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曜自入河東，屢立殊功，但他深知若無軍械監在手，這些功勞至少有一大半可能拿不下，或者說無法這般輕易拿下。軍械監，實乃李曜手中最為隱蔽的一張王牌，非到萬不得已，不能棄之。

    不過對於自己地位逐漸顯要，軍械監掌監之職久任或有不便之事，李曜也算早有準備，隻是那辦法是否能得李克用應允，卻是難料。然而事已至此，李曜也隻能將之提出。

    當下他便道：“河東河中，原是一家，兒今雖為節帥，仍是大王僚屬，軍械監新定法規，初見成效，卻尚有許多未臻完善之處……倘若此時兒因持節河中而使軍械監之壯大陷入停頓，則此前數年所為，便有前功盡棄之憂，兒以為不妥。至於軍械監品銜難入上流，此亦成法，不宜擅改，以免貽人口實。不過大王卻也不必為此多慮，兒有一策，或可為大王分憂。”

    李克用覺得自己現在最喜歡聽李曜說的四個字，恐怕便是“兒有一策”——但凡李曜說了這四個字，他李克用可從來都是轉憂為喜啊！是以，聞得此言之後，李克用雖不知李曜要如何應對，卻已然喜在頭前，忙問：“吾兒計將安出？”

    李曜正se道：“大王如今所轄，西起天德（無風注：指天德軍，詳見附文注1。），東至山海（無風注：指山海關，這是算了幽州在內了。），北連大漠，南及蒲、澤。這般控疆萬裏，軍需、後勤之事，ri漸繁雜，僅一河東軍械監，已是不足。因如是故，兒以為可另設一衙門，專司其職，今後諸鎮軍需、後勤之務，由此衙門統一打理。如此一來，好處明顯：一則是，此衙地位特殊，可上表天子，經台閣而立，如此這般，則品銜便好安置；二則是，有此衙門專司後勤、軍械，則如劉仁恭之流，今後便被困鎖一臂，得兵卻未必得械，得械也未必得糧，如此即便各地節帥手握兵權，也難興大浪，請大王三思。”

    李克用麵se一喜，但卻忽然心中一動，暗道：“此計雖好，可如今能出任這新衙門首腦者，非正陽莫屬，然則正陽本身便是河中節帥，手握兵權，若然再將諸鎮軍需後勤全交他統一掌握，則ri後各鎮勢必隻能看他眼se行事，屆時，則我李克用被置何處？”

    不過，李克用久居上位，縱然有時候有些大大咧咧，此時既然想明白這點，也不會立刻點穿，反倒笑得歡快起來，裝作毫不經意地問道：“正陽此計，大合我意，正是一箭雙雕之妙策。不過這衙門若果然得立，我意也隻有正陽可以擔當得了，不知正陽可願為我分憂？”

    李克用說話間，心中已然在想：“若正陽說‘願為大王分憂’，我便隻好不顧他的顏麵，強行將軍械監收回了，至於這衙門……哼哼。”

    誰知李曜聞得此言，卻反而麵se一肅，果斷搖頭，拱手道：“大王此言差矣！大王，此衙門若然成立，其首長隻能是大王您本人，兒與其餘河東任何一將，皆不可以替代，否則於我河東而言，這衙門就是禍不是福，兒乞大王慎重。”

    李克用一怔，錯愕滿臉：“這……這是為何？”

    李曜肅然坐好，沉聲正se道：“大王，此衙若然設立，當為諸鎮所忌，然則因掌事權，偏又為諸鎮所需，如此則地位特別，分量極重。若兒或我河東任何一人出任此衙主官，哪怕諸鎮節帥，亦隻能唯唯以奉，倘若此人忠誠無二，或許暫無大事，但若此人稍有疏忽，或者心思不純，則河東必生大患！因此，兒以為無論何時，此衙主官，隻能由大王身兼。其餘人等，或有天縱之才，縱或邀天之功，至多也隻能偏居大王之副。”

    李克用恍然大悟，他也忽然轉過彎來，暗道：“不錯，正陽這話才是妥當！如正陽方才所言，可見這衙門確有創立之必要，但這主官除了孤王本人，卻絕不能使其餘人染指，否則那人掌握這般大的權力，若是稍有不忠之心，暗中圖謀不軌，我如何得知？他又可以手中軍械糧草來要挾諸鎮，長此以往，諸鎮攝於其yin-威，便要視我為無物，一舉一動，隻認此人了，那豈非大禍臨頭？難得正陽忠直，獻上此策之後，先說明其中關要，使我不誤。”

    李克用這般一想，麵se立刻和善起來，對李曜剛才的表現極為滿意，笑著讚道：“正陽果是吾家千裏駒，此計甚妙！不過，這新衙門，卻喚作什麽名兒才好？”

    李曜對名字不怎麽在乎，隨口道：“哦……喚作河東四麵總攬後勤諸事調度監便是。”

    “河東四麵總攬後勤諸事調度監？”李克用念了兩遍，搖頭道：“喚作‘監’，未免格局太小，不如喚作行台，嗯……不，喚作大行台！”他哈哈一笑，似乎很滿意，又念了一遍：“河東四麵總攬後勤諸事調度大行台……不錯，不錯，便是這般了。”

    李曜對行台製度雖然了解不是很多，但他多少知道一些，這一製度起源較早，不必上溯太遠，隻說隋唐。隋文帝開皇二年（582年）於並、洛、益三州各置河北道、河南道、西南道行台尚書省，隋文帝以其子楊廣、楊俊、楊秀各為行台尚書令。後廢洛州行台，又於襄州、壽chun兩地設置山南道、淮南道行台。這兩處“行台”都因為討伐南陳而設置，統一以後就被廢除了。文帝開皇九年（589年）後，“行台”全部被廢除，而置並、揚、益、荊四大總管府，各統十餘州至數十州。隋煬帝大業元年（605年）各總管府也被廢除。

    唐初複置“大行台”。“陝東道大行台”置於洛陽，以秦王李世民為尚書令，地位在其餘“行台”之上。其餘“行台”如益州道、襄州道、東南道、河東道、河北道，均以宗室親王或親信大將任尚書左仆she，為“行台主”。武德九年（626年），諸道“行台”也都廢除。

    隋唐兩代的“行台尚書省”則以“行台尚書令”為最高長官，若不置令，即以左仆she為首。置官大略同中台而人數較少。“行台”主要為處理軍務而設，故以兵部居首，又兼綜民事，故吏、戶、禮、刑、工並置，卻往往一人兼兩職或三職。“行台”的統轄地區既廣，位重權大，不利於zhong yang集權，所以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後就予以廢除。

    此時李克用忽然提出新衙門以行台命名，李曜心中不禁一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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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注1：天德軍，初名大安軍（一作天安軍），隸屬於唐關內道豐州，其兩處治所皆位於今內蒙古巴彥淖爾市yin山山脈南麓，與前套地區的振武軍為中晚唐時期（755年—907年）唐朝北方邊疆的重要軍事機構。安史之亂後，回鶻汗國一直未能對唐朝造成較大威脅，故而天德軍與振武軍的防禦任務不重，駐軍量也較西北地區的西套銀川平原少，主要是回鶻對唐朝威脅遠不如吐蕃嚴重。天德軍置有都防禦使之職，因駐軍量是唐朝河套軍鎮中最少的一個軍鎮，實力也比河套東部平原的振武軍弱，一直也未能像振武軍一樣升格為節度。最早的天德軍節度使，始見於911年的後梁時期。唐朝前期，河套內外駐防城群體盡歸朔方節度使統管，後期駐防城群體分別劃歸於靈鹽、夏州、天德軍和振武軍四個方鎮統轄，成為區域社會穩定的基石。

    天德軍最初治所在北城（內蒙古烏梁素海土城子），749年張齊丘於可敦城（今內蒙古烏拉特中旗溫根鎮南狼山山區）置橫寨軍，同年，自中受降城遷安北都護府治所於此城，可敦城乃可賀敦城之誤，為突厥語皇後城之意。753年安思順與郭子儀奏棄橫塞軍，請於大同川以西築一城置軍為朔方根本，並擬以中受降、東受降城連振武軍為左翼，以西受降城連天德軍、定遠軍為右臂，作為東西一線的河套防禦體係，755年築畢置軍，唐玄宗賜名大安軍，為其軍鎮治所，即故天德軍城。不久因安史之亂，郭子儀奉調征討，隻留老弱守此城，為燕將宋星星攻破，縱火焚毀，故將天德軍都防禦使遷駐西受降城，改名天德軍，臨時安置軍馬於永清柵（一作永濟柵，今內蒙古烏梁素海南岸），北城遂廢棄。

    796年，唐朝將三受降城分隸於天德軍和振武軍，振武軍初領中受降、東受降城，於813年再次分配時，將振武軍所轄之中受降城轉隸於天德軍。812年東受降城為黃河河水所毀，振武軍節度使李光進上表修城兼理河防，此時，西受降城亦為烏加河因黃河泛濫所毀，修複東受降城似未有它議，而西受降城則引起爭端。813年，振武軍節度使李進賢遺牙將楊遵憲率500騎兵趨東受降城備回鶻，至鳴沙發生兵變被殺，李進賢棄鎮出逃，其家遭屠，振武軍大亂，唐朝遺夏州、河東二鎮出兵4千順利平叛。830年李泳為振武軍節度使，又在軍鎮內修整工事，加強防守。黃巢之亂時期，李克用在奉詔討叛軍沿途中掠糧，河東節度使鄭從讜向振武軍節度使契苾璋求援，李克用遂為契苾璋所敗，882年契苾璋擬同天德軍及大同軍共討李克用。李克用擊敗赫連鐸之後，逐漸掌控振武、天德二軍，此後振武、天德軍鎮為晉王李克用為首的河東方鎮所控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