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曜莫名其妙，佳人來了？哪有什麽佳人？目光所及之處，也就唯有憨娃兒這夯貨在那邊洗馬而已。

    他正鄙視這個裝神弄鬼的神秘人，往河中一望，卻是一下子怔住了。原來這河上不知何時駛來了一艘渡船。

    莫非那人說的佳人就在船上？

    李曜放眼望去，卻立即否定了這個猜測。這渡船並不甚大，除了船尾的艄公之外，船上隻是站著五人，雖然離得還有些遠，但可以看出這五人都是男子。

    李曜正有些奇怪，此時天色將晚，雖然此處離官道不遠，卻也前不挨村後不著店，這五人怎的這個時候渡河來此？

    這時候憨娃兒已經洗好了馬匹，牽著兩匹馬兒過來，問李曜是不是現在回紮營處。

    李曜點點頭，正要走開，那船已經離得不遠了，不由再打量了一眼，這次卻是又意外了一下。因為這船頭上，站在最前麵的三人，中間一人居然帶著木枷，他身側兩人則穿著官府的公服。

    李曜心中一動，原來是押送犯人的官差。他再朝那犯人看去，發現那人年約四十，麵容清臒，美髯飄飄，雖然穿著犯人囚衣，竟仍讓人覺得氣度非凡，不禁有些意外。

    這一犯人二官差身後，卻是兩名少年，年紀頗輕，李曜遠遠目測一下，估計這兩名少年可能比他還略小一兩歲，他二人容貌俊美，若非不如李曜身材高長挺拔，當真要將他都比下去了。

    李曜看了看，這幾人明顯跟潞州後院將沒有什麽關係，那也就跟自己沒什麽關係，於是轉頭就準備走了。

    哪知道那船上的官差這時也看見了他，其中一人忽然喊道：“岸上郎君，請稍候片刻！”

    李曜剛抬腳要走，這下便猶豫了一下，他不大想跟官差打什麽交道，隻是自己商隊紮營之處離這裏不遠，要是眼下自己不理會這官差，一會兒他們卻仍然找到自己所在，那便有些尷尬了。

    想了想，自己一行兩百人，又是身帶兵刃弓箭的河東節帥府官商，區區兩名官差能把自己怎的？李曜下意識摸摸腰間長劍，心說：“稍候就稍候，不怕你耍橫。”

    那渡船很快到岸，一名官差搶先跳將下來，朝李曜拱拱手：“這位郎君請了，我等乃是押解人犯前往雲中的官人(注：此為官差自稱，不是老公⊙﹏⊙b)，因前些日子暴雨阻路，耽擱了時日，未免延誤公期，如今隻得急趕，敢問郎君如何稱呼？這附近可有方便借宿之處？”

    李曜見這官差倒還有禮，便回了一禮：“在下代州李曜，字正陽，奉節帥之命，運送軍械至潞州，今日正與商隊落腳於此。至於借宿之處，在下原本不甚明了，隻是依家中長仆所言，此處隻怕並無農舍。”

    一聽這話，兩名官差便有些為難，湊在一起商量了起來。李曜則注意到，下船之後，這兩名官差並未找艄公付錢，反倒是後麵一名少年去把錢付了，此時剛下渡船。

    李曜驚訝的發現，兩名官差商量之後，居然又跟那犯人嘀咕了幾句。那犯人麵色不變，打量了李曜一眼，對官差微微點頭，卻至始至終一句話也沒說。

    李曜心中好奇，這人犯莫非是甚遮奢人物，都帶了木枷鐐銬被流放了，這兩官差居然還對他這般恭敬？

    他還沒想出此人究竟有可能是誰，一名官差已經上前再次拱手道：“李郎君，我二人此來，乃是奉刑部公文，長流前太醫署醫學王博士往雲中，今日既無農舍可以借宿，不知李郎君一行可還能空出兩頂帳篷，借宿一宿，我等既是官差，又奉刑部公文，自當有所酬謝。”

    李曜微微一怔：“醫學王博士？這年頭就有博士學曆了？啊，是了，此博士非彼博士。”

    他剛才隻是一時發愣，這時已經回過神來。原來唐代的“太醫署”既是醫學教育機構，又是醫療單位，在編製上分為四科：醫科、針科、按摩科、咒禁科。其中醫科又設有體療、少小、瘡腫、耳鼻口齒和角法等不同專業。每一科中設“博士”一人，其餘依次設有“醫師”、“醫工”、“醫生”若幹人，在醫科和針科中還各有“助教”一人，次於“博士”、高於“醫師”。

    不過李曜對於一個醫學博士居然會被流放感到頗為意外。隋唐五代時期，隨著經濟文化的進一步發展，在醫藥方麵，為了保證皇室成員的身體安康，在前代醫療體係的基礎上建立了一套更完善的係統，執行這套係統的三大機構就是太醫署、尚藥局、藥藏局。太醫署設立了更全麵的官職，除了掌管全國的醫療工作之外，也更多地充當了醫藥大學的角色，並逐步把進行醫學教育、培養醫學人才作為重點，從而保證了不斷為宮廷輸送醫療人才。尚藥局是宮廷內皇帝及皇後等專門的醫療保健機構，負責宮內的疾病治療、禦藥的製作及試嚐。藥藏局則是特別為太子設立的，負責給太子治病保健，以利於太子更健康地成長。

    於是眼下的情況就很奇怪了，一個教書的醫科大學“博士生導師”怎麽會搞得流放了？

    須知唐朝的法律製度是較完備且影響深遠的。自北魏將流放列入五刑後，唐朝進一步完善發展了這一製度，對唐朝的社會政治生活產生了較大影響。從流放類型來說，唐朝流放按時期劃分，大致有三種類型。即：三流，加役流，長流。三流，是唐朝初期，在沿襲隋朝答、杖、徒、流、死五刑的基礎上確定的。流放是五刑中的重要刑種，僅次於死刑，高於徒刑。《唐律疏議》“犯流應配”條規定，“三流俱役一年。”即：一等流放三千裏，二等流放二千五百裏，三等流放二千裏。隋朝流刑犯居作期有二年半、三年不等。唐高祖武德二年改流罪居作一律為一年。加役流，是在貞觀年間修改律令，將死刑中的一些內容改為斷右趾，後又將免死罪斷處法廢除，改為“加役流三千裏，居作二年”。注及疏議又說：‘功役流者要流三千裏，居役三年。”可能是唐高宗李治水徽年間立改的。長流，《唐律》中雖然沒有記載長流，但在唐代史籍中常出現“長流”之詞。即因反逆緣坐而流者即為無期流放，稱“長流”。如李義府之長流嵩州，韋堅之長流臨封，高力士之長流巫州等。對長流的犯人非經特赦，一般不得返回原地。

    想到這裏，李曜忽然一怔，下意識地朝那位“王博士”望去，心道：“莫非這位醫學博士事涉謀反？可他既然隻是一個教書的醫學博士，似乎就算真有謀反，也該沒他什麽事才對，就算有人想毒死皇帝，那也該找尚藥局典禦(尚藥局最高長官)才是正理。”

    李曜這個想法其實也不奇怪，唐朝的流放，在許多後世人眼裏，似乎都認為跟謀反關係很大。甚至不少學者都認為流刑名重實輕。譬如某學者的理由有二：其一，唐代許多流放者不到期限就還複高官；其二，唐代在司法實踐中，將流放作為輕於徒刑的刑罰手段使用。

    而事實是，在實踐中，的確存在許多流放者不到期限就還複高官的現象，但畢竟是少數。反之，因流放而遭厄運者則不少。

    不少官吏死於流放地，稱流死某地。如李襲譽因杖殺番禾縣丞劉武，被“除名，流於泉州，無幾而卒”。宇文節坐房遺愛謀反之事，“配流桂州而卒”。

    遭受杖刑的流人，身體嚴重受損，往往死於艱難的流放之旅。天寶六載(747)，南海太守彭果坐贓，決杖，長流湊溪郡，結果“死於路”。開元十年(722)九月，秘書監、楚國公薑皎坐事，“詔杖之六十，配流欽州，死於路”。開元二十四年(736)十一月，監察禦史周子諒“於朝堂決杖，配流瀼州，行至藍田而死”。

    還有些流人在流放途中，又被賜死或者殺死。如王鉷被告謀反，其子準例除名，“長流嶺南，至故驛殺之”。開元二十年(732)，幽州長史趙含章坐盜用庫物，左監門員外將軍楊元方受含章饋餉，並於朝堂決杖，“流瀼州，皆賜死於路”。代宗倚裴茙以圖來瑱，裴茙性輕褊少謀，師興，給用無節。及敗，“有詔流費州，至藍田，賜死”。黎幹與宦者特進劉忠翼陰謀，幾危宗嗣。及即位，又詭道希進，密乘車謁忠翼，“除名長流，俄賜死藍田驛”。

    有文獻記載的，唐代被處以流刑的113例官吏中，不久征還的為7例；卒於道，或者途中被殺或者賜死的為6例；卒於流所的為15例；附加杖刑的為7例；長流的為13例；決杖又賜死者3例；長流又賜死者7例；決杖又長流者2例。鑒於被處以流刑的官吏遭遇厄運者更為普遍，所以隻注意到前者而得出流刑名重實輕的結論無疑是欠妥的。

    至於第二點，該學者是基於這種認識：唐代公罪從輕，私罪從重，太宗卻規定“三品以上犯公罪流，私罪徒”，因而得出流放輕於徒刑的結論。其實這是誤解史料。經查原文，太宗的規定並不是針對官員某項犯罪的判決，而是本著仁恕的原則，詔：“死罪，中書、門下五品以上及尚書等平議之；三品以上犯公罪流，私罪徒，皆不追身。”因為公罪從輕，私罪從重，故“公罪流，私罪徒”二者在刑罰等級上地位才相當，這恰恰證明了流刑要重於徒刑。而且實際上，唐代也並沒有將流放作為輕於徒刑的刑罰手段使用。

    另一位學者認為唐代流刑反而不如徒刑的證據如下：其一，流刑懲治的力度“由古人對鄉土的依戀為保障”，隨著社會的進步，人口流動的頻繁，人們對鄉土的依戀在減弱，故流刑的懲治力度也降低。其二，唐代徒刑居役年限自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不等，雖無流遠之苦，無償勞動的時間卻比犯流刑者要長。其三，唐代在司法實踐中，將流放作為輕於徒刑的刑罰手段使用。

    第三點理由無需再辨。隻須談談“流遠之苦”是否輕於徒刑。

    貞觀十四年（640）太宗製：“流罪三等，不限以裏數，量配邊惡之州”。可見流刑雖有流二千裏、流二千五百裏、流三千裏三等，但在執行中並沒有按照裏程發遣。在實踐中，唐代將流刑犯相對集中地發遣至一些固定地點。其中以懲戒為目的的流人主要分布在嶺南、安南、黔中、劍南、越雟、江南等六大地區，以實邊、戍邊為目的的流人則主要分布在西州、庭州、天德等邊城重鎮。

    以其中的嶺南道為例，嶺南道具有兩個特點：

    首先，距離遙遠。嶺南最北部的桂州距京城3705裏，最南部的驩州距京城6875裏，遠遠超出了唐律三流所規定的流放裏程。考慮當時的交通狀況，帶枷長途跋涉數千裏，其困苦可想而知。

    其次，環境惡劣。可以通過唐詩考察一下嶺南在唐人心目中的形象。郎士元《送林宗配雷州》說：“海霧多為瘴，山雷乍作鄰。遙憐北戶月，與子獨相親。”王建《送流人》裏說：“見說長沙去，無親亦共愁。陰雲鬼門夜，寒雨瘴江秋。水國山魈引，蠻鄉洞主留。漸看歸處遠，垂白住炎州。”張均《流合浦嶺外作》說：“瘴江西去火為山，炎徼南窮**關。從此更投人境外，生涯應在有無間。”楊炎《流崖州至鬼門關作》也說：“一去一萬裏，千知千不還。崖州何處在，生度鬼門關。”

    以上詩人向後人描述的嶺南，是這樣一個地方：瘴癘山魈等惡劣的自然環境，習俗迥異的蠻夷之鄉，地遠天涯、交通困難，使得被流放的官吏本人，以及送行的朋友產生極為強烈的畏懼心理，認為嶺南是禦魅之鄉、鬼門之關，此去凶多吉少，有去無歸。

    至於詩中屢屢提及的“瘴”究竟是怎麽一回事呢？範成大於南宋乾道九年（1174）曾官靜江知府，以其親曆作《桂海虞衡誌》，對“瘴”解釋最為妥貼，其雲：“瘴者，山嵐水毒與草莽沴氣鬱勃蒸熏之所為也。”可見，所謂瘴就是大自然的山嵐水毒與草莽沴氣鬱勃蒸騰，形成瘴氣，嚴重危害人類身體。《簡明中醫病名辭典》裏解釋瘴氣為：“又稱瘴毒，瘴癘，指因感受南方山林間濕熱瘴毒之氣所致的一種溫病，相當於現代醫學的惡性瘧疾等疾患。”

    此時的瘴，在流人眼裏是極為可怕的。蘇軾南遷，北歸過大庾嶺，題詩壁上：“問翁大庾嶺頭住，曾見南遷幾個回？”可見被流放的官吏往往難以生還。這雖然是宋朝的情形，但唐朝時估計也大抵如此。太宗派遣盧祖尚出任交州都督，盧祖尚先允又悔，原因是什麽？他說：“嶺南瘴癘，皆日飲酒，臣不便酒，去無還理。”

    該學者認為唐代流刑“懲治的力度‘由古人對鄉土的依戀為保障’，隨著社會的進步，人口流動的頻繁，人們對鄉土的依戀在減弱”也隻是一種主觀推論，並無實據。隻要注意到前麵唐人的詩文，就可以得知：唐代正是借助流放地點惡劣的自然、人文環境和漫長而艱難的流放旅程，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流刑的懲治力度。這種“流遠之苦”，顯然超出徒刑。唐代的流刑就是通過流放地點的就遠、就惡，達到了懲治目的。

    同時，流刑用於懲治性質嚴重的各種犯罪，而並非僅側重於政治-鬥爭。長流與流刑的打擊目標一致，並非局限於反逆緣坐這一種情形。流刑與其在唐律中減死一等的地位是相符的，並非名重實輕。

    具體到眼前這位王博士，似乎又有所不同，他倒意外地沒有流放嶺南、黔桂，反而往北流放去雲中了。然而這並不代表他的情況就有多麽值得慶幸，因為雲中乃是邊地，流放雲中肯定就是戍邊。目前雲中防禦使赫連鐸整日介跟李克用幹仗，而根據“曆史”，李克用再過不了多久就能搞定赫連鐸，到那時候幾場大戰下來，這位醫學博士長於救人而非長於殺人，在那等戰場之上隻怕是沒法活命的。

    不過不管怎麽說，這人畢竟現在還是大活人一個，這兩個官差又是奉刑部公文辦事，李曜自然不好說不準他們留宿，於是微微一笑：“兩間帳篷，倒也空得出來，隻要王博士、二位公人……和這二位郎君不嫌棄，在下何惜區區兩頂帳篷？舉手之勞，這夜宿報酬雲雲，卻不必談。”

    李曜這麽一說，兩位官差立即謝過，那王博士本來麵無表情，走時倒也對李曜艱難地拱了拱手，道：“有勞李郎君。”

    李曜笑了一笑，說道不必，微微猶豫，卻忍不住問道：“某觀王博士氣度清雅，人品高潔，怎的落得這般地步？可是**人誣陷？”

    那王博士沒料到李曜會突然問他這麽一句，微微頓了頓，嘴唇一動，最終卻隻是歎了口氣：“總是某學藝不精，怨不得別人。”

    李曜正有些疑惑，看他這表情，明明其中有些可以說道之處，結果居然認了，莫非這就是那種可以“欺之以方”的君子？

    此時忽然傳來一個清脆的聲音：“哪裏是父親業藝不精？當時大家……”

    “住口！”王博士忽然厲聲一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