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進士分為三等：

    一等稱進士及等；

    二等稱進士出身；

    三等賜同進士出身。

    擴大了錄取範圍，名額也成倍增加。

    唐代錄取進士，每次不過二、三十人，少則幾人、十幾人。

    宋代每次錄取多達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

    對於屢考不第的考生，允許他們在遇到皇帝策試時，報名參加附試，叫特奏名。

    也可奏請皇帝開恩，賞賜出身資格，委派官吏，開後世恩科的先例。

    宋朝是科舉承前啟後的朝代，也是臻於成熟的朝代。宋朝以後直到清末宣統年間，科舉製基本上沒有什麽本質的改變。

    宋朝初期雖然還處在南征北伐的半戰爭狀態，但趙匡胤對開科取士卻沒有絲毫懈怠，建國當年(960)便舉行了第一次科舉考試，錄取了19人。

    唐、五代以來，每科進士都掌握在二三十人上下，而且寧缺毋濫。宋朝的首科，當然需要為今後做出表率，所以挑來挑去，選了19名佼佼者。

    第二年再次舉行考試，隻錄取了11人。此後數年，每榜進士大約都在十人左右，最少的乾德四年(966)僅錄取了六個人，可謂鳳毛麟角。

    趙匡胤實行的是文人治國，靠這麽幾個人哪能填補全國眾多的職位！

    為了籠絡士子，開寶三年(970)，他給主持科舉的禮部下了道聖旨，命他們整理近十年以及後周乃至後漢的舉子檔案，統計一下，看曆經15次考試全部終場還沒考中的究竟有多少人。

    禮部經過仔細核查，列出了以司馬浦為首共計106人的名字。

    趙匡胤大筆一揮：這些人實在不易，得了，統統賜本科進士出身。

    在宋朝，這種進士有個專門的名稱，叫做“恩科進士”，即皇帝開恩特賜的進士。趙匡胤這次“恩科”玩兒得大了些，但也不是沒有道理，起碼能看出這位大政治家治國是何等靈活，籠絡人才是何等大手筆。此後的“恩科”一般隻涉及極少數人，這種情況在整個兒宋朝也不算罕見。

    說完“恩科”這個特殊現象，還回到常規性科考上來。宋朝前期的科舉基本上承襲唐和五代，依舊是常科和製科兩大係統。

    “常科”就是常設之科，類似今天高考等公開考試，國家規定大綱、內容、時間和具體程式。除進士科之外，還有諸科，包括九經、五經、開元禮、三史、三禮、三傳、明經、明法、明字等科。

    所有舉子都是每年秋季參加鄉試，中鄉舉者冬末會集到京城，次年開春，由禮部主持國家級統一會試。

    所謂“九經”，即唐朝定下的九部儒家經典，“五經”則是西漢時確定的五部儒家經典，“開元禮”是唐朝修纂的一部大型禮書，也可以看成是實用“禮學”的專科考試，“三史”指《史記》、兩《漢書》和《三國誌》，可以理解為史科的專科考試，“三禮”指十三經當中的《周禮》、《儀禮》和《禮記》，可以看成是禮學理論的專科考試，“三傳”指《左傳》、《公羊傳》和《榖梁傳》，可以看成是經部史書的專門考試，“明經”指全部經書的統考，可以看成是傳統經學訓詁類的考試，“明法”是法學考試，“明字”是字學考試。

    關於“進士”和“明經”，則需要多說幾句。從唐代以來，舉子們最看重的就這兩大科，兩大科中，又以進士科為最。

    原因很簡單：中進士者日後仕途非常樂觀，往往能爬到宰輔的高位，及第明經的前途要坎坷得多，最終能做到高官的人寥若晨星。其他各小科一看就知道，即使考中，也不過終生是個小業務官，很難掌握到權力。

    “製科”是由皇帝親自主持的小範圍考試，這種考試形態源於漢朝的射策，唐代已經非常普遍，到宋朝，逐漸形成了一些“常科”性質的製科，也就是經常重複考試的製科題目。

    太祖時設的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為師法、詳閑吏理達於教化三科；

    仁宗時設的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明於教化、才識兼茂明於體用、詳明吏理可使從政、識洞韜略運籌帷幄、軍謀宏遠材任邊寄六科，都是從唐朝承襲來的。製科考試的範圍雖然不大，應試者的資格卻放得很寬，不論是在任官員，還是山野小民，都可由宰相重臣舉薦參加考試。

    就算是已經中過進士的人也可以參加製科考試。北宋名臣富弼，原本是想參加進士科考試的，偏巧那年他老丈人晏殊當大主考，需要回避，隻得參加當年的製科考試；

    再如蘇軾、蘇轍兄弟，嘉祐二年(1057)已經中了進士，還不甘心，又雙雙參加了嘉祐六年(1061)的製科考試，入第三等。

    據宋人郎曄考證，蘇軾應的是“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這和蘇軾後來的自嘲甚相吻合——在經曆了多重磨難後，蘇軾不無感慨地歎道：“當年應製科考試，成績甚優，於是飄飄然自以為真的可以‘直言極諫’了。殊不知諫一回滅一回，如今滅到黃州涼快來了。”

    宋朝科考的題量相當大，不像我們想象的那樣答一張卷子就能獲取功名。以進士考為例，需要“試詩、賦、論各一首，策五道，帖《論語》十帖，對《春秋》或《禮記》墨義十條”。這其中以詩、賦、論三項為最重。所謂“帖”，全稱為“帖經”，即默寫經典中的段落；所謂“墨義”，即筆答經義，規定為十條。

    默寫經書為什麽叫“帖”呢，因為這類考試是將經典原文的前、後句子裁去，隻露出中間的某一兩句或某一兩行，讓舉子們把前、後補齊。除“帖經”、“墨義”外，還有回答“時務策”三條。這三項在進士試中屬於捎帶腳兒的，不很重要，而在明經科則很重要，幾乎是該科考試的全部，要不然為啥進士曆來看不起明經及第的呢，就因為考明經大多靠死記硬背，不像考進士那樣可以文采飛揚。因為考題量大，不論是鄉試還是會試，舉子們都要在考場裏呆上三四天，才能把所有內容答完。

    宋朝完善了此前的很多弊端，也確立了最佳的考試內容。相較於唐朝，宋朝科舉有很多新變革。

    這方麵最該肯定的，其一是糊名製度的確立，就是把考生所填寫的姓名、籍貫等一切可能作弊的資料信息全部密封，使主考官和閱卷官無法得知每張卷子是誰的。宋朝初年，請托、投獻風氣依舊，直到真宗時，才采用了糊名製度。

    當時很多人對糊名持反對態度，如範仲淹、蘇頌等，都曾提到糊名過於冒險：平時聲名狼藉，考試成績上佳，你錄取他不錄取他？

    隨著時間的推移，證明糊名是最合理最公允最無話可說的一種手段。蘇軾參加禮部會試那年，主考官是歐陽修。

    當時歐陽修最看好的是曾鞏，拿到蘇軾考卷一看，眉飛色舞，認定必是曾鞏的答卷，定為狀頭。等到拆開糊名一看，原來是蘇軾。不論歐陽修是出於公還是出於私，總之他當主考時，想給得意門生打高分兒也很難做到了。

    其二是考試時間的最終確立。唐朝每年一考，國家動用的財力、物力、人力可想而知。宋朝自英宗時期的治平二年(1065)，定為三年一大比。這個時間直到宣統間最後一次科舉，沒有任何改變。中提到的“大比之年”，就是指這一年有禮部會試，要出狀元了。

    其三是文風的轉變。嘉祐二年，歐陽修知貢舉。他一向厭惡無病呻吟的程式化文章，當他取得了絕對話語權時，將延續了百年的程文考卷全部黜落，所取文章，都是言之有物論之成理的“古文”，所以蘇軾、蘇轍就占了大便宜，因為這兩兄弟最善於議論古今成敗之理。人稱歐陽修是宋朝古文運動的“旗手”，就是從這時確立的。

    其四是考試內容和科目的轉變。宋朝前期的拿手絕活兒還是詩、賦、論，前兩項更是絕活兒中的絕活兒，那是要按照韻書去寫的，一旦出韻，再好的文章也是零分。考試內容的改變是王安石變法的後果之一。他給神宗上書說：“古之取士俱本於學，請興建學校以複古。其明經、諸科欲行廢黜，取明經人數增進士額。”意思是不要設那麽多科，什麽明經、明法，統統取消，隻留進士一科。還有，今後的考試隻考經義，不必再考詩、賦。理由是：一個人從小寫詩作賦，熟知音韻，對聖人之言卻知之甚少，一旦當了官兒，怎麽可能懂得治國理民？由此開始，後世科舉不再考詩、賦而專考經義。

    讀古書時，經常能見到“進士甲科”、“進士乙科”之類的詞語，總有種似懂非懂的感覺。唐朝的科舉，最初並沒有甲、乙科的區別，從高祖李淵到唐明皇前期，所有進士都稱為“乙科”。唐明皇為彰顯文德，下了道詔旨說：“近世沒有甲科，從朕開始，就要打開甲科大門，讓最優秀的人才成為天下人的表率。”終唐一代，“甲科”成為進士科中前三名的代稱。

    宋朝發生了很大變化，前期的進士考試，甲科、乙科還都是指進士而言，且甲科一定是優於乙科的。如名臣張詠，本傳就明確記載他是太宗太平興國五年(980)“進士乙科”。歐陽修的兒子歐陽棐、大文豪蘇軾中的都是乙科。直到北宋後期，甲、乙科還都是進士分檔的概念，即甲科為一檔，乙科為二檔，甚至出現了第三檔。

    到了南宋，明確規定進士考試共分五甲。如理宗寶祐四年(1256)，文天祥榜共錄取了六百零一人，其中一甲二十一人，二甲四十人，謝枋得為二甲第一，其餘為三甲、四甲、五甲。《宋史·謝枋得傳》則說他寶祐中參加進士考試，“意擢高第矣，及奏名，中乙科。除撫州司戶參軍，即棄去”。意思是謝氏本想登一甲高第，結果僅僅“中乙科”，內心不服，幹脆不要了。這兩個材料相互對照可以看出，南宋的“二甲”和“乙科”是等同的概念，所以說南宋以後已經沒有官方的“乙科”，隻是民間還把二檔進士叫做“乙科”而已。

    到了明、清，又出現甲、乙科之稱，就比較容易區別了：凡經過殿試的正規進士都叫甲科，未經殿試的舉人都叫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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