澤潞節度使府，朱紅色寬闊的大門前兩座石製狻猊神獸威武剽悍，絕非明清時節那般馴服的模樣，似乎也在向李曜展示唐朝的揚威域外與明清時節的禁錮自守決然不同。

    李曜前世就不怎麽懂建築，對曆史雖有愛好，卻也沒愛好到連建築都有深刻理解的程度，尤其是唐代建築。不過他印象最深的唐式建築是青黑色的屋瓦、簡單而粗獷的鴟吻、以及整體簡樸大氣的風格。

    唐代建築最明顯的特點鬥拱碩大，於是屋簷會顯得比較深遠。因為他是外行，就本著最明顯的東西觀察：就說這鴟吻，也叫鴟尾，是古代建築屋脊正脊兩端的一種飾物，原本老實地作鴟鳥嘴巴或者尾巴之形，而且也隻在房脊角上鮮明相對；不過到了後來，鴟吻模樣也和當初的鴟鳥樣相去甚遠了，唐中後期才開始向龍吻（吞脊獸）演變，家族也人丁興旺，經常是“九脊十龍”；集成到最後的清式建築，不論是廡殿頂還是歇山式建築的房脊上，鴟吻都更加複雜，個頭也小了。聽說，北大圖書館是仿唐建築，鴟吻尾紋分明而沒有吞脊獸的造型紋飾，這種造型如今在中國大地已經很難一見了，不過日本奈良等古都倒是有不少。

    所謂，說唐必說隋，隋代結束了自西晉末年以來近三百年的分裂局麵，使中國迎來了又一次複興；隋文帝後期與隋煬帝前期，國家富足強盛，社會空前繁榮。唐代的各種法製法令、行政機構設置、軍隊編製等無一不承隋製，就連輝煌的唐長安城，也是承繼了隋代的大興城。隋代開挖的北大運河南起杭州，北迄北京，跨長江黃河，長約2500公裏，成為中國南北交通大動脈，大大地促進了南方經濟的發展，加強了南北交流，唐代的繁榮，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這條大運河。皮日休詩：“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裏賴通波。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

    僅從建築而言，隋代建築可以說是南北朝建築向唐代建築的轉變的一個過渡，它的鬥拱還比較簡單，鴟尾形象較唐代建築清瘦，但建築的整體形象已變得飽滿起來。

    到了唐代，我們的民族，總算擁有這麽一個讓後人可以自傲的朝代。英國學者威爾斯說：“當西方人的心靈為神學所纏迷而處於蒙昧黑暗之中時，中國人的思想卻是開放的、兼收並蓄而好探求的”。

    唐文化博大精深，全麵輝煌，澤被東西，獨領風騷。我唐都長安，是當時世界上最為繁華、最為富庶和文明的城市，為各國人民所向往。當時有位從西方來華學習的“梵僧”寫詩道：“願身長在中華國，生生得見五台山”。

    世界學者們公認的“中華文化圈”其總體格局，也是在隋唐時期完成的。唐文化對東亞各國，尤其是對日本的影響更為突出，例如今天在日本被尊為“正統”的“和樣”建築，即是唐代風格。

    唐代的建築發展到了一個成熟的時期，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建築體係。它規模宏大，氣勢磅礴，形體俊美，莊重大方，整齊而不呆板，華美而不纖巧，舒展而不張揚，古樸卻富有活力——正是當時時代精神的完美-體現！

    從澤潞節度使府來看，唐建築單體講究內質外美，非常強調整體的和諧與真實，造型渾厚質樸，澤潞節帥府采用凹曲屋麵，屋角起翹十分柔和大度，重視本色美，氣度恢宏從容，內部空間組合變化適度，可以“雄渾壯麗”四字來概括。李曜不得不感慨，唐朝，從各個方麵都有可貴的獨創精神，堪稱中國建築藝術的發展高峰！

    不過李曜此時並無工夫打量這類藝術精品，而是不卑不亢地隨著帥府兵丁走近澤潞節帥府邸。

    節帥府內，李曜暗暗打量，心中不禁有些疑惑。因為看起來，這帥府之中也算戒備森嚴，一路上的護衛牙兵也都挺胸凹肚，威風凜凜。看起來，李克恭這個前代州刺史、決勝軍使帶兵還是有一套的，怎麽曆史上就會搞出兵變來了呢？

    再一想，倒也不奇怪，李克恭來潞州的時候，據說是從他當時的決勝軍中帶了三百親兵來的，這節帥府看起來……說不定就是由他那三百親兵鎮守的。如此說來，這帥府的防衛嚴密倒也還說得過去……是了，難怪安居受兵變是趁李克恭去李元審府邸探視才匆匆發動，想來便是因為這個原因。

    走到中廳外，親兵前去通稟，很快便在裏頭傳來一聲：“李五郎來了，不必多禮，進來相見。”

    李曜正了正衣冠。不一會兒，李克恭親兵出來客客氣氣道：“節帥有請代州李五郎。”

    李曜拱手謝道：“勞煩將軍。”這位親兵自然不是將軍，此尊稱而已。

    然後李曜便脫了鞋，趨步上前，卻見廳中端坐一人，身形微胖，穿著燕居常服，笑眯眯好像剛減肥有些效果的彌勒佛。就這形象，怎麽看都不像是暴戾貪婪之人，看來這人呐，果然不可貌相。

    “代州李曜，見過節帥。”李曜並不下跪，隻是拱手鞠躬。這倒不是他個性剛強，也不是什麽自命清高，而是唐代不比辮子戲裏那“煌煌大清”，這時候的人見到官，並不是任何場合都隨便下跪的。

    李克恭這才笑著站了起來，虛扶一把道：“李五郎不必多禮，某與令尊乃是多年故交，你亦是某晚輩，何須這些客套？再則，你代州李家本出自隴西李氏，某家先祖蒙陛下厚愛，亦入鄭王屬籍，便也是隴西李氏族人，你我既是同族，更不必如此費事。”

    李曜自然連連稱謝，隻是心中忖道：“這李克恭倒是古怪，好端端地跟我攀哪門子的親？我代州李家是隴西李氏？我倒是真不知道呢……啊，是了，這李克恭是沙陀人，唐時蠻族雖不受朝廷多大歧視，但在士林官宦之中，畢竟是卑鄙粗俗的代名詞，朱邪赤心之後被賜國姓，被視為沙陀全族榮耀，難怪李克恭時時刻刻強調他也是入了鄭王屬籍的國姓爺……不對，唐朝不怎麽用‘爺’這個稱呼，似乎應該叫國姓郎才算妥帖……”

    李克恭見李曜對其“國姓郎”的自詡完全沒有意見，笑容更盛了三分，笑眯眯地問道：“某聽李慎思說起五郎對他此次平叛出力甚大，居功至偉，想來確有其事？”

    李曜倒不謙虛，當下便道：“確有此事，不過若說居功至偉，卻不敢當。”

    “此作何解？”李克恭擺擺手：“坐下說吧。”然後自己坐了下來，不知是為了表示對李曜的重視，還是想維持節帥威嚴，他是正經危坐——如現在看日劇中那些日本人在重大場合下跪坐的姿勢差不多——當然，日本人的坐姿本來就是學的唐朝人的。

    李曜便將此事的前後說與李克恭聽，並不洋洋誇大，也不故作謙虛。

    李克恭聽完，哈哈一笑：“代州人說五郎君子，言出至誠，今日某算親見了。”

    李曜心中一動，忖道：“哥這麽有名？唔，隻怕是李克恭隨口恭維的一句吧。”

    這時李克恭忽然麵色一變，從笑臉轉為悲愁：“潞州人說我李克恭胡虜本性，暴戾貪婪，可他們不知道，我這節帥……不好做啊。”

    李曜眉頭一挑，沒有接口。

    李克恭看在眼裏，不動聲色道：“前者克修在潞州，實無大錯，隻因對大郎招待不周，便被斥責，最終鬱鬱而終，某有此前車之鑒，焉敢慢待大郎？”

    李克恭所說的大郎，自然不是別家大郎，而是他沙陀李家大郎，他的大哥李克用。

    李曜點點頭，道：“節帥難處，隻有節帥自知，旁人隻見節帥風光之時，未見節帥為難之處，難免有所偏誤。”

    李克恭見李曜知情識趣，當下又是一番苦水訴出，李曜拿出陪領導的能耐，雖然言語不多，總能將李克恭說得轉怒為喜。

    當說到所謂苛刻當地，李曜提起兩稅製後，李克恭忽然若有所思道：“某曾聽一賢者說起此事……原來李五郎也有這等看法？不知可有法子改此惡法，使我節帥府既有能力為節帥大業出一份力，又能不頻繁擾民，使之不能活命，繼而鋌而走險？”

    李曜心道：“哥不是沒有辦法，問題是你李克恭難道能做到不成？”

    唐代的兩稅製，開始在唐德宗健中元年，為當時掌理財務大臣楊炎所策劃。自此以來，直到今天，中國田賦，大體上，還是沿襲這一製度。隻因一年分夏秋兩次收稅，故稱兩稅。此製與租庸調製有很大的不同，其中最顯著的，據唐時人的說法，兩稅製是“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的。也就是說你從江蘇搬到湖北，也如湖北人一般，不分你是主是客，隻要今天住在這地方，就加入這地方的戶口冊。

    如此一來，則人口的流徙，就比較自由了。又說“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這個說的是你有多少田，朝廷就找你收多少租。這麽一來義務勞役等種種負擔，也獲解放了。這些優勢不能不說是此製之好處。然而，朝廷既然不再授田，那麽民間肯定自由兼並，所以兩稅製一行，就把中國古代傳統的井田、王田、均田、租庸調等等，這一貫的平均地權、還受田畝的做法打破。這樣一解放，直到清代，都是容許田畝自由買賣，自由兼並。

    自由需要有限度，正如同你不能自由自在的去殺人，所以這一製度和古製相較，也有它的毛病。據當時一般意見說，租庸調製三個項目本來分得很清楚，現在歸並在一起，雖說手續簡單，但日久相沿，把原來化繁就簡的來曆忘了，遇到朝廷要用錢，要用勞役，又不免要增加新項目。而這些新項目，本來早就有的，隻已並在兩稅中征收了，現在再把此項目加入，豈不等於加倍征收？這是稅收項目不分明之弊，但是還有更重要的，就是這一製度所規定租額的一麵。

    須知中國曆史上的田賦製度，直從井田製到租庸調製，全國各地租額，由朝廷規定，向來是一律平均的。如漢製規定三十稅一，唐製則相當於四十而稅一，這在全國各地，一律平等，無不皆然。但兩稅製便把這一傳統，即全國各地田租照同一規定數額征收的那一項精神廢棄了。在舊製時期，朝廷是先規定了田租定額，然後照額征收，再把次項收來的田租作為朝廷每年開支的財政來源，這可以說是一種“量入為出”的製度。然而兩稅製之規定田租額，則似乎是量出為入的。

    因當時楊炎定製，乃依照其定製的前一年，也就是唐代宗之大曆十四年的田租收入為標準而規定以後各地的征收額的。這麽一來，在朝廷的征收手續上，是簡單省事得多了，可以避免每年調查統計墾田數和戶口冊等種種的麻煩，然而其相應而起的弊病卻是大了。也因為如此，這一製度就變成了一種硬性規定，隨地攤派，而不再有全國一致的租額和稅率了。

    舉一個具體的實例來講。據當時陸贄的奏議說：臣出使行經，曆求利病，竊知渭南縣長源鄉，本有四百戶，今才一百餘戶。闃鄉縣本有三千戶，今才有一千戶。其他州縣，大約相似。訪尋積弊，始自均攤逃戶。凡十家之內，大半逃亡，亦須五家攤稅。似投石井中，非到底不止。

    這因為兩稅製之創始，本因以前的帳籍製度淆亂了，急切無從整理，才把朝廷實際所得的田租收入，以某一年為準而硬性規定下來，各地方朝廷即照此定額按年收租。若某一地以某種情況而戶口減少了，墾地荒曠了，但朝廷則還是把硬性規定下來的征收額平均攤派到現有的墾地和家宅去征收。於是窮瘠地方，反而負擔更重的租額，形成如陸贄所說，由五家來攤分十家的負擔，這豈不憑空增加了他們一倍的租額嗎？於是那地的窮者愈窮，隻有繼續逃亡，其勢則非到一家兩家來分攤這原來十家的負擔不止，而此一家兩家則終必因破產而絕滅了。

    再換一方麵推想，那些逃戶遷到富鄉，富鄉的戶口增添，墾地也多辟了。但那一鄉的稅額也已硬性規定下，於是分攤得比較更輕了。照此情形，勢必形成全國各地的田租額輕重不等，大相懸殊，而隨著使各地的經濟情況，走上窮苦的更窮苦，富裕的愈富裕。這是唐代兩稅製度嚴重影響到此後中國各地經濟升降到達一種極懸殊的情形之所在。雖說此後的兩稅製，曾不斷有三年一定租額等詔令，但大體來說，自唐代兩稅製創始，中國全國各地，遂不再有田租額一律平等的現象，則是極顯著的事實！

    李曜知道，唐代兩稅製，規定不收米穀而改收貨幣，因此農民必得拿米糧賣出，換了錢來納稅。如此則商人可以上下其手，而農民損失很大。再舉一實例，據當時的陸贄說：定稅之數，皆計緡錢。納稅之時，多配綾絹。往者納絹一匹，當錢三千二三百文，今者納絹一匹，當錢一千五百文。往輸其一，今過於二。又據四十年後的李翱說：建中元年，初定兩稅，至今四十年。當時絹一匹為錢四千，米一鬥為錢兩百，稅戶輸十千者，為絹二匹半而足。今絹一匹，價不過八百，米一鬥，不過五十。稅戶之輸十千者，為絹十二匹。況又督其錢，使之賤賣耶？假今官雜虛估以受之，尚猶為絹八匹，比建中之初，為加三倍。這一項田租改征貨幣的手續，也從兩稅製起直延續到現在。

    而最主要的是，則是朝廷為這財政收支以及征收手續之方便起見，而犧牲了曆史上傳統相沿的一項經濟理想，即土地平均分配的理想。自兩稅製推行，朝廷便一任民間農田之自由轉移，失卻為民製產的精神。結果自然會引起土地兼並，貧富不平等，耕者不能有其田，而獎勵了地主的剝削。

    總之，這一製度之變更，是中國田賦製度上的最大變更，這是中國曆史上經濟製度土地製度古今之變的一個至大項目。兩稅製結束了曆史上田賦製度之上半段，而以後也就隻能沿著這個製度稍事修改，繼續運用下去。這雖不能說是曆史上之必然趨勢，然而也實在有種種條件在引誘，在逼迫，而始形成此一大變動。

    中國曆史上的經濟與文化基礎，一向都是在農村，而並不在都市，哪怕城市化非常高的宋朝，如果沒有農村基礎，也隻能是空中樓閣。先秦時代的封建貴族，唐以前的大家門第，到中唐以後逐漸又在變。變到既沒有封建，有沒有門第，而城市工商資本，在中國曆史傳統上，又始終不使它成為主要的文化命脈。一輩士大夫知識分子，還可退到農村做一小地主，而農村文化，也因此小數量的經濟集中而獲得其營養。若使中唐以後的社會，果仍厲行按丁授田的製度，那將逼使知識分子不得不遊離農村，則此下的中國文化也會急遽變形。這一點，也足說明何以中唐以下之兩稅製度能一直推行到清末。

    但這其中既然有這些弊端，要改革當然也就是從這些弊端開始，隻是李克恭這個人，是不是有這麽大的決心？李曜感覺……不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