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要不要在軍中引入後世某黨的“政委製度”，李曜實際上也思考了很長一段時間。確切的說，是他在出任洺州刺史之後，就開始思考這個問題，到出任河中節度使時，更是花費了很長時間，綜合考慮了各方麵的關係之後才下定引入這一製度的決心。

    政委製度，在後世和平年代頗受爭議，有些說法認為這一製度使得“國家國防軍”成為空談，軍隊成為政黨專政的工具。當時他作為國企高管，對此自然不便置評。但在如今，他穿越到了唐朝之後，想法卻是不同。

    某黨在實施了軍政委製度之後，數十年間，無論戰爭年代或是和平年代，至少從未出現過部隊成編製的叛變投敵情況，黨對軍隊的領導權是毋庸置疑的，比如說某位曾經一呼百應的黨和國家領袖，在叛逃國外時也調不動哪怕一支成建製的部隊，這就是明證。所以李曜認為，這種能夠維持和保證軍隊極高忠誠度的製度，對於身處唐末亂世的他而言，毫無疑問是非常有借鑒意義的。

    大唐當然沒有政黨，但大唐有藩鎮、有節帥。李曜自己，就是節帥之一。

    要知道大唐自安史之亂後，各地藩鎮之中逐殺節帥的事不勝枚舉，雖然他如今並不擔心會出現這種兵變，但任何掌權者都會下意識地將手中的權力抓牢，縱然李曜也不例外。

    擁有足夠大的權力，才能使在曆史上曾經真實出現的五代亂世被消弭於無形，而在當下的大唐，權力來源於兵權，這一點毫無疑問。所以不論從哪方麵看，引入軍政委製度都是利大於弊的。

    但軍政委製度在後世實施過程中所顯露出來的一些弊端，李曜也必須盡量化解。剛才李筠所提到的這個最終決定權的問題，就是其中最為關鍵的一點。

    軍政委也好，教導員、指導員也罷，說穿了，其實就是政治監軍，另外肩負了類似西方隨軍傳教士曾經做過的思想引導工作。大唐的監軍可少？真不少，但起到作用的有幾個？或者說，真正起到讓藩鎮忠於大唐這個作用的有幾個？因此軍政委製度不同於簡單的監軍。

    同時，李曜也不能容忍“監軍”對軍事主官在作戰問題上過分考慮其他情況，以導致戰爭失利。某黨在“雪村戰鬥”後痛失愛將，因此改變了政治主官在戰鬥時也擁有最終決定權的規定，改為作戰時由軍事主官掌握，正是這個道理。

    所以李曜最終的處理辦法是多方麵的。

    首先，在非戰爭時期，各項事務均有軍事主官掌握，但指導員擁有質疑權和否決權。質疑權的意思就是，指導員可以要求軍事主官單獨或者公開地對某些事情做出解釋；否決權的意思就是，如果指導員不接受這一解釋，可以要求暫緩執行，上報上級，做出最終裁決。另外，為免“上級”玩忽職守或可以包庇下級軍事主官，指導員最高能上報“兩階上級”，稱之為“越級申述”，即隊正和隊指導如果爭執不決，隊指導可以上報旅帥和旅指導，由旅級機構（也就是“營”級）做出決斷，但如果這位隊指導對這個決斷不服，還可以直接上報到“軍”，由都指揮使、軍指導做出決定。

    但為了保證“上級權威”，也就是曆來所說的“軍中自有階級法”，因此李曜又規定：申請“越級申述”的申述的下級指導員，如果申述失敗，將就地免職。

    其次，在戰爭期間，如軍事主官與指導員出現爭議，則軍事主官擁有最終決斷權，戰後由上級判斷對錯。有鑒於一般會鬧到由上級判斷對錯的情況一般都是發生在戰鬥失利之後，因此那個時候軍事主官通常都是“責任人”，所以李曜也給予了軍事主官“越級申述”的權力。當然，申述失敗的結果也是就地免職。

    其實這裏頭也有一個問題，那就是如果軍事主官真的領導了一次失敗的戰爭，罪名太大，弄不好就是死刑，那麽他肯定要申述，而越級申述失敗的結果也不過是就地免職，因此他獲得了兩次申辯的機會。

    然而李曜認為這是值得的，一個好的指揮官，其培養絕不容易，他不能容忍一個優秀的指揮人才被自己的規定輕易害死。這道理就如同當初河中之戰後他費盡心思，既要讓史建瑭長記性，又不能真把他殺掉“以正軍紀”一個道理。因此，給予軍事主官兩次申辯的機會，符合他設置這一製度的初衷。

    再次，李曜設置的指導員，在平時的訓練中必須參訓；隊級指導員必須熟知全隊所有士兵的家庭和個人情況，包括個人愛好等，而旅（營）級指導員必須了解到火長，以此類推；指導員在戰鬥時期，要求一直與軍事主官處於同一戰鬥層麵，如軍事主官未曾撤退，指導員也不能脫離戰鬥，否則全體士兵均有權力當場擊斃該指導員等等。

    總而言之一句話，李曜給予指導員極高的地位，極大的權力，但同時也賦予全軍上下監督指導員的權力。換句話說就是：權力與責任成正比。

    聽完李曜的詳細解釋，李筠不由問道：“指導員的設置，羽林軍也同樣執行？”

    李曜知道他這句話的意思，他是說羽林軍算起來並非藩鎮軍隊，而是天子近衛，如果也按照河中軍的規定設置指導員，恐怕引起物議。

    然而李曜卻堅持道：“不錯，左右羽林均按這一辦法設置指導員職務。”

    李筠望向李曜的眼神頓時有些不同了，但他卻沒有再多說什麽，隻是重重地點了點頭。

    次日一早，河中軍派出多路探馬向西探查李茂貞岐軍動向，而李曜則開始華州軍的臨時整編。華州軍的整編暫時來說肯定做不到河中軍整編的層次，李曜隻能進行遴選、重編和“摻沙子”。遴選是在約莫四萬華州戰兵中淘汰一部分老弱，最終遴選出三萬戰兵，其中最精銳的兩千人按照習慣編入近衛軍，剩餘兩萬八千人分別編為四個軍：定遠左軍、定遠右軍、靖遠左軍、靖遠右軍，這四個軍也是按照河中軍的編製，每軍七千人。

    重編無須多說，就是打亂了原先華州軍的編製，全部重新再編，主要是為了預防原先那些小團體紮堆鬧事。至於摻沙子，無非就是從河中軍的基層抽調人手，充當華州整編軍的中低級軍官。李曜對後世抗日戰爭時期“日軍基層軍官素質決定其戰鬥力”的說法深信不疑，同時也相信隻要掌握住了基層軍官，基本上也就掌握住了部隊這個觀點。

    好在李曜一貫注意培養自己軍隊中的基層骨幹，他的軍隊一貫重視培養基層軍官，因此突然抽調一批基層軍官到新軍之中，也不是太大的問題。而且相應的，這批原先多半是“副手”的基層軍官忽然得以轉正，對李曜的忠誠度顯然也要大為提升。

    這四個新軍的都指揮使，分別安排為定遠左軍都指揮使白奉進、定遠右軍都指揮使咄爾、靖遠左軍都指揮使魏遜、靖遠右軍都指揮使陸遙。

    但是這麽一來，開山右軍、摧城左軍以及破陣左右軍、定遠左右軍、靖遠左右軍合計八個軍的副都指揮使就全麵空缺了出來。於是李曜又很及時的宣布：八個副指揮使位置，將在與李茂貞作戰結束之後，論功行賞！

    以義淩之，以勢迫之，以威壓之，以利誘之。

    奉天子之命來討不臣，是為以義淩之；引河東為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攻下同州，挾大勝餘威南下華州，使韓建心驚膽戰，是為以勢迫之；大軍入城，即行雷霆手段，強行整編，毫不通融，是為以威壓之；空出八大副指揮使高位，又使任何人均可以軍功來爭取，是為以利誘之。

    李曜的政治手腕，在這一刻顯露無疑。

    但令許多人不解的是，李曜除了整軍之外，幾乎“忘記”了所有別的事：對於韓建，未曾宣布處罰；對於投誠的李巨川，李曜隻是命他“帳前聽用”，並未給予一官半職；對於主動來投的前捧日都頭李筠，李曜也同樣未曾啟用。

    天子行在對這一切，均無任何表示，行在和節帥府同時沉默，使得任何人都不願主動提起，以免禍從口出。

    一個月後，李曜忽然出兵，除留破陣右軍駐守華州之外，親帥開山左軍、開山右軍、摧城左軍、破陣左軍、定遠左軍、定遠右軍、靖遠左軍、靖遠右軍以及護國近衛軍共計九個軍，戰兵六萬餘，輔兵四萬餘，合計十萬餘大軍，號稱十五萬，放棄長安不管，忽然攻下長安北邊的耀州，直撲長安以西、鳳翔以東的乾州！

    如果李曜拿下乾州，就一舉切斷了長安和鳳翔、邠寧之間的聯係，而李曜則東可以圍困長安，西可以進擊鳳翔，北可以拿下邠州。

    李茂貞聞訊，立刻下令長安守軍撤出長安，迅速向乾州集結，又同時下令邠寧、鄜坊等各處出兵，與他親自統領的鳳翔大軍在乾州會合。

    “乾州會戰”，已經完成了一半的準備工作。

    然而就在此時，李曜卻並不應戰，反而忽然轉頭，大軍南下，連剛剛拿下的耀州也不管，直撲長安，當真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乾寧四年九月初九，李曜第一次來到長安，大唐帝都。

    許多人談起唐朝，都有一種心馳神往之感，恨不得到大唐長安去過幾天舒心日子才好。實際上，眼下到了長安的李曜，看過了長安的模樣，才知道唐代長安的老百姓也不好過。那繁榮的市場和令人讚歎的都市生活，並沒有給下層社會帶來多少好處。

    就拿李曜眼前的長安城來說，宏偉、壯麗，無與倫比。但卻不要以為城內的市民能沾上多少光。那個龐大的城垣，在李曜看來，隻是皇權物化的極致而已，在社會經濟和社會生活中並不重要。它的規模巨大、宮闕輝煌、布局規整、市場繁榮，恰恰反映出中國古代國家與社會、特別是皇權與社會的對立。

    在眼前這個長安，規模巨大的城垣和輝煌耀眼的宮闕，毫無疑問是為了體現並象征皇權的神聖與帝國的偉大，而不是其他。這種皇權的神聖和帝國的輝煌，不是建立在與民眾、與社會的一致上，而是建立在二者的對立上。因此，都城之“大”，正是為了壓榨出編戶齊民之“小”；高聳入雲的宮闕，正是為了比照出芸芸眾生的低下。李曜穿越前，在地麵建築保存完好的北京故宮參觀，就得到過這種感受。

    站在午門外，所感到的不僅是輝煌，而且還會感到深深的壓抑，感到自身的渺小。不但平民百姓要匍匐在都城的腳下，而且整個城市還要匍匐在皇宮的腳下。即使在皇宮內部，無不直線多而曲線少，金碧輝煌多而玲瓏秀麗少，雖嵯峨卻也呆板，雖宏偉卻也僵滯，威嚴有餘而活潑不足，象征性強而實用性不夠。一般人在這種輝煌麵前，除了誠惶誠恐、俯首稱臣以外，還能感到什麽呢？

    大軍臨空城，自然輕鬆掌握城防，李曜入城之後，親自視察全城。在長安城中，最威嚴的莫過於宮城，其次就是皇城。宮城是皇帝所在，皇城是中央衙門所在，其威嚴壯觀，普通百姓看著就會發抖。

    李曜望著宮門，忽然覺得，後人對它的自豪，可能不過是那時的自己，仿佛可以支配它的一種“主人”式虛幻錯覺，至少現在的平民在那裏可絲毫不會感到自豪，那些遠遠打量著自己這個克複長安大功臣的民眾，隻能在外郭城那低矮的住宅裏，接受那種“天子腳下”所必須的特殊約束。

    從唐代起，把普通民居所在的郭城也納入了皇權至上的都城布局之中。表麵上，郭城與宮城、皇城構成了一個整體。實際上，郭城的自由度和發展空間由此喪失殆盡。隋唐以前，都城建設一般隻考慮宮城，即小城，居民區則順其自然，無規則狀，沒有與宮殿形成布局上的配合。這種居民區的雜亂無章不足以襯托君主的偉大，但卻使其具備了相應的發展空間和社會自由度。而隋唐長安則把民居和市場均納入了都城整體，使其成為宮城和皇城的陪襯。最明顯的，就是坊裏的設計，基本不考慮居民生活的方便，隻考慮服從於皇帝的權威。

    外郭城南北排列十三坊，據說就是象征“一年有閏”；皇城正南的坊裏東西四列，據說是“以象四時”；從皇城起向南排列九坊，據說是“取則《周禮》王城九逵之製”。每坊環築坊牆，形成城中之城，具有高度的封閉性。“坊有墉，墉有門，逋亡奸偽，無所容足”。而且皇城正南的四列三十六坊，因為向北正對皇城和宮城，建築者認為“北出即損斷地脈”，“不欲開北街泄氣，以衝城闕”，所以隻開東西二門，不像其他坊四麵開四門。少開兩門兩街，必然會對坊內居民造成不便。所有坊裏，除三品以上高級官員和勳戚權貴住宅可由坊中臨街開門外，其餘人等一律向坊內開門，不得直通街衢，更是使坊內居民生活受到諸多障礙。但是，無論你在生活上有多麽大的不便，你隻能對有幸住在首都感恩戴德，而絕不能對繞著圈兒走路有所怨言。那些“盲流”之類，更不可能隨便“流竄”到這一“首善之區”。輝煌給普通百姓帶來的，除了不便以外，還有什麽呢？或許也隻就是心理上的一點慰藉了。

    由於坊裏布局目的在於體現皇權的偉大，所以，盡管靠南坊裏居民稀少，卻仍照設不誤。正南距郭城南門明德門尚有兩坊的開明坊，“雖時有居者，煙火不接，耕墾種植，阡陌相連”。興慶宮正南第五坊升道坊，“盡是墟墓，絕無人住”。因此，郭城南側的各坊，居民不多，本無設坊的必要。之所以設坊，顯然隻是一種政治需要，是“隻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的古代版本。這種“百千家似圍棋局，十二街如種菜畦”的呆板整齊，李曜記得宋人曾讚譽為“畦分棋布，閭巷皆中繩墨”的“一代精製”，但在李曜這個習慣“市場經濟”的自由論者看來，究竟是適應居民生活生產的需要還是束縛其需要，一眼即明，根本無需多辯。

    品味，感受。騎馬漫步長安的街道上，李曜邊看邊思索，他知道，長安雖看起來雄偉壯觀，但有很多地方都是需要改造的，而改造的主要構思，隻可能出自與他的腦子裏。

    作為都城，長安的街衢極為寬廣，而且方向筆直。“街衢繩直，自古帝京未之有也。”據考古實測，除橫街外，其他街道，包括郭城街道，最寬者近六十丈，通城門的大街多寬三十多丈以上，最窄的順城街也寬近十丈。在如今的交通條件下，這麽寬廣筆直的街道，顯然不是為實用性的交通而設，而是為統治需要而設。空曠的街道，高聳的坊牆，封閉的閭巷，使居民無處不在大唐帝國的龐大身影之下，看起來壯麗巍峨，實際上在李曜看來，也等於造就了國家強暴社會的文化氛圍。

    後世許多人都對長安的市場繁榮深信不疑，然而李曜經過仔細考察，卻發現許多問題。長安的市場，以東西兩市為代表。而規模如此巨大的都市，把商業區限定在兩市，這種“集中統一”的管理模式，應該與社會發展的需要以及經濟活動的實際是高度不適應的。如果說長安市場貿易有過繁榮的話，那應該也隻是一種**集權帝國的畸形繁榮。

    東西兩市各方六百步，不過李曜實測之後，發現其實要大一些，但是均不超過後世一平方公裏的大小，相對於百萬人口的大都市來說，這點商業區實在是太小了，僅僅占城市總麵積的百分之二。加之高宗武周時還在東西兩市設立了常平倉，修建了放生池，又占用了相當一區地盤。常平倉的儲粟大約在二三十萬石之間，其麵積不小。常平倉加放生池以及市署管理機構占地之後，真正的貿易區域實在寥寥無幾。在這樣一個麵積和空間十分有限的市場中，到底能容納多少大商小賈，有多少普通居民能夠受惠其間，是大有疑問的。而在李曜問過隨行官吏之後才知道自己的猜測果然沒錯，東西兩市並不是為一般居民服務的市場。

    同整個城市布局相適應，東西兩市的建築規整劃一，由井字形街道把市場劃分為九個區域，市中央設置市署和平準局進行管理。各種店鋪集中設置，形成不同的“行”。為了求得店鋪的整齊，中宗時曾專門下詔稱：“兩京市諸行，自有正鋪者，不得於鋪前更造偏鋪。”這種禁置偏鋪的做法，顯然不同於今日的禁止占道經營，因為唐代兩市的道路兩側有兩米多深、近一米寬的水溝，偏鋪不可能伸展到水溝之外的街道上。各行的集中設置、顯然不是經濟規律的反映，而是官方控製的表現。

    所謂的“行”，並不是由貿易活動自然形成的行業，而是古代在行政幹預下形成的“某某一條街”。這種集中設置的行，不是商貿活動的發展需要，而是一種“供給”製的需要。如果從東西兩市主要是為政府服務的角度來考察，從政府的“方便”來考慮，不難得出合理的解釋。

    東西兩市的位置，都臨近皇城和宮城，顯然其貿易活動主要是為皇室貴族和官僚集團服務的。而西市的繁榮，又以“胡商”最為著名。胡商所經營者，多為珠寶珍貴，非尋常百姓可問津。因此，東西兩市，從設計思想到實際效果，主要是為宮城和皇城以及周圍的官邸豪宅服務的，“公款消費”有可能占主要地位。李曜忽然想起後世許多文章引吳湊任京兆尹時請客一事為例來說明兩市飲食業的繁榮。“兩市日有禮席，舉鐺釜而取之，故三五百人之饌，常可立辦也”。其實，這同後世某些貧困地區的餐飲業和娛樂業畸形發達沒有什麽兩樣。以東西兩市某些豪華奢侈消費說明長安城已經成為全國的經濟中心，本身就論據不足。另外，最為文人稱道的平康裏（坊），即青樓，恰好就緊挨著皇城。所以在李曜看來，即使在古代中國，色-情業隻有緊緊傍上權貴才能昌盛，似乎也早已成為鐵定的法則。

    東西兩市的店鋪規模都不大，李曜隨意看了看，最長的不過三丈餘，最短的隻有一丈餘，進深均為一丈餘。不過他又發現，許多店鋪乃是官貴修造，租賃收利。從店鋪的租金來看，其商業的繁榮程度頗有疑問。眾所周知，租金的高低反映著鋪麵商業利潤的高低。而在唐朝最為繁盛的時期，官定租金限價月不過五百文。玄宗曾為此頒發詔書稱：“自今已後，其所賃店鋪，每間月估不得過五百文”。顯然，由租金之低可以推測出一間鋪麵的每月利潤是十分有限的。

    至於唐朝中期以後，朝廷對兩市商賈的“借錢”盤剝，增加商稅，括僦櫃質，間架除陌，特別是宮市白望，對商貿活動的打擊摧殘累累見諸史篇。這時候李曜想起來一件事，德宗在建中三年“借京城富商錢”，“大率每商留萬貫，餘並入官”，“大索京畿富商，刑法嚴峻”，“人不勝鞭笞，乃至自縊，京師囂然，如被盜賊”，才搜刮得八十萬貫。經京兆少尹韋祺建議，又按僦櫃質庫法，四取其一，再搜刮得二百萬貫。這樣一場聲勢浩大、動用國家暴力、激起了罷-市抗議的行動，幾乎掃蕩了長安市場，所得不過如此，僅夠帝國兩個月的開銷。即使考慮到富商的抵-製和隱匿，也反映出長安商賈的資本和流動資金十分有限。長安市場的所謂繁榮，由此可見一斑。

    唐都長安在中國都城史上具有代表性。長安城的設計建設，就其本質來說，是皇權的物化，它給予人們的觀感，是天子的威嚴和王朝的神聖，是和當時的皇帝製度緊密結合為一體的。它充分反映了其作為政治中心的威嚴，而遠遠沒有經濟中心的風采。

    對於這樣一個長安，李曜顯然是不會滿意的。改造長安，勢在必行。

    當然，這得等眼前這一場與李茂貞之間的戰爭取得勝利之後，才能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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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溫回汴州已一月。兗州來報，葛從周病情穩定，日漸好轉，手腳已能活動，也能說得簡單話語。朱溫這才心安，令他安心養病；同時決議三伐河北，他想著張存敬在眾將之中跟隨自己最久，遂拜為河北招討使，帶領氏叔琮、楊師厚、徐懷玉、康懷貞、王重師部並魏博兵共計五萬軍討伐燕、定。

    張存敬五萬大軍此番繞過滄州，兵鋒直指幽州，勢如破竹，僅一月時光，連下景、瀛、莫三州，合縣城共二十餘座，軍至瓦橋關下。劉仁恭前進顯然不能，隻能固關自守。此時北方剛剛入冬，忽降大雨，道路泥濘難行，軍士衣著單薄。張存敬宣諭眾將道：“大王誌平河北，今已三番用兵，莫非要功敗垂成麽？”

    諸將皆回應道：“倘是不願，卻該如何是好？我等愚魯，全憑招討決斷。”

    張存敬道：“我意！中山近在咫尺，而雨量較小，道路仍能通行，可先攻取！”眾將從命。張存敬遂移師定州，分氏叔琮、楊師厚兩萬兵取祁州。

    那前時的中山（義武）節度使王處存早已亡故，其子王郜襲位，也取晉王的郡主為妻。聞張存敬來犯，便派季父（叔叔），都知兵馬使王處直率五萬大軍拒敵。

    王處直說道：“汴軍來勢洶洶，因大雨而移師攻我，軍士衣著單薄，必不能持久，請依城為柵，待其師老而出擊。”

    孔目官梁汶自認受王郜寵信，此時忍不住顯擺一下，說道：“昔日燕、趙兵曾以十二萬攻我，當時我軍不滿五千，猶能一戰而勝。今張存敬兵不過三萬，我軍卻已有五萬，怎麽反而怯戰，欲依城自固呢？”王郜便以梁汶說的有理，令王處直領兵出擊。王處直無奈，隻好出兵，兩軍相遇於沙河邊的懷德驛。

    話說汴、定兩軍相遇在沙河邊的懷德驛。張存敬從容禦敵。那義武雖有五萬眾，卻是十幾年少有實戰過的，怎敵得過汴軍久戰之新銳。一番廝殺，義武軍大敗，死者過半，喪失大將十五名。王處直由親從保護，逃回城中。

    梁汶對王郜說道：“處直敗軍之將，當論罪定斬，以安軍心！”

    王處直怒目銅鈴地嗬斥道：“梁汶無知，妄言出兵，才至有此敗，這等禍國殃民之徒，不斬不足以平民憤！”

    那王處直乃是王處存的同母胞弟，年歲雖然長王郜不過幾歲，在軍中卻是很有威望，才情也是遠在王郜之上。王處存彌留之際，本來是要將州事付他的，正因為梁汶諫言：“有嫡子不當傳弟！”方使得王郜襲位。這番王處直與梁汶擺開了你死我亡的架勢，在座的將吏便紛紛聲援王處直，要求處死梁汶。

    王郜此人才情確實平平，見了這般情況，北麵而坐卻驚駭的不知所措。隻見邊上有一人湊到王郜跟前，說道：“郎君還是先從眾人之請吧，否則恐將有廢立之災呀！”

    王少帥轉頭一看，才知此人乃是安元信。這安元信出生將門，自幼習騎射，曾事李克用，曾跟從李克用鎮壓黃巢起義，僖宗光啟年間，吐渾赫連鐸部寇掠雲中。李克用聞訊後即派安元信率兵前往抵禦，結果在居庸關被赫連鐸擊敗。因李克用治軍嚴厲、性格急躁，安元信怕回去受罰，於是投奔定州王處存，受到厚待，被授為突騎都校。

    他當時逃到定州，被王處存收留，王處存將情況言明李克用。李克用看在王處存的麵子上，赦免了安元信之罪，許他留事中山。王處存於李克用加封晉王那年病卒，安元信便成為王郜的親信。王郜很是倚重他，乃將梁汶處斬。

    王處直既除梁汶，便請王郜移書張存敬，求罷兵修好，以緩其師，然後向晉王及劉仁恭求救，或可保的中山。王郜六神無主，哪裏還敢不從。

    張存敬接到王郜書信，卻一眼看破，說道：“此乃緩兵之計！我必須在晉、燕援兵到來之前，攻下定州。”遂下令全力攻城。雲梯、衝車等攻城器械並進，不幾日已攻陷外郭。

    王郜大驚，問策安元信。安元信說：“勢已難支，隻有先往太原避難，徐圖收複。”

    王郜想隻有這條法子了。卻聽王處直又不讚成，揮淚泣諫“不可棄了你父我兄之基業！”這顯然是自編自導的演戲。

    王郜其實心如明鏡，將士多不聽己，都是被這個季父收買了，但此刻無力回天，也就去意堅決，乃對季父說道：“侄兒無才無德，不能守的父親基業。今日就將中山托付給季父，願季父能存我中山王氏。”說完，移交符印，自攜妻小及安元信往太原去了。

    王處直成功取得定帥，但是他利用外敵入侵來奪位，也不免因小失大。雖然他事後率眾力保牙城，以致張存敬一時也不能攻下，但易旗改附，屈身為仆已是在所難免。

    晉王李克用得知張存敬移師中山，未待王郜求救，其實已派周德威率二萬大軍自飛狐關東下來救，可惜王郜與安元信全然不知。此時周德威已下飛狐關來，正在往定州趕。可王郜走的卻是縛馬關，與周德威錯過了，到太原後才得知，因而悔恨不已，憂憤成疾，不久就嗚呼哀哉，伏惟尚饗了。

    周德威下飛狐時，梁軍氏叔琮、楊師厚已經攻下祁州，恐州民為變，竟然大肆屠城。殺得是“心情酣暢”，而後再將大軍北上聲援張存敬。

    周德威得軍報，對部眾說道：“氏叔琮慘無人道，楊師厚太原叛逆，這等為虎作倀的惡賊，某等太原之將，必須給他們點教訓。”眾將皆盡同意，於是加速南下，攔截氏、楊。大軍行至望都，兩軍相遇，周德威二話不說，揮師衝殺。

    楊師厚由鴉軍叛逃，見到周德威有心心虛，因而避戰；氏叔琮呢，還陶醉在揮舞屠刀的快感中，不意周德威突至，倉促應戰，怎能不敗？二人戰敗，急忙往魏州潰逃，半路上正遇到朱溫親自帶兵來。

    朱溫此時怎麽會出現呢，原來，他收到軍報，得知張存敬攻瓦橋關遇到大雨，移師定州。就料到軍士必定因雨而寒，在一個，也是為張存敬鼓氣，便親自押送過冬棉衣趕來。他見到氏叔琮、楊師厚敗逃，又聽說他倆屠殺祁州，那心中無名怒火猶然升起三千丈，欲斬二將，卻被劉捍勸諫，說現在正是用人之際，饒他二人性命，可換來忠心。朱溫覺得這話也有道理，便將二人降職留用，一道進軍望都。

    周德威得知朱溫親自到來，又得知王郜已棄城逃往太原，估摸中山已難保，想想自己手頭兵力不足，就算搞得定張存敬，也搞不定朱溫，隻好也退軍了。

    朱溫來到定州城下，給將士分發過冬棉衣，汴軍因此士氣大振。此時張存敬已攻牙城數日，城幾乎就要摧毀了，於是就來挖最後的一簣土。王處直在城上看見朱溫親自到來，也就知曉天命如何了，於是請與朱溫答話。

    城樓上，王處直對朱溫高呼道：“本道事朝廷盡忠，在大王麵前也未曾相犯，卻為何來攻我？”

    “你為何依附河東，屢屢為其爪牙？”朱溫冷冷回道。

    “我兄長與晉王同時立勳，封疆臨近，並且結為婚姻，修好往來，我依附河東便是常理。大王如果不滿意，我王處直請從此改圖，如常山之狀，伏事大王就是了。”

    朱溫大笑道：“王公果然識時務！我也惜兵愛民，不忍取代，就為公奏請義武節旄，不要忘記向我朝貢。”於是再令劉捍單騎入城宣諭。王處直受命改圖，以帛繒十萬犒師。

    而幽州那邊，劉仁恭得到王郜求救，也知曉唇亡齒寒的道理，就派劉守光率大軍十萬來救定州，可惜他這十萬大軍卻多是強擄充軍的百姓，未曾訓練幾日。劉守光軍至易水邊，已聞王處直受降，中山改圖，於是就地紮營不前。

    張存敬對朱溫說道：“劉守光紮營易水，正在進退兩難之際，防備必然鬆懈。末將請往襲營，必可大勝。”朱溫以為然。果然，次日張存敬回報，易水奇襲成功，斬獲六萬眾！朱溫對此十分淡定，這似乎都是在意料之中，對結果似乎還不滿意。他對存敬說道：“劉仁恭乃是鷹鷙，不可再留，必須全力攻下幽州！”

    張存敬領命，方欲領軍而去，卻不料崔胤派信使攜帶書信趕到定州。朱溫看後，麵無表情，權衡輕重半晌，他便將張存敬喚回，對他道：“長安有變，攻取幽滄暫先擱置。”恰好劉仁恭因易水大敗，也遣使來修好，請幽、滄如趙、定事，並送幼子劉守奇為質開封。朱溫正好樂得作個順水人情，當即準許，取來人質並錢帛近百萬返回汴梁，處理長安之變。此戰之後，河北於是改易，魏博、邢洺、成德、義武、義昌、盧龍六鎮全部臣服汴梁！

    卻說長安之變，是什麽情況？這要從崔胤拜相說起。景福二年，崔昭緯聯合李茂貞推薦崔胤為相。可是崔胤為相後卻朱溫暗中相通，反把崔昭緯逐出朝堂，絕岐山而附汴梁，把持朝政。李曄深知崔胤是大奸巨滑之臣，先後於乾寧二年，王珙兄弟爭河中時；乾寧三年，李曄幸華州時兩次罷相。然而崔胤卻兩次均依賴朱溫，使李曄迫於形勢，無奈兩次罷黜都是不足半年後，被迫起複。等到朱溫伐河北，擅自用兵，李曄欲使藩鎮罷兵，卻又不能製止汴梁，崔胤每每在李曄麵前為朱溫歌功頌德，使的李曄大為惱火。正逢嶺南清海節度使薛王李知柔大病彌留，請除代。李曄俟機而出崔胤為清海節度使，三次罷其相；以王摶代替。

    崔胤盛怒，仗著朱溫的勢力，竟然不行，找到左諫議大夫韓偓處，向他訴憤道：“如今天子身側，神策軍、樞密使仍為宦官掌握，神策軍兩中尉劉季述、王仲先；兩樞密使宋道弼、景務修勾結河東李克用、鳳翔李茂貞，左右天子耳目。我崔胤為相，勤勤懇懇，輔弼朝政，今日罷相，也是被四宦豎所誣譖。宦豎不除，國無天日！請致光兄在天子麵前，為我仗義一言。”

    那韓偓即是昔日與梁震、敬翔等同為鄭府落第秀才的韓致光。羅隱尚書省題反詩當夜，眾人全都脫離長安，遠走他邦；韓偓獨歸萬年鄉下，仍不忘取功名之路，仍把聖賢書來讀。待到黃巢覆滅，僖宗回鑾，再一試而中第，官一路做到左諫議大夫。李曄在華州時，用朱樸無功，韓偓乃上言，請天子韜光養晦；李曄派太子遊說藩鎮，請息兵養民，也是韓偓的主張。自此為李曄所依重，出入於天子身側，李曄常與他單獨探討天下大事。崔胤深知其地位重要，盡管職品在己之下，也是主動去籠絡。韓偓卻是嬉笑應對，既不與他同流合汙，也不指責他恣意妄為。

    今日卻見崔胤尋來，要求協力鏟除宦官，這完全出乎韓偓意料之外。他深知此事甚為棘手，略一思考，回道：“為臣之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緇郎今日罷相，何必遷怒於人。天子聖明，他日知緇郎委屈，必然再次召回，此處我韓偓可為你一言。南衙北司係天子兩翼，願緇郎勿生傾軋之念！”

    崔胤自討了個沒趣，歎道：“致光願作和事老，抱愚忠李唐之心不死，我崔胤不強迫。然而有一言相勸，願公深思。李唐危殆，亡已無日，取而代之的必為藩鎮之強者。北司依附晉、岐，可是晉、岐已衰，今時的強藩，唯汴梁一家，河北即將歸服，東平王取天下指日可待！致光須為他日榮辱早作打算！”說完乃退。

    韓偓待崔胤走後，急忙入宮，覲見李曄，奏道：“崔胤不可罷相！如今南衙北司，互為朋黨，各自依附強藩，勢力相對平衡。崔胤一旦罷相，必致南北攻擊，無論誰勝誰負，平衡一旦打破，則加速國家滅亡！”

    李曄聞言心中有氣道：“近日坊間傳遍俚語‘天子出幸易，崔胤罷相難！’朕不信，國家拿那些武藩沒奈何，還奈何不了一個文相。”遂不從韓偓，傳詔崔胤即刻赴廣州。

    崔胤無奈，隻好起身。臨行卻修書兩封，一表朝闕，一移汴梁。給汴州朱溫的自然是把情形描繪成自己委屈，對汴州不利，請朱溫出手；而給李曄的奏表，是這樣寫的：

    臣離中樞不可悲，可悲者宦豎專橫，陛下必為蒙蔽，甚有廢立之憂。臣臨行涕泣頓首，宦豎務須剪滅，除惡務盡！則朝堂清明，社稷可存！

    李曄見到這奏表，怒不可遏，便問王摶對這事有什麽意見？

    王摶見天子問話，從容奏道：“人君當明識大體，無所偏私。宦官擅權的弊端，自古便有，誰人不知？看眼下的形勢不可猝然剪除，國家如今多災多難，宜等候這些災難漸漸平息，再乘機會。”表明態度後，又說道，“願陛下不要將臣說的話輕易泄露，以加速奸小妄起變端。”

    李曄深以為然。然而李曄不輕泄，崔胤難道就不能知曉？李曄身側早已布滿其耳線。王摶將宦官定性為“奸小”，傳到崔胤耳裏，卻以為是指己，遂於赴任途中，再上一表，道：

    王摶奸邪，已為宦豎輩外應，陛下切不可聽之！

    當時正是征服常山後，朱溫回到汴州。接到崔胤書，便上表稱：

    王摶與樞密相表裏，同危社稷。崔胤不可離輔弼之地，請陛下收回成命。然則，臣將攜兵入闕，清君之側！

    表章連奏數道，李曄畏懼藩鎮，見表大驚，更何況此時舉朝正因為王鎔改附而震蕩不安。李曄怕朱溫出兵幹涉，迫於無奈，隻好將崔胤召回。當時崔胤方行到湖南境內，正應了坊間“天子出幸易，崔胤罷相難”之說！

    崔胤三罷三複，與朱溫內外勾結，遂將王摶與兩樞密宋道弼、景務修罷出朝廷，不久又想賜三人自盡；因劉季述、王仲先掌管宿衛，手中有兵，尚未敢輕動；而以另一宰相徐彥若位在己上，硬是逼其辭相，出為清海節度使。自此崔胤**朝政，勢震中外。

    然而王摶罷相，卻惹惱了河中節度使李曜。李曜能有今日，王家出力甚多，而且按照他的規劃，今後需要用到王家的地方也頗為不少，因此一聞王摶罷相，深恐他遭遇不測，於是立刻起兵，西進關中，要“迎官家回鑾長安”。

    等李曜到了關中，不久即平定同華，韓建束手就擒。李曜花了一個月時間整編華州新軍之後，聞朱溫在此北伐河北，遂放下後顧之憂，隻留一軍鎮守華州、潼關，自己親率大軍西進與李茂貞爭鋒。

    再一次使用圍魏救趙之計調動李茂貞讓出長安之後，李曜領兵進入長安，又派開山左軍東去接李曄回鑾。

    待李曄回到長安，李曜忽然上表，主要說了兩件事：其一，為朝廷安危計，請官家再設左右羽林，拱衛長安，因有神策軍在，左右羽林可暫駐京畿附近軍鎮；其二，彈劾崔胤，並為王摶鳴冤，請李曄為其再複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