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股文取士，是明清時期科舉選官製度的主要特點，體現在考試內容和文章格式兩個方麵。

    通過考試選官，到底考什麽內容？從隋唐科舉製創立以來，經曆了複雜的變化，或以對儒家經典的記誦為主（帖經），或以對當前國家統治麵臨的現實問題提供解決方案為主（對策、對時務策），或以文章寫作水平的高下為準。

    考試內容是考試指揮棒能否發揮正麵作用的關鍵。隨著宋代以後社會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統治階級的知識水平和從政能力都有很大提高，而思想意識對鞏固王朝統治的重要性日益突出。

    以《四書》為代表的程朱理學，是古代政治家、思想家長期摸索出來的統治理論。

    程朱理學強調

    “明天理，滅人欲”，主要對象是統治集團以及作為其後備軍的封建士人，而不是為了毒害廣大人民。

    士人通過學習

    “程朱之說”，有利於樹立起對王朝的忠誠和治理天下的公心，是解決

    “時弊”的一個有力手段。明朝科舉考試基本內容，開始是《五經》、《四書》並重，後來逐漸發展成主要根據《四書》成績錄取，正是在以上背景下出現的變化。

    這個變化是符合曆史發展趨勢的。八股文取士，雖主要考《五經》、《四書》，以至專重《四書》，但卻不采用要求考生死記硬背之法，而是規定必須撰寫文章，闡述經義，以

    “代聖賢立言”。這種做法的一個重要背景是，強調對儒家經典的記誦，容易產生死記硬背之弊，而強調對儒家經典的理解發揮，又容易陷入

    “妄作主張”的境地。通過

    “代聖賢立言”式的闡述經義的考試，則不但要認真讀經書，而且要讀書得法，在認真閱讀五經、《四書》及權威注疏之後，努力體會

    “聖賢之意”，真正做到

    “明天理，滅人欲”，掌握古代統治經驗。一方麵防止了死記硬背，另一方麵又防止了束書不讀，胡亂聯係曆史與現實，故為新奇詭異之論的毛病。

    從考試內容上說，要求

    “代聖賢立言”的闡述經義的考試，在古代社會中似乎是一種理想的手段。

    也就是說，在以儒家思想為指導、以鞏固王朝統治為目的的傳統政治格局中，八股取士是能夠找到的最好辦法了。

    八股取士的另外一個方麵就是對文章格式的要求，所謂

    “排比有定式”。明清科舉考試中的文章，一般需要四組文句，每組兩個段落，相互對仗。

    因共有八個段落，即八股，故稱八股文（又稱時文、製義、製藝等）。

    對科舉取士來說，它有一個優點，就是對仗工穩與否，標準很具體，使考官對內容大體達到要求的若幹考卷，容易判定高下，避免引起糾紛爭論。

    這在考生多，錄取名額少的條件下，是至關重要的。曆史上的科舉，從來都十分重視這一類的標準，八股對仗就是北宋以後發展起來的一種文章格式，到明清時期正式用於科舉考試。

    也就是說，麵對應舉人數多而錄取名額少的矛盾，在考試形式的設計中，強調容易判別高下的客觀標準，防止考官的主觀升降和徇私舞弊，是一個沒有辦法的辦法。

    八股取士製度是明清統治集團為選拔人才，經過長期摸索，總結經驗教訓，最後確定下來的。

    從考試內容上說，繼承發展的是北宋以來所肯定的一種指導思想，即通過闡述經義，最有利於督促士人閱讀《四書》、五經，體會聖賢心意，以培養、選拔合乎規格統治人才。

    從文章格式上說，繼承發展的卻是詩賦寫作中的規矩準繩，以此種文學領域的規矩為楷模，經過長期摸索，演變而成的一種文章格式。

    這樣一套製度，從最初指導思想看，決不是為了禁錮士人思想，陷士人於愚昧無知。

    但是在客觀上，八股取士後來逐漸成為了禁錮思想的選官製度。尤其是八股對仗這種格式，一方麵整段整段地對仗，難度較大，限製了士人自由表達思想；另一方麵，為了照顧排比對仗，內容又容易流於敷衍、空疏，所以明、清兩代一直有人反對八股取士。

    可是，又不可能有更合理的辦法。這就是中國古代專製主義國家體製內選官製度麵臨的困境。

    今天也有人反對高考，反對客觀題的標準化、程式化，但我們現在確實找不到能夠取代高考更好的公平選撥人才的辦法，因為我們決不能退回到

    “保送”時代。網摘

    明代成化年間(1495-1487) ，科舉考試之法又大大變更，用排偶文體闡發經義，稱為“八股”，亦稱“時文”、“製義”或“製藝”。以後便承襲下來，格式愈益嚴格，文章越發空虛，直至清末光緒三十一年(1905)才廢除。所謂八股文，每篇由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後股、束股八部分組成。破題，開首用二句設破題意。承題，用三四句或五六句承接破題的意義加以說明。起講，用數句或十數作為議論的開始，隻寫題大意，宜虛不宜實。入手一二句或三四句，為起講後入手之處。以下起股至束股才是正式議論中心。這四股中，每股又都必須有兩股排比對偶的語句，一般是一反一正，一虛一實，一淺一深，亦有聯屬者，共合八股，故名八股文。全篇總字數， 順治時定為550字，康熙時增為650字，最後改作700字。八股文的試題出自四書，應試者必須按四書五經的代聖賢立言，依格式填寫，因而具很大的局限性，弊病尤大。然而明清取士，卻以科舉為重，而科舉又以八股文為主，於是教育重心當然就完全放在如何教八股文與如何做八股文上了，嚴重束縛了學子的思想與才華。

    八股取士 明清朝選拔官吏沿用科舉製度。科舉考試隻許在四書五經範圍內命題，文體嚴格限於

    八股文，應考者不能發揮個人見解。明朝統治者用“八股取士”來禁錮知識分子思想。考中做官的，

    很多成為皇帝的忠順奴仆。

    明朝的科舉考試分三級進行。省級考試叫鄉試，及格者稱為舉人；舉人到京參加會試，合格者稱

    為貢士；貢士再參加皇帝主持的殿試，考中者稱為進士。進士的前三名分別稱為狀元、榜眼和探花。

    中舉的知識分子，都能享受一些特權，可以免除差役和稅糧，進士都有官做。

    首先是它敗壞了讀書種子。士人為了掙得功名，皓首窮經，揣磨聖賢的言行和時文的程墨。

    到了後來，連經書也不讀了，隻

    “記其可以出題之篇，及此數十題之文而已”(顧炎武《日知靈·擬題》)。

    清代徐大椿有譏刺士人的《道情》說：“讀書人，最不齊。爛時文，爛如泥。國家本為求生計，誰知道變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題，兩句破題，擺尾搖頭，便道是聖門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宋皇、漢祖是那一朝皇帝?案頭放高頭講章，店裏買新科利器。讀得來肩背高低，口角噓唏。甘蔗渣兒，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負光陰，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騙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氣。”(據袁枚《隨園詩話》卷十二引)這類讀書人究竟於世何補?

    顧炎武《日知錄·擬題》憤而指出：“愚以為八股之害等於焚書，而敗壞人材，有甚於鹹陽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餘人也。”甚至有人認為，明代亡國，就是用八股試士的緣故。

    “崇禎末，有人擬一儀狀雲：‘謹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禎夫婦兩口，奉申贄敬。晚生文八股頓首。’貼於朝堂，亦憤世疾俗之忠言也。”(見呂留良《東莊詩集·真進士歌》自注)甲申之變，崇禎自縊，這一儀狀真的成了明社覆亡的讖語。

    其次是它缺乏實用的價值。八股文一意代聖賢立言，遠離現實，隻能作為博取科舉功名的

    “敲門磚”，別無它用。像歸有光，既是時文大家，又是古文巨擘。雖然二者同樣當行出色，但是人們唯獨記得他

    “直據胸臆，信手寫來”的《先妣事略》《寒花葬誌》《項脊軒誌》等抒情記事之文，那才是他的

    “宇宙一樣絕好文字”(王慎中《答茅鹿門知縣書》)。因為八股文缺乏實用的價值，所以一經趕下曆史舞台，就失去了它的立身之所。

    不像詩賦，當不再被用作考試工具時，仍舊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以至於當今猶未衰竭。

    誠然，八股文也間曾有過實用的個例，像晚明的一些篇章觸及到時政的弊端，像清代尤侗的《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抒風月之情懷，像近人楊度《

    “顏淵季路侍”章》寫共產主義者理想，都不過是個別士人的偶爾筆觸，或個別才子的一時逸興，終至成為曆史的絕響。

    三是它形式主義嚴重。八股文有不少清規戒律，諸如怎樣破題、承題、八股、落下……，如何起、承、轉、合，都有著嚴格的規定，甚至在字數上也限定為五百或七百字。

    繁瑣的程文格式，驅使人們隻能亦步亦趨，不敢逾閑半步。顧炎武《日知錄·程文》指出：“文章無定格；立一格而後為文，其文不足言矣。”後來有人對這種程文爛調，仿墨卷作比語嘲之道：“天地乃宇宙之乾坤，吾心實中懷之在抱，久矣夫千百年非一日矣，溯往事以追維，曷勿考記載而誦詩書之典要；元後即帝王之天子，蒼生乃百姓之黎元，庶矣哉億兆民中已非一人矣，思入時而用世，曷弗瞻黻座而登廊廟之朝庭?”隻求形式，了無內容，架床疊屋，時文之劣下者一至如斯!

    四是它命題了無新意。《四書》《五經》總共隻有那麽多字數，那麽多句子，又能出多少題目呢?

    數百年裏，每一章、每一節、每一句都作過了題目，都被無數的士人做爛了，於是便出現了所謂截上、截下、冒上、冒下、冒上下兩截，以至長或短、有情或無情截搭題，等等難以枚舉的命題門法，斬頭去尾，語句不通，張冠李戴，亂點鴛鴦，無奇不有。

    所以顧炎武《日知錄·擬題》感歎道：“今日科場之病，莫甚於擬題。”鹹豐年間，俞樾為河南學政，割裂《論語》

    “異邦之人亦曰君夫人”和

    “陽貨欲見孔子”，出無情截搭題《君夫人陽貨欲》，語涉輕薄戲侮。又割裂《孟子》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出上完下截題《王速出令反》，言若謀反叛逆。

    要不是本人自行檢舉，又事出鹹豐時期，文網已不是那麽嚴密，隻怕人頭都得落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