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福六年（西元941年），又是一個衝突不斷的年份。自從後晉皇帝石敬塘將雁門關以北送給契丹後，居住在代北的沙陀、吐穀渾、突厥、契苾等族，受到契丹的高額壓榨，被索取牲畜財物、měi nǚ、壯丁，所以，他們許多人都逃到雁門關、五台山以南，在並州（山西太原一帶）、鎮州（河北真定一帶）居住，其中主要是吐穀渾的部落。契丹人大怒，派遣使者責問石敬塘。石敬塘無奈，於是派供奉官張澄等人帶兵二千，搜索吐穀渾在並、鎮、忻、代四州各處山穀的人畜，趕他們回到雁門關以北。

    太子人選、鄭王石重貴對此，當然很是不滿，同黃廣武交談時，常流露出想揍契丹使者一頓的衝動。因為代北是沙陀集團的老家，是李昌國、李克用、李存勖祖孫三代經營的基本盤。那裏的人心向著中原的後唐、後晉，因為他們都是廣義的沙陀集團，是北中國的上層，享受一等人的待遇。而落到契丹手裏，代北各部落就成了三等人了，上麵是契丹人、奚人和投誠漢人，無論經濟福利還是政治地位，包括軍隊裏的等級，都下降了，成了炮灰和待宰的羊。

    不過，黃廣武也發現了石敬塘的一個優點，就是比較寬容和簡樸。寬容可能是外部壓力造成的，簡樸就同他出身貧寒有關。總的來說，石敬塘這個人，是個貧家勞苦人出身，沒有貴族的文章錦繡，但是有一種老牧民、老農民的實在和狡猾，“實在”是不做作、不虛妄，狡猾是在向契丹低頭跪拜時，總是耍小手段，給契丹的皇太後、勳貴、大臣、王公們送禮討好，然後就訴說中原的天災**，請求減少點歲貢。

    石敬塘當年請契丹出兵幫忙時，除了割讓幽雲十六州，就是每年貢獻三十萬匹布帛，或者換成金銀替代。三十萬布帛，在中原經濟良好運作時，隻相當於西京洛陽、魏州鄴都廣晉府（後來大名府）、汴州開封府這樣的富庶州三四年的稅收。也就是說，隻要石敬塘穩定了中原的局勢，在歲貢方麵，損失不大，可以說比打仗動輒百萬的花費要好多了。

    這裏麵的原因，放在宋朝就完全不對了。因為石敬塘被後唐大軍圍困在太原時，隻有五千左右的將士，之後是在契丹大軍的幫助下收編後唐軍隊的。所以，石敬塘根本沒有挑釁契丹的力量，他選擇向契丹暫時臣服，是唯一可行的策略。這正如他的親信宰相桑維翰說的：要休兵養民，全麵發展農工商業，使得國家沒有內憂，民眾有餘力，趁契丹國內出現不穩狀況的時候，再向北討回領土。

    桑維翰這個人的治國才能，其實直到北宋趙匡胤時，還被讚賞。隻是到了南宋，受到靖康之恥等的刺激，無能又激憤的儒家文人，就找到出賣幽雲十六州的石敬塘和桑維翰，大加責罵，批得一無是處。

    其實，開國時的弱勢和委屈，西漢、西魏、唐都有過，力量比趙匡胤篡位時小得多，但是他們都勵精圖治，最終翻盤，打敗了匈奴、突厥。而宋朝自趙匡胤起就是垃圾，無論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廢物一堆。

    桑維翰這個人的經曆和行為，同唐朝時選官的標準有關：他長得醜，個子也矮。而唐朝選官不僅看kǎo shì的才華，看門閥的推薦，還要看樣貌好不好。武官的標準最高，除非那些用實在的軍功打上來的猛士憨人，其他人要一開始就當軍官，身高起碼六尺（按隋開皇和唐初尺度，是180厘米左右，晚唐至宋初是186厘米左右），弓箭、刀槍、舉重、騎馬，都另外考。

    所以，桑維翰這種人，天生不受唐朝文化體係考官的喜歡，就是選不上，考官還討厭他的姓同“喪”同音，覺得不吉利。最後，還是他父親的老上司、河南尹張全義推薦，才在後唐同光三年（西元925年）進士及第。

    故而，桑維翰這個人做事，不束縛於傳統習慣路徑——反正他一向不被傳統觀念所欣賞，隻講求實際、實效。他治理相州時，革除不利於民眾休養生息的二十餘個法規，特別是廢除“一人做賊，沒收全家財產”的代北沙陀法律，大受中原人歡迎稱讚。他在兗州擒拿豪賊過千人，使得地方上重歸安寧。

    而後晉朝的這種大環境，也造就了像黃廣武這樣的平民子弟、無儒學佛學門派的人，有進身之路：隻要有實際才幹，就會被任用。

    不過，後晉朝對文化方麵，還是有點愛好——竟然是道教！石敬塘幾次派人求請“華山隱者前右拾遺”鄭雲叟、“玉笥山道士”羅隱之，很是虔誠。

    求道士，還可以曲解成是想長生不老，但石敬塘還喜歡聽《道德經》。他請道士“崇真大師”張薦明，並尊稱其為“通元先生”。石敬塘還要求張大師將《道》、《德》二經雕上印版，命宰相和凝寫序言介紹，向天下頒行。

    所以，黃廣武有時候覺得，石敬塘有點劉邦和漢文帝的影子，耍無賴時是真無賴；但對民間疾苦有很深的認識，也寬容和緩地處理人際關係；不像漢武帝之後的很多帝王，非要和儒狗一起做戲，要壓得全天下人身心都屈服膜拜、世代為奴。

    與石敬塘相仿的，還有南唐的李昪（發音是變），徐溫的養子，姓徐時，名叫徐知誥。自從楊行密獨霸江淮以來，淮河以南、長江下遊，局勢比其他地方穩定，到了李昪奪取帝位，江、淮一帶連年豐收，兵力、糧食都很充足。所以，群臣都上表說：“陛下中興大唐（李昪自稱唐皇室後代），現在北方混亂，我朝應該出兵，恢複國家舊有領土。”

    李昪卻說：“我從小在軍隊中長大，見到兵火對民眾的危害太深了，不忍再起戰端。假如北方的民眾安樂，則我的民眾也安樂，又求什麽擴大領土呢！”

    李昪的這話，被大臣馮延巳譏諷為“田舍翁”做派，沒有大誌。其實，李昪的考慮，不通軍事的文人不可能理解。南唐的軍事優勢，在於水軍和山地河網的步兵，但北方平原，主要靠騎兵野戰攻略，這是南唐的巨大短處。就在天福五年，後晉的安遠節度使李金全向南唐投誠，南唐派三千兵馬去接管，結果被後晉的馬全節打得大敗，毫無還手之力。

    所以，五代十國是個複雜地時期，不能簡單地看成是漢末三國或者是東晉十六國，應該更像是唐朝藩鎮的繼續，而且是治理逐步文明化的藩鎮，各地的經濟發展和交流還在繼續，茶葉等的商貿物流尤其發達，並沒有像漢末和晉末那樣徹底翻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