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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鐵列克提之戰（中篇小說）張寶同

    “我默默地消沉了好幾天，可是，幾天之後，領導通知讓我參加塔城軍分區召開的學習***思想積極分子代表大會。我非常不願意參加，因為我的心情非常不好，也不想在大庭廣眾麵前丟人現眼。可是，我又不能回絕，因為組織需要我來為大家做典型，而我也需要用這種場合來為自己表明身份。我要讓大家知道我是一個英雄，不是蘇軍的戰俘。

    因為我要參加，大會特地選在了軍分區醫院大禮堂進行。當我被兩名士兵攙扶著進到會場時，全場起立，掌聲經久不息，‘歡迎同胞回國’的口號如山呼海嘯。

    我上到了主席台上，按照軍分區政治部給我寫好的發言稿念了起來。為了表現我與蘇修鬥爭的英勇行為，‘被俘’一詞被改成了綁架。會場上坐滿了從各個單位來的戰士，但場下卻是十分地安靜，戰士都伸長著脖子在專注地聽我做報告。當我做完報告，就有人帶領全場人憤怒地高喊，‘打倒蘇修，打倒新沙皇！’可是，會後，我就在想，沒想到塔城軍分區有這麽多人，可打仗時他們都去了那裏？

    之後，我又被各個邊防站請去做英雄事跡報告。開始，我做報告時還是看著稿子，結結巴巴地念著，到後來，我都不用看稿，就能慷慨激昂，聲情並茂地進行演講。在連續兩個來月的巡回報告中，我又再次地找回了那種當‘英雄’的感覺。

    本來，在我被俘之後，組織上的陣亡通知書還沒有到達我父母的手中時，和我一起當兵的同村人已經把我犧牲的消息寫信告訴了我的父母。很快，全村人都知道我已經為國捐軀了。我全家悲痛欲絕，我娘哭的死去活來，村裏的老婆娘們也跟著在一起都哭過嚎過。家裏人說我1960年沒有餓死，1969年卻打仗死了，好歹是個烈士，就把我的照片放大掛在家裏供村裏人平悼了一個多月。

    當年部隊幹部犧牲的撫恤金是補發6個月的工資，再補加一次性撫恤金280元。這樣算下來，幹部遺屬能領取五六百元的撫恤金。戰士犧牲的撫恤金是三百元，由當地民政部門發放。由於塔城與內地路途遙遠，很多烈士的家屬沒有來現場參與辯識。主要是烈士遺體肢體不全，高度腐爛，不宜讓家屬辨識。

    可是，這時候那個同鄉戰友又來信說我沒有死，被蘇聯人抓走又放回來了。我爹一聽到這個消息就慌了，因為我人沒死，可公家給的撫恤金已經花完了，這不是在騙取國家的錢？好在人還活著，錢就不是問題。所以，我爹當天晚上就乘火車來了新疆。

    當時火車隻通到烏魯木齊。烏魯木齊離塔城還有600多公裏。軍區竟然出動了直升飛機把我爹從烏魯木齊接到了塔城軍分區。當我父親從直升飛機下來時，看著迎接我爹的士兵‘拍’地一立正，畢恭畢敬地給我爹敬禮，把我爹稱為‘英雄的父親’。這種鄭重而有力的行禮隻有在戰士們見到了重要的首長時才行使的。這讓我感到非常地激動，覺得自己給家人爭了大光，覺得過去受的傷和吃的苦都是非常地值得。

    10月1日，我又被軍分區派去烏魯木齊參加建國二十周年大慶，並被安排在軍區總醫院進行療養。那天下午，我剛做完報告，就見一個熟悉的麵孔來到我的麵前，對我說，‘袁國孝，你現在是咱們軍區的大英雄了。’我一看是我們邊防站的衛生員丁殿勳，就高興地握著他的手，說，‘這是組織給我的榮譽。可我還是普通一兵。’

    他因傷病剛從塔城軍分區醫院轉到軍區總醫院住院。因為我們倆人都隻有17歲，是戰友，又是病友，所以，就有許多的共同語言。他顯得有些恢心，說，‘我真倒黴，因為受傷沒能參加這次戰鬥，別的戰士都立功受獎，可我連個嘉獎都沒有。’說著，便長長地歎著氣。我安慰著他說，‘你還年輕，又懂得醫學，以後會大有前途呢。’可他還是很悲觀，說，‘有啥前途？那象你現在都是軍區有名的大英雄，跟珍寶島上的孫玉國一樣，過不了多久，就能當上排長連長，再不用回到農村老家了。’

    我當然也有這種期望和憧憬，但我知道我跟孫玉國還不一樣，人家是真正的英雄，是跟蘇聯人硬碰硬打出來的，而且是打了勝仗，為國家立了大功，爭了大光。而我是被蘇軍俘虜的，所以，從這點來說，我就不能跟孫玉國比。我問他以後啥辦。他搖了搖頭，說，‘我也不知道，隻能回部隊好好幹吧。’

    我在軍區總醫院療養了二十多天，到了十月下旬，軍區派我去托裏做巡回報告。我就帶著父親一起去了托裏，進到了烈士陵園，看到一排兩行的烈士陵墓，我數了數一共是28座。我們在無名高地上有26個人，犧牲了25人，還有3名記者也犧牲了，我是個唯一的幸存者。他們中最大的是裴映章副站長，37歲。最小的是和我一起從河南柘城縣來的8名新兵戰士，他們隻有17歲。他們是第一次上戰場，也是最後一次上戰場。在這些烈士中，除了三名記者被追記一等功，其他人都被追記為二等功和三等功。我也被記為二等功。

    到了李國楨的墓地前，我感慨萬千：這裏原來是我的墓地，現在已經改成是李國楨的墓地。我和父親站在李國楨的墓碑前，兩人抱頭大哭。哭過一會，我對著墓碑說，‘李排長啊，本來是我在墓地裏躺著，可現在卻是你在裏麵躺著，對不起呀！‘

    這次托裏之行，對父親的情緒影響很大，對我的人生也影響很大。當天晚上，父親就鬧著讓我回家，不讓我在部隊幹了。可我在部隊裏幹得正紅火，前程遠大，我不能就這樣地把自己的前程給斷送了。可父親一邊哭著一邊叫著我的小名，說，‘你是要你媽，還是要你的前程？’

    父親的哭鬧讓我心裏很亂，也想了很多。突然間，我對到處給別人做巡回報告感到了厭倦：這到底有啥意思？我被俘本來就不是件光彩的事，有啥可向別人炫耀的？特別是戰友們的犧牲對我的觸動很大，他們人都不在了，還會考慮什麽前程？

    我很快又回到鐵列克提邊防站，隨後不久，又來到了塔斯堤哨所。其實塔斯堤哨所和丘爾丘特哨所都屬於我們鐵列克提邊防站管轄。說到塔斯堤哨所，沒啥人知道，可是要是說到‘小白楊’哨所，肯定會有很多人知道，就是閻維文唱過的那首‘一棵呀小白楊，長在哨所旁’的那個哨所。6.10事件中被蘇軍開槍打死的女烈士孫龍珍的墓地就在我們哨所100米的地方。在這個地方我一直服役到72年初，然後複員回到了生我養我的家鄉故土河南省柘城縣慈聖公社孔莊村。

    村子還是原來的村子，土地還是原來的土地。我家的那幾間殘破的磚瓦房還是原來那個樣，隻是比前兩年更加地破敗與陳舊。這個地方我過去總是嫌它貧窮，嫌它枯燥，嫌它辛勞，想著永遠地離開它。可是，我在外麵轉了一圈，又回來了。不知道是它在諷刺我，還是我自己在諷刺自己。但不管怎樣，在離開它兩三年後，再回到它的懷抱，我還是能感覺到它對我的深情與眷戀。

    我站在村頭，望著這片廣闊、幹黃而貧脊的土地，心頭禁不住地湧起一種想哭的衝動。這片土地，千百年來，承載著我們祖先多少代人的辛勞和苦難，也給了我們多少的收成和回報。有多少人為了想過好日子，離開了這裏，可是，我是離開過這裏的人，我再也不想離開這裏了。我願意把我一生的辛勞和汗水都奉獻在這片土地上。

    回村不到二十天，我跟外村的一位姑娘結了婚，婚事是我父母早就給我說好的，我看過她的照片，她也見過我，我們算是自由戀愛。從此，便紮紮實實地開始了麵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生活。我從小就是農民，但那時還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農民，因為我還是個學生，可是現在，我就跟父親一樣了，整天在生產隊的地裏幹活掙工分。

    部隊的生活和經曆對我的性格和人生影響很大。可以說改變了我整個人生。過去，我是個性格開朗，愛說愛笑的人，可是現在，我變得寡言少語，常常還會無端地歎息和憂傷。在勞動間隙或休息時，常常會有人要我講在部隊時的戰鬥故事和生活經曆。我總是非常地不情願，因為這些故事和經曆會引發別人的聯想和提問，而有些聯想和提問又是我不願意觸及的。

    其中一個最容易讓人引發好奇和疑問的問題，那就是我為什麽是戰鬥英雄，卻沒有入黨，沒有提幹。這個問題曾困擾過我很長時間：幾乎所有的戰鬥英雄都得到了提升，孫玉國參加完九大就直接從連長提升到團長，而我們邊防站的李永強排長也在6.10事件後調到別的邊防站當了連長。可我沒有，而且連黨都沒有入。這個問題讓我百思不得其解，但是後來，我終於想明白了，我不能提幹是因為我不能入黨，而我不能入黨是因為沒有人給我當介紹人。因為沒有人知道我在被俘時的真實表現，所以，也就沒有人敢冒這個風險來介紹我入黨。這事曾讓我苦惱和迷惘過很長一段時間。可是，再苦惱和迷惘都沒有用。現實就是這樣，誰也無法改變。

    沒過很久，讓我擔心的事情就出現了。我開始聽到了風言風語，說和我一起參加戰鬥的人都犧牲了，而我被蘇軍俘虜了，如果我沒有叛變，蘇聯人不可能把我放了；如果我是英雄，為什麽沒有入黨提幹？而且，這種事情在人們的印象也都是順乎自然的事。對這種傳言，我也曾想去解釋和阻止，可是，後來一想，這樣做隻能是毛筆描字，越描越黑，所以，我就不予理睬。

    可是，那天晚上，我表侄女跑到我家，對我說，‘叔呀，玉蘭說你不是英雄，是叛徒，還說你那戰鬥英雄是在部隊裏靠自我吹噓當上的，後來有外國記者把你在蘇聯的表現給拍照下來，捅破了你的牛皮。說你其實就是叛徒。’

    我侄女是小學三年級學生，而玉蘭和她是同班同學。三年級的學生怎麽知道我是叛徒？還不是聽大人們說的。聽著這話，我不能再裝傻吊了。否則，到了明天，連三歲的小孩都會說我是叛徒。於是，我當即找到了玉蘭家。當時天已經黑了，我站在玉蘭家門前，對玉蘭她媽說，‘玉蘭媽，我找玉蘭問句話。’玉蘭媽說，‘問啥話？’我說，‘你不管，我隻問一句話。’玉蘭媽就把玉蘭叫了出來。玉蘭見我站在門口，嚇得不敢出來，是她媽把她拉了出來。我就當著她媽的麵問她，‘玉蘭呀，你咋說我是叛徒呢？’玉蘭吱吱唔唔回答說，‘我是聽別人說的。’我就問，‘你聽誰說的？’玉蘭不敢說，還是她媽逼著她，說，‘你說話呀，你到底聽誰說的？’玉蘭哭著說，‘是翠花給我說的。’

    翠花也是她們班的同學。我要去找翠花，可玉蘭媽攔住了我，說，‘大兄弟，你別去找人家了，說你是叛徒這話，都在村裏傳成啥了，連外村的人都知道了。隻是你自己還蒙在鼓裏。’

    連外村的人都知道我是叛徒了，可我自己還蒙在鼓裏。難怪近一兩個月來，村裏人總是躲著我，對我愛理不理的，原來他們都在把我當成了叛徒。我一整夜都沒睡好覺，就感覺天要塌下來了一樣。

    第二天一早，我就來到了大隊部，找到大隊書記，大隊書記說這事他管不了，要我找公社。我就去找公社，可公社書記說，‘這事你得找縣武裝部，讓他們給你證明一下。’我又去了縣武裝部。武裝的一個副部長卻對我說，‘你到底變沒變節，我們又不知道，咋能給你開這個證明？’

    跑了一天，不但沒辦成事，反把我氣得胃疼。聽著他們那話，好象連他們都在懷疑我有變節行為。我真是哭天無淚，讓人打掉了牙齒還得硬要往肚子裏咽。

    沒過幾天，我因分活跟生產隊長爭吵起來，本來這事也不是什麽大事，可他竟然當著生產隊裏那多人的麵，用教訓的口氣對我說，‘你個叛徒，敗類？’我一聽他罵我是叛徒和敗類，就一下衝過去，抓住他的衣領，喊道，‘你憑什麽說我是叛徒、是敗類？老子身上有傷，還有榮獲二等功的榮譽證。’生產隊長把我用力甩開，用蔑視的口氣說，‘別吹了，你是英雄，咋不見你入黨，不見你當官呢？你見哪個英雄是回鄉當農民的？’我氣得肺都爆炸了。我對他說，‘好，老子讓你看看老子是英雄，還是叛徒。’

    我氣得要發瘋了，回到家，牽著家裏的羊，抓住幾隻正在下蛋的母雞就往集上跑。妻子見我急紅著眼睛，要把家裏這點值錢的東西要往集上送，就要勸阻我，可我啥話也聽不進，歇斯底裏地喊道，‘難道你也讓我上吊不成？’聽著這話，妻子也沒敢再攔我。

    我把羊和雞賣了四十元錢，便買了張火車票去了烏魯木齊，又從烏魯木齊軍區乘軍車來到了塔城軍分區。政治部副主任見我來了，就很奇怪，問我，‘這大老遠的，怎麽就跑來了？’我掉著眼淚對他說，‘村裏人說我是叛徒。’副主任問我，‘為什麽？’我說，‘他們說我一沒入黨，二沒當官，是英雄就不會回鄉當農民，所以，就說我是叛徒。’副主任說，‘那你為什麽不找當地組織？’我說，‘找了，可是連縣武裝部的副部長都說我變沒變節他們也不知道。’副主任馬上給我寫了一份證明：袁國孝同誌是我塔城軍分區鐵列克提邊防站的戰士，參加鐵列克提戰鬥表現勇敢，身上多處受傷，被蘇軍俘虜之後，堅貞不屈，並榮獲二等戰功。特此證明。新疆軍區塔城軍分區政治部。

    從塔城回到家裏，我把證明拿給生產隊長看，拿給村裏其他人看，讓他們知道我不是叛徒，是英雄。然後，我就把證明拿到大隊和公社，讓他們看。最後縣武裝部把這份證明留下存入了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