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治，628年生，683年逝世，隴西成紀(今屬甘肅人。唐高宗皇帝。字為善，太宗第九子，始封晉王。貞觀十七年，立為皇太子。公元650～683年在位。在位三十四年。諡曰天皇大帝。

    唐高宗李治是第三位登基的唐朝皇帝。應該說，作為一個唐朝的皇帝，李治是幸運的，因為，他繼承了父親太宗的輝煌基業。但是對於他個人的帝王生涯來說，“子承父業”同時又是不幸的。當人們觀察他的時候，首先看到的往往是太宗以及貞觀之治的耀眼光環；既而在他身後又是曆史上惟一的一個女皇武則天，在他們兩人並駕齊驅的時候，又總是被武則天搶占了頭籌。

    然而，曆史就是這樣喜歡捉弄人。差不多被曆史忽略的高宗，卻平穩地做了35年的皇帝，這在唐朝所有皇帝當中，是除了玄宗以外在位時間最長的。高宗從即位的第二年改元永徽以後，在位期間，一共14次改元；除了他身後的武則天因為經常會在一年當中數次改元而有18個年號外，高宗又是唐朝皇帝中擁有年號最多的一位。

    太宗有14個兒子，李治排行第九，他是長孫後所生，小名“雉奴”。貞觀二年（628）六月出生在東宮麗正殿，貞觀五年(631，封為晉高宗《矛江敘帖》

    王，七年(633，遙授並州都督。在他前麵，不僅有太宗的長子李承乾，而且有四子李泰，均是他一母所生的同胞兄長。在古代皇位繼承製度的傳統當中，嫡長子具有特殊的優越。李治以皇九子的身份能夠最終被立為皇太子且能繼承大統，的確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李承乾自幼聰明伶俐，太宗對他很是喜歡。武德九年（626）十月，太宗剛剛即位，便將年僅8歲的承乾立為太子。一開始，李承乾積極上進，能識大體，頗得太宗和朝廷大臣的好評。但他生於深宮之中，自幼養尊處優，喜好聲色，慢慢地，沾染了不少壞習慣，生活日益荒唐頹廢。太宗便動了廢立之心，開始屬意第四子，也即是長孫後所生的次子、承乾的胞弟魏王泰。

    魏王泰恃寵驕橫，久有奪嫡之心。他一方麵想方設法取代太子長兄，但是另一方麵又不知道收斂，這引起了朝廷大臣的不滿。而太子承乾感覺到自己的地位已岌岌可危，便暗中聯絡政治上失意的叔父李元昌和大臣侯君集等人，陰謀發動政變。隻是很快事機泄露，李承乾便被太宗廢為庶人

    這時候，太宗有意立魏王泰為太子，但大臣們提醒他，如果堅持就這樣立魏王泰，就必須先殺了晉王李治，否則，日後必有一場奪位大亂。

    這期間，太宗還與李承乾有過一次麵談。承乾說：“臣貴為太子，更何所求？魏王久有奪嫡之心，隻恐被他加害，才與朝臣謀自安之道。一幫凶險不逞之人，遂教臣為不軌之事。今若以泰為太子，這是中了他的圈套了。”

    貞觀十七年四月初的一天，太宗在兩儀殿的朝會結束後，單獨留下了長孫無忌及司空房玄齡、兵部尚書李世績和褚遂良等，旁邊侍立的是惴惴不安的晉王李治。他說：“我三子（齊王、太子和魏王）一弟（漢王），所為如此，我心實在失望已極，百無聊賴。”說罷，竟然自往禦座之上，抽出佩刀欲自刺。長孫無忌等人無不大驚失色，爭著上前，一麵扶抱起太宗，一麵奪下了他手中的佩刀，回手將佩刀遞給站在一邊的晉王李治。長孫無忌似乎明白太宗此舉究竟為何，也不再繞彎子，請他將心事賜示。此刻，太宗才回答道：“我欲立晉王”須知，長孫無忌是李治的親娘舅，他聞聽此言，正中下懷，馬上就毫不猶豫地說：“謹奉詔。有異議者，臣請斬之。”太宗對晉王說：“你的舅舅應許擁立你了，還不快快拜謝。”晉王於是急忙下拜。太宗又對長孫無忌等人說：“公等既符我意，不知道外麵會有什麽議論？”無忌曰：“晉王仁孝，天下歸心久矣。乞望陛下試召問百官，必無異辭。若有不同者，乃是臣負陛下，罪當萬死。”太宗見狀，也就不再猶豫。於是聚百官於太極殿，詢問諸子之中誰最適合被立為嗣君，眾人異口同聲：“晉王仁孝，當為嗣!”太宗見晉王李治居然成為眾望所歸，也一時龍顏大悅。

    大明宮麟德殿遺址貞觀十七年(643四月七日，太宗親駕承天門，下詔立晉王李治為太子。

    太宗在太子承乾被廢以後沒有選立魏王泰，是不希望使後世子孫看到儲君之位可以依靠所謂經營而得。而李治能夠成為新的皇位繼承人，又是因為他的“仁孝”與不爭。關於李治的“寬仁孝友”，史書中有這樣的記載：李治小時候剛一開始學習《孝經》，太宗就提問他有關書中的要義，李治這樣回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君子之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太宗十分滿意，誇獎他說：“能夠做到這一點，足以事父兄，為臣子矣。”

    事實證明，太宗憑借李治的“仁孝”而作出的這一決定，得到了長孫無忌等朝廷親信大臣的擁護和支持。選立李治以後，太宗在當月下詔降魏王泰為東萊郡王，後來又改降為順陽王，流放均州鄖鄉(今湖北均縣北，貞觀二十一年，進封濮王。

    太宗希望李治盡快成熟起來，成為一個合格的儲君，便把大量心血傾注到對他的教育上。每逢視朝，常令在側，觀決庶政，或令參議，使李治得到實際的政治鍛煉。在日常生活中也往往借題發揮：看見李治吃飯，就說：“你要知道稼穡的艱難，不奪農時，才能經常有飯吃。”見李治騎馬，就說：“你應知道不盡其力，才能常有馬可騎。”見李治乘船，就說：“水能載舟，也能覆舟，百姓就像水，君主就如舟。”見李治在樹下小憩，就說：“木要以墨繩為準才能正直，君要能夠接受勸諫才會聖明。”李治每次聽了這樣的話，都會馬上畢恭畢敬地肅立，然後感激父皇的教誨，表示一定“銘記在心”、“永誌不忘”。太宗晚年還親自撰寫《帝範》十二篇賜給李治，從《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等方麵總結自己，對李治循循善誘，要他明晰修身治國安危興廢的帝王之道。

    貞觀二十年(646三月，太宗親征高麗的大軍返回長安。由於太宗病體虛弱，需要靜養，政務暫由太子代理。然而在太宗晚年，皇太子李治的主要工作是照看他父親的身體。太宗這次臥病以來，在他的寢殿側安置了一處院落，讓太子李治居住。李治在父皇的寢宮外陪住了不少時日。就是這個時候，他和同樣侍奉父皇的才人武則天有了私情。這是後話

    貞觀二十三年(649五月二十六日，52歲的一代英主長逝在終南山的翠微宮。六月一日，22歲的太子李治即位，是為唐高宗，即大赦天下。

    命運似乎注定要考驗這位“仁孝”的新君。高宗即位當年的八月，就在他安葬太宗於昭陵的始建於永徽四年（653）的南昌滕王閣（民國初年）時候，河東地區發生強烈地震，晉州尤其嚴重，房屋倒塌，一次致死者5000人。這一年，天下諸州，水旱相繼，關輔之地，又遇蝗災，而且，晉州地震竟然持續了二年多。這的確給以新君即位的高宗李治出了大大的難題，更何況李治還是曾經以晉王的封爵升任儲君而得天下的。就當時的價值觀念與政治理念，這自然會給剛剛當國的高宗帶來極大的壓力。他除了“詔遣使存問，給複二年，壓死者賜絹三匹”，妥善安置善後以外，第二年（650）五月，他還就此事在朝廷上公開與群臣交流，並表示自己應該承擔的責任：“朕初登大位，因政教不明，遂使晉州之地屢屢發生地震。這是由賞罰失中、政道乖方所致。卿等宜各進封事，極言得失，以匡不逮。”新君即位後的豐采在不經意當中顯示出來。

    然而，對於高宗的當政，曆史上頗有“昏懦”的評論。至遲從歐陽修撰《新唐書》以來，就把他當作“昏懦之主”。這樣評價他的理由一是認為他的才智不如乃父太宗，二是因為他在當政期間把國家政柄交付武則天，也就是因為他的寵信使一個女人居中用事，把持國政。那麽，高宗果真是一個“昏懦”之君嗎？

    對於高宗，自古以來人們已經習慣了把他放在太宗的光環中，而高宗也無法從他父皇的籠罩下擺脫陰影。即使對他在位期間的政治評價，也會和貞觀之治聯係起來：“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遺風。”好像隻有這樣才能叫人明了高宗的政績。然而，退一步說，對於一個守成之君，繼續執行實踐證明是正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繼續沿著國家建設和發展的正確道路開拓前進，怎麽能夠給他一個“昏懦”的評價呢？再說，從高宗時期的曆史發展來看，全國人口從貞觀時期的不滿300萬戶到永徽三年（652）一下增加到380萬戶。永徽五年（654），糧食大麵積豐收，洛州地區粟米每鬥兩錢半，粳米每鬥11個銅錢。此外，國家疆域在拓展，國力在增強，民族關係在改善，這些成績的取得又如何會使高宗得到“昏懦”的評價呢？

    高宗即位伊始，就立即暫停了對遼東（高麗）的戰爭及土木工程的營造。他即位的第二年即永徽元年（650），召各地地方官問以百姓疾苦，鼓勵臣下就國計民生發表意見。並且，他也很善於聽從勸諫。有一次，他出外打獵遇雨，就問臣下：“用油布做的雨衣怎麽樣才能不漏一點水?”臣下說：“要是用瓦做，就不會漏雨了。”言外之意，是不應出來打獵遊玩。高宗愉快地接受了批評。顯慶元年(656，高宗再次征詢如何能夠減輕百姓負擔。大臣來濟指出：過多的勞役是老百姓的一大負擔，出工則誤農時，出錢又花費很多，應該免除一切不急需的徭役征發。高宗虛心采納。這樣虛心求諫與太宗的政治作風在本質上沒有任何差異。高宗時期對於法律建設也十分重視。我國現存最完整的成文法典——著名的《唐律疏議》，就是在高宗永徽四年由長孫無忌等大臣修訂而成的。相對來說，這一時期的執法狀況也是寬平公正的。有一次，大理寺卿唐臨向高宗報告說：監獄中在押的犯人隻有50多個，其中有2人需要判死刑。這一犯罪率較低的情況與貞觀時期相比也是一脈相承的。

    再從征伐高麗的戰果來說。太宗大軍親征徒勞無功，而後來高宗派大將蘇定方、李績（即李世績，太宗去世後，因避諱，改名績）和劉仁軌、薛仁貴經營遼東，最後兵圍平壤，凱旋班師，並在遼東設立九都督府。後來新羅統一朝鮮半島，與唐朝建立了良好的關係。顯然，高宗完成了太宗沒有實現的夢想。

    再者，從他對於長生之術的冷靜態度和對醫學的信任來說，比起乃父太宗也勝出一籌。高宗身體狀況一直不佳，對於禦醫的治療他都能夠積極配合，即使是在他的頭上紮針流血也不介意。另外，他還命令宰相組織名醫修訂了《唐本草》行世。而對於胡僧的長生藥從不迷信，他說：“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這與太宗服食丹藥而死形成了強烈對比。

    也就是說，即使把他和太宗的個人風格做一比較，說他“昏懦”也很不客觀公平。

    關於高宗委政武則天的問題，顯然具有強烈的男性社會為中心的價值取向和男性政治為主導的評價色彩。此事牽涉很廣，我們還會在“武則天”一節中談到。這裏我們隻是想說，高宗把政事委托給武則天，一是由於他的身體狀況不佳，晚年“苦風眩頭重，目不能視”（類似今天的高血壓、高度近視眼之類的疾病），處理國政不能不有所依靠；二是由於武則天自身素質高，與他在政事處理上有很多的共同點。武則天“處事皆稱旨”是她能夠得到高宗信任並委政於她的主要原因。而武則天做了皇後就是國之小君，可以“母儀天下”，也能夠得到很多的政治便利，皇後參與國家政務自然有其政治土壤，更何況唐朝世風開放，女性參政的障礙相對較弱，武則天參與朝政是出於高宗的意願，所以與曆史上評價武則天是“專作威福”並不相同。按照司馬光《資治通鑒》的說法，自從麟德元年（664）底高宗處置宰相上官儀以後，每逢上朝，武則天都“垂簾於後”。無論政事大小，高宗都會與她商議，中外謂之“二聖”。從高宗上元元年（674）起，皇帝稱“天皇”，皇後稱“天後”。這樣一個帝後同尊、並稱“二聖”時代的開始，距高宗撒手人寰還約有十年。那麽，這樣的政治格局的確立，無疑是在高宗思維清晰之時。再者，高宗委托政事於武則天，雖然心甘情願，但也不是完全放任。更何況，他還常常會命令皇太子監國，代他處理國政，而不是完全地依賴武則天一個人。在高宗的帝王生涯中，他在身體允許的情況下，一直親自處理國政。他不僅在永徽年間勤勉國事，每日上朝，而且，即使到了弘道元年（683）三月，即臨死前的幾個月，仍然關注朝廷宰相的任職狀況，並罷免了欺淩舅家的宰相李義琰。

    再說，高宗在處置涉及皇帝權威和危及皇位穩固的事件中，也從來不見昏懦和縮宗室近屬的謀反案件。太宗的女兒高陽公主與駙馬房遺愛（房玄齡之子）、巴陵公主的駙馬柴令武、高祖女兒丹陽公主的駙馬薛萬徹、高祖六子荊王元景等人對高宗即位心懷不滿，牢騷滿腹，他們勾結在一起，陰謀發動政變，共舉自稱有做皇帝征兆的荊王元景為帝。事情敗露以後，高宗立即命長孫無忌負責調查，房遺愛聲稱太宗三子吳王恪是主謀。高宗果斷下令：房遺愛、薛萬徹、柴令武等斬首，荊王元景、吳王恪、高陽公主、巴陵公主等自盡。同時，又有一大批人像侍中兼太子詹事宇文節、江夏王李道宗等被流貶嶺表，吳王恪之弟被廢為庶人、房遺愛之弟遭貶、薛萬徹之弟被流放，株連很廣。其中，雖然有長孫無忌“竊弄威權”，畢竟也是假手皇帝。高宗如此處理事情的手段，如何會容忍武則天“專作威福”？這樣的作風如何能與“昏懦”掛鉤？！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