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5月5日，夜。

    由浦口開往天津的第二次特別快車，正在津浦鐵路上疾馳。

    在中華民國進入第二年之際，能坐得起這趟列車的人，實在不多。這趟列車是當時交通總長吳毓麟花重金從美國dìng gòu而來，車廂為全鋼打造，外麵漆著藍漆，俗稱“藍鋼皮”——在當時的整個遠東地區，這樣的列車隻有一列。

    “藍鋼皮”分一、二、三等車廂，一等車廂由一間間的軟臥構成。能買得起一等車廂車票的，多半是外國人，當然，也有一些非常有錢的中國生意人。

    那一晚“藍鋼皮”的一等車廂裏，有美國總務司安迪生的代表鮑育、法國公使館參讚茹安等外國政要人士，他們是來參加中國關稅會議的。

    而另一群外國人，如《中國遠東金融商業報》記者亨萊，《大陸報》記者李白斯，還有美國《密蘇裏新聞報》駐遠東記者鮑威爾等新聞界人士，這些記者是為了到山東境內采訪而來。

    《密勒氏評論報》的主編約翰·本傑明·鮑威爾，在中國已經呆了8年，很自然獲得了一個稱號——“中國通”。作為一位媒體界人士，鮑威爾一直保持著一個良好的習慣——到哪裏都喜歡記上一筆。也正是得益於他的這個習慣，我們後人完整知道了之後發生的所有故事。

    那一夜，鮑威爾在一等車廂裏和同屋的法國人貝呂比閑聊。他告訴法國人，火車現在剛剛進入山東境內，目前處於三省交界處，是土匪的“天堂”。

    “我們現在正處在土匪窩裏呢!”貝呂比打趣的說道。

    在一陣哈哈大笑之後，鮑威爾和貝呂比洗漱完畢，在淩晨2點左右，昏昏睡去。

    淩晨2點50分左右，伴隨著一陣尖銳的金屬摩擦聲，整列車發生了劇烈的震動和顛簸，鮑威爾從夢中驚醒，下意識掏出了shǒu qiāng。

    一群中國人端著槍闖進了一等車廂，一個羅馬尼亞人抄起手邊的茶壺扔向了對方，換來的是幾聲槍響——他被當場擊斃。

    鮑威爾立刻選擇交出shǒu qiāng。他知道，真的遇到了土匪。

    在遇劫的外國人中，有一位富家xiǎo jiě。這位xiǎo jiě名叫露茜·奧爾達裏奇，是美國石油大王家族成員小洛克菲勒的小姨子。後來她曾發表過一篇文章，叫《周末，我做了中國土匪的“洋票”》(a week end with chinese bandits)。

    “洋票”，就是是外國人質的意思。與之相對應的是中國人質，被稱為“本票”。

    在遇劫之後，車上100多名旅客被要求列隊站立，各自保管好自己的車票——那張小小的車票，此時成了衡量他們身價的唯一憑證：

    三等車廂的客人，每人值兩千塊大洋的贖金;

    二等車廂的客人，每人值一萬塊大洋的贖金;

    頭等車廂的客人，每人值三萬塊大洋的贖金。

    車票丟了怎麽辦沒關係，就按頭等車廂贖金計算。

    至於洋人，不分幾等車廂，統一價格，一人5萬塊大洋。

    人質們在鐵道邊待了半個多小時後，土匪們完成了車廂的洗劫工作。土匪頭目下令：“上山！”

    這是一夥自稱“山東建國自治軍”的土匪武裝，

    1918年，孫美瑤和其族叔、兄弟等聯絡地方武裝和各路“竿子”，築寨於山東嶧縣抱犢崮。蘇、魯、豫、皖四省數十縣的饑民，相遇雲集，不期而聚者達七八千人。孫美瑤等正式組成“山東建國自治軍”，由孫美瑤任總司令。

    “藍鋼皮”被劫持的消息，很快就傳了出去。第一時間做出強烈反應的，不是北洋政府，而是外國政府。

    在詢問人質的過程中，孫美瑤得知鮑威爾是記者後，讓他給各國大使館，及報社寫信。信的大概內容是告知各國政府，他們的公民被綁架了，要拿贖金換人。而鮑威爾答應寫的條件，就是先要將被綁乘客中的婦女和兒童全部釋放。

    在鮑威爾的信發出後，孫美瑤信守諾言，釋放了全部婦女和兒童，孫美瑤似乎在用行動說明，這夥土匪和一般的土匪不同。同時，他也在釋放“不想魚死網破”的xìn hào。

    在完成第一批人質釋放之後，土匪手中總共還有20個“洋票”和30個“本票”。鮑威爾的信引起了各國政府的一致擔心，他們紛紛施壓北洋政府，為了保證人質安全，不許使用武力!

    不能打怎麽辦那就隻能派人開始和談了。

    孫美瑤提出幾個條件：

    （一）政府軍解除包圍，撤回原防；

    （二）收編匪軍為一旅，以孫美瑤為旅長；

    （三）補充軍火。

    政府表示同意，雙方簽字畫押。

    5月16日，山東督軍田中玉下令政府軍解除包圍，並任命孫美瑤為招撫司令，希望開始釋放人質。但孫美瑤當著guān fāng代表的麵，撕碎了“委任令”，表示不承認之前簽訂的條約，官軍先要全部撤退，然後他召集山中兄弟舉行會議，再提出正式的條件。

    土匪變卦了！

    孫美瑤一看政府那麽輕易就答應了自己的條件，孫美瑤不禁開始懷疑政府的誠意，是不是有詐？或者是不是條件開低了!在和山寨裏的眾人商議之後，孫美瑤重新開出了自己的條件：任命孫美瑤為山東督軍；將自己部眾改編為兩個師；將滕縣、鄒縣、嶧縣作為勢力範圍，政府軍撤出一百裏外；蘇、魯、豫、皖四省“同道”中人須一律予以收編，六國tí gòng保證。

    這些條件開始變得越來越荒謬，北洋政府火氣也開始越來越大。到京述職的山東督軍田中玉力主“改撫為剿”，內閣總理張紹曾也表示支持。不過這個計劃被泄露了出去，各國使節便開始不斷勸阻中國政府：不許動用武力!繼續談!

    為了避免動用武力而使得本國人質遇難，外國使節們找到了當時北洋政府的實力派曹錕，希望他勸阻政府不要動用武力。

    有意思的是，鮑威爾發現很多人質急於給家人寫信，讓土匪帶下山。鮑威爾立刻臨時設計了兩款郵票，要求人質寄出的信，必須購買他製作的“土匪郵票”。

    土匪郵票共有兩種，分別為5分和10分。5分的上麵有一座小山，代表抱犢崮，分別用中文和英文寫有“抱犢崮”字樣。雕刻時，由於刻字人的疏忽，誤將“5”後麵多加了個“0”，5分郵票變成了50分票，成為一張錯票。10分的郵票上麵沒有圖案，也沒有中文，隻用英文寫著：paotiuku bandit post(抱犢崮土匪郵政)。

    如今這兩款“土匪郵票”已成為收藏界的搶手貨，一個小小的實寄封前幾年在美國拍賣，以1萬美元成交。

    盡管山上山下能互通有無，但實質性的問題依舊沒有解決，到底什麽時候放人質

    比山下官軍更急的，其實是山上的孫美瑤。

    6月1日，解局人出現了，他的名字叫陳調元。

    陳調元當時的職位是徐海鎮守使，屬於江蘇官員。臨城的這樁大劫案原本和他沒有關係。但因為整個案子處理得實在太拖遝，他受命進入山東，協調此事。

    陳調元上山時，還帶來了一份大禮——2000套正規軍的軍服，這讓土匪們心裏非常開心。陳調元代表政府提出的兩個條件：一、先釋放人質的三分之二，二、收編人數以有槍者為限，三、認命孫美瑤為山東新編第十一旅旅長，四、土匪無論男女老幼，一律給以免死證，有不願入伍的，準其繳械遣散，個人財物準其攜帶回家。

    1923年6月12日，最後一批8名外國人質被釋放，至此，所有的人質全部釋放

    一場曆時37天，轟動中外的“臨城大劫案”，就此劃上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