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人們開始津津樂道的回憶這場巴黎的文藝大辯論時，才恍然並不是由加裏安率先發起，而是由被加裏安羞辱之後的戈蒂耶率先展開了反擊。

    原本隻是兩個觀點不合作家之間的矛盾衝突，最終卻演化成一場大混戰。

    離開了瑪蒂爾德公主的公館之後，戈蒂耶越想越憤怒，作為唯美主義流派的先驅，居然被一個“文壇暴發戶”懟的還不了口，越想越生氣的戈蒂耶在回到了家之後，原本在公館裏被堵的無話可說的他突然想到了反駁論調。於是拿出了稿紙，開始在上麵的空白處疾筆如飛，沒有半點停澀。

    在沒有網絡的年頭，作家之間的爭辯要麽在報紙上互噴，要麽就約時間麵對麵的，以西部牛仔的方式對決——“俄羅斯詩歌的太陽”普希金便是死在與法國保皇黨丹特士的槍口之下。

    “詞義向來都是相對而言的。於一個人有效用，對另一個人則未必有益。您是修鞋匠，可我是詩人。對我來說，求實在於兩句詩押韻，因而押韻對我大有用處。您修一雙舊靴子，完全不需要押韻。對我而言，寫一首頌歌，根本用不上皮刀。您會由此反駁，說修鞋匠高於詩人，大眾可以不要後者。我無意貶低傑出的修鞋業，願將之與君主立憲派媲美，予以尊敬。但我承認，自己寧肯穿破皮鞋，也不能讓自己的詩句不押韻，而甘願以詩代靴。我幾乎深居簡出。憑頭腦行走比用雙腳更靈巧，故很少用鞋。”

    “我是一個非常誠實的人，願意為追求藝術而獻出生命。不像那些有德行的‘共和派人士’，為謀求一個職位，得穿靴奔走於政府各個部門之間。為本深知，比起教堂來，有些人更傾向於去磨坊。他們相信麵包能飽肚子，比精神食糧實在。對這些人嘛，無話可說。他們不愧為經濟學家，在今朝和來世都一樣橫行在我們生活的塵世……人們都說每天有25個蘇就能活下去。然而，竭力不死並不等於生活。簡直看不出一座從實用角度築造的城邦會比拉雪茲神父公墓更為宜居。沒有什麽美的因素是生命所必不可少的。取消鮮花，世界在物質上並不遭受什麽損失，可誰願不再有鮮花呢？我倒是寧肯放棄馬鈴薯，而要玫瑰花，相信世上隻有功利主義者才會拔除鬱金香花壇，換種上白菜。——《與加裏安先生辯論》

    戈蒂耶試圖站在道德製高點上抨擊加裏安，並且試圖給他的文字貼上庸俗的標簽。以標榜和區分自己的與眾不同。

    當這篇辯論文章發表之後，平靜的文壇像是被點燃了火藥桶。原本這種私人的爭辯並不會引起其他人的興趣，但是戈蒂耶挑選的對手卻是話題爭議最多的家夥，號稱文壇大噴子的加裏安。他已經保持著完勝聖勃夫和梅裏美的記錄，

    梯也爾也終於按耐不住了，借助這場文壇風波，他也加入了進來。不過比起其他人以文論道，他的做法卻顯得有些登不上台麵，被人詬病。

    並不是從文章出發，而是直接對加裏安進行人生攻擊，標題也取得非常有煽動性。

    《來自盧瓦爾省的騙子和幕後主使》。

    梯也爾通過加裏安這段時間的經曆，振振有詞的分析，加裏安不過是一個來自鄉下的，沒有接受過任何正經教育的農民。如果寫詩是靠著他的文學天賦，那麽對政治局勢的深刻分析便不是能以天賦一詞可以解釋的了。這必須在法國政局和宮廷中有著長年累月的耳濡目染才能寫的出如此深刻的分析，然而對方的身份卻隻是一個鄉下的農民！

    “這本身就是荒謬可笑的鬧劇，幕後黑手有著不為人知的目的，將一個跳梁小醜推上了文壇，並且將巴黎攪動的天翻地覆。而幕後主使冷眼旁觀著這一切！終有一天，不學無術的小醜將會露出狐狸尾巴，而那一刻，將是鬧劇結束之時。我將安靜的等待著，等待這場可笑的恥辱落幕。”

    “這篇報道完全就是汙蔑。”

    坐在家裏愛身邊的左拉讀完了報紙上刊登的兩篇文章，替加裏安打抱不平，一拳憤怒的砸在了桌子上。

    砰。

    插在套筒裏的筆也被震動落在地上，向加裏安的腳邊滾了幾圈，停在皮鞋的麵前。

    “梯也爾算什麽東西，一個七月王朝的前任首相，他還以為自己活在過去嗎？這是人身攻擊，是赤裸裸的歧視和誹謗！我覺得我們應該去告他！還有戈蒂耶，居然公然登報羞辱你寫的文章，還說隻有庸人和暴徒才會對《1984》追捧至極。”

    “淡定，我的朋友。”

    加裏安撿起腳邊的筆，重新擺放在套筒裏。他拍了拍左拉的肩膀，拿著儲水筆說道，“不過從另外一方麵來講，梯也爾閣下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機遇，將這場公關危機變成一個難得的宣傳機會。”

    左拉聽著好友嘴裏時不時蹦出來的新詞，皺眉問道，“公關危機？什麽意思？”

    “這個我等下再跟你解釋，不過現在我打算……”

    話還沒有說完，一陣敲門聲打斷了兩人的談話。左拉站起身去開門，卻看見一個陌生的男人站在門口。

    他帶著窄邊的帽子，左手還拿著一本黑色的筆記本，右手插在褲兜中，眼神警惕的打量著麵前的左拉。

    輕輕咳嗽一聲，他小心翼翼的問道，“你好，請問加裏安先生在嗎？”

    “……你是誰？”

    左拉警惕的握緊了門把手，準備情況不對隨時關上。天知道麵前的男人是不是加裏安的書友，有沒有帶著凶器而來逼作者更新。火燒報社事件之後，就連左拉都開始對《1984》的書友心存忌憚。

    男人並沒有直接從口袋裏掏出一把轉輪手槍指著左拉逼問，而是非常有禮貌的說道，“忘了自我介紹一下。”

    他意識到自己的失禮，連忙脫帽致歉，說道，“我叫博爾斯特，是《巴黎時報》的記者，特地來采訪加裏安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