解報恩，禍為受恩始。丈夫亦何為？功成身可死。陵穀有變易，遑向赤鬆子。所貴清白心，背麵早熟揣。若聽蒯通言，身名已為累。一死成君名，不必怨呂雉。”

    古時，一位了不起的大人物逝世，往往有神話傳說附在他的身上。《東莞縣誌》記載了一則傳說：東莞水南修三界廟，袁崇煥曾為撰碑文，縣誌中說：“相傳袁崇煥為三界神托生，兒時患背瘡久不愈，會修廟，神像背為漏痕滴破，葺補之，瘡遂痊。及死柴市時，其夜司祝聞神言，謂：‘辛苦數十年，乃今得休息矣！’怪之，後得崇煥死信，眾鹹驚異，當時祀於三界廟後。”

    袁崇煥枉死，天下冤之，千百首悼詩，我以為都不及那位三界神所說“辛苦數十年，乃今得休息矣！”一語感人之深。想像袁崇煥數十年中邊關拚命，拋妻別母，生死以之，自期“功成身可死”，直到真的給皇帝殺了，才得休息，真不禁熱淚盈眶矣。

    十五

    崇禎所以殺袁崇煥，並不隻是中了皇太極的反間計那麽簡單。如果是出於一時誤信，可說他隻是愚蠢。《三國演義》寫曹操誤中周瑜反間計，聽信蔣幹的密報，立刻就殺了水軍都督蔡瑁、張允，等到兩人的首級獻到帳下，曹操登時就省悟了，自言自語：“我中計了！”那隻是片刻之間的事。然而崇禎於十二月初一將袁崇煥下獄，到明年八月十六才處死，中間有八個半月時間深思熟慮。他曾幾次想放了袁崇煥，要他再去守遼，因此有“守遼非蠻子不可”的話，從宮中傳到外朝來。[1]既然有這樣的話，當然已充分明白皇太極的反間計。他稱袁崇煥為“蠻子”，那是既討厭他的倔強，卻又不禁佩服他的幹勁和才能。

    然而為什麽終於殺了他？顯然，崇禎不肯認錯，不肯承認當時誤中反間計的愚蠢。殺袁崇煥，並不是心中真的懷疑他叛逆，隻不過要隱瞞自己的愚蠢。以永遠的卑鄙來掩飾一時的愚蠢！

    為什麽隔了這麽久才殺他？因為清兵一直占領著冀東永平等要地，威脅北京，直到六月間才全部退出長城，在此以前，崇禎不敢得罪關遼部隊。要等到京師的安全絕對沒有了問題才動手。在此以前，他不是不忍殺，而是不敢殺。他對袁崇煥又佩服、又害怕，內心有極強的自卑感。殺袁崇煥，是自卑感作祟。

    當滿清大軍兵臨北京城下，辮子兵燒殺擄掠的消息不斷傳入耳中，崇禎心中充滿了驚恐，就像嚇壞了的困鼠撕殺同類一樣，隻聽到一個毫不足信的謠言，便下令將袁崇煥投入獄中。他怕這個人的英悍之氣，怕他的蠻勁和戰鬥精神，怕他在手握兵權之際搶了自己的皇位，南宋時高宗趙構殺嶽飛，這種心理也有作用；他的祖宗朱元璋殺大將李文忠、馮勝、傅友德、朱亮祖、藍玉，是怕自己死後這些大將搶兒孫的皇位。隻不過比之朱元璋與趙構，崇禎更加年輕，更加缺乏才能、智慧、經驗、知識，更加暴躁多疑。他如果放了袁崇煥出獄，命他帶兵抗清守城，隻證明自己的愚蠢和懦怯。越是愚蠢懦怯的人，越是不肯承認。認錯改過，需要智慧，需要勇氣，他所沒有的，正是這些品德。

    崇禎在位十七年，換了五十個大學士（相當於宰相或副宰相），十四個兵部尚書（那是指正式的兵部尚書，像袁崇煥這樣加兵部尚書銜的不算）。他殺死或逼得自殺的督師或總督，除袁崇煥外還有十人，殺死巡撫十一人、逼死一人。十四個兵部尚書中，王洽下獄死，張鳳翼、梁廷棟服毒死，楊嗣昌自縊死，陳新甲斬首，傅宗龍、張國維革職下獄，王在晉、熊明遇革職查辦。可見處死大臣，在他原不當是一件大事。這些兵部尚書中，有些昏憒胡塗，有些卻也忠耿幹練，例如傅宗龍，隻因為向崇禎奏稟天下民窮財盡的慘狀，崇禎就大為生氣，責備他道：“你是兵部尚書，隻須管軍事好了，這些陳腔濫調，說它幹什麽？”後來便將他關入獄中，關了兩年。

    崇禎傳下來的筆跡，我隻見到一個用在敕書上的花押，以及“九思”兩個大字。“九思”出於《論語》。孔子說：君子有九種考慮：看的時候，考慮看明白了沒有；聽的時候，考慮聽清楚了沒有；考慮自己的表情溫和麽？態度莊重麽？說話誠懇老實麽？工作嚴肅認真麽？遇到疑難，考慮怎樣去向人家請教；要發怒了，考慮有沒有後患；在可以得到利益的時候，考慮是不是該得。這就是所謂“九思”。[2]此人大書“九思”，但自己顯然一思也不思。倒是在死後，得了個“思宗”的諡法，總算有了一思。

    崇禎既大書“九思”，《論語》、《孟子》這種儒家典籍當然是熟悉的。袁崇煥考中進士，四書五經非熟讀不可。當袁崇煥從錦寧前線率師回援北京之時，我真希望他的幕僚或朋友能抄一段孟子的話給他看。《孟子·離婁》：“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袁崇煥援軍抵達北京城下，崇禎不體恤兵將遠來勞苦，反而對之疑忌，不準進城休息，早已“視臣如土芥”了，袁部即使不視他為寇讎，也大可不必再為保衛他而拚命血戰。

    我九歲那一年的舊曆五月二十，在故鄉海寧看龍王戲。看到一個戲子悲愴淒涼的演出，他披頭散發的上吊而死，臨死時把靴子甩脫了，直甩到了戲台竹棚的頂上。我從木牌子上寫的戲名中，知道這出戲叫作“明末遺恨”。哥哥對我說，他是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禎。當時我隻覺得這皇帝有些可憐。

    一九五○年春天，我到北京，香港《大公報》的前輩同事李純青先生曾帶我去崇禎吊死的煤山觀光懷舊，望到皇宮金黃色的琉璃瓦，在北京春日的豔陽下映出璀璨光彩，想到崇禎在吊死之前的一刹那曾站在這個地方，一定也向皇宮的屋頂凝視過了，盡管這人卑鄙狠毒，卻也不免對他有一些悲憫之情。

    他孤獨得很，身邊沒有一個人可以商量，因為他任何人都不相信。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七日，北京在李自成猛攻下眼見守不住了，他召集文武百官商議，君臣相對而泣，束手無策。他用手指在案上寫了“文臣個個可殺”六個字，給身邊的近侍太監看了，當即抹去。他在自殺之前，用血寫了一道詔書，留在宮中，對李自成說，這一切都是群臣誤我的，你可以碎裂我的屍體，可以將我的文武百官盡數殺死。[3]可見他始終以為一切過失都是在文武百官，痛恨所有為他辦事的人。

    他哥哥天啟從做木工中得到極大樂趣，依戀乳娘，相信魏忠賢一切都是對的，精神上倒很平安。崇禎卻隻是煩躁、憂慮、疑惑、彷徨，做十七年皇帝，過了十七年痛苦的日子。拚命想辦好國家大事，卻完全不知道怎麽辦才是。

    皇帝是不能辭職的！

    他沒有一個真正親信的人，他連魏忠賢都沒有。他沒有精神上的信仰，一度聽了徐光啟的勸告而信奉天主教，但他的愛子悼靈王生病，天主沒有救活孩子的性命，他便對天主失卻了信心。他沒有真正的愛好。他不好女色，連陳圓圓這樣的美女送進宮去，他都不感興趣而遣出宮來。

    在中國幾千年曆史中，君主被敵人俘虜或殺死的很多，在政變中被殺的更多，但臨危自殺的卻隻有崇禎一人。由於他的自殺，後人對他的評價便比他實際應得的好得多。隻因他不好酒色，勤於政事，後人就以為他本身是個好皇帝。甚至李自成的檄文中也說他並不真的十分胡塗，隻不過受到欺蒙，一切壞事都是群臣幹的。[4]隻因他遺詔中要求李自成不要殺死一個百姓，後人便以為他真的愛百姓（難道他十七年中所殺的百姓還少了？）。隻因他說過“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皆亡國之臣”，後人便以為明朝所以亡，責任是在群臣身上。其實他說這樣的話，就表明他是合理的亡國之君。他擁有絕對的權力，卻將中興之臣、治國平天下之臣殺的殺、罷的罷，將一批亡國之臣走馬燈般換來換去，那便構成了亡國之君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