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鹽鐵專賣，曆史很悠久，春秋時期齊國國相管仲就推出了專賣製度，古名“官山海”，山上的鐵，海裏的鹽，都由國家設立機構買賣，這兩種都是必需品，所以控製這兩種商品的貿易，利潤極為豐厚；其實到了明清時期，專賣製度的影子依然存在，比如鹽票製度，雖然販賣官鹽的是鹽商，可政府通過鹽票製度，控製他們買賣的規模，還從中收取高額的鹽稅，讓鹽稅甚至成為明清兩朝的主力稅種，僅次於農稅。甚至到了後世，中國的煙草行業，依然使用的是這種專賣製度。

    鐵專賣，明清倒是沒有施行。

    作為一個不通經濟學的文人，王輔茞鹽鐵專賣的目的，當然不是通過這兩項必需品壟斷貿易搜刮民眾，他的說法十分的天真和理想主義，他說既然鹽商富可敵國，食鹽買賣必然是一本萬利的買賣，可鹽商販賣的官鹽，不但摻假，而且價昂，百姓深受其苦。與其白白肥了鹽商，不如收歸官辦，一麵降低價格能夠利民，一麵盈利可以填充府庫。鐵專賣也是同樣的道理，老百姓都離不開鐵器，官府壟斷經營，一方麵降低價格，一方麵充盈官庫。

    王輔茞很自信他的建議完全可行，因為福建靠海，能夠煮鹽，福建有冶鐵傳統，不缺少鐵匠。

    可王輔茞根本就弄不清，為什麽專賣製度看起來這麽好，後來的朝代卻廢除了。管仲時代，鹽鐵專賣確實是一項創造性的製度，因為在當時，不管是煮鹽還是煉鐵，都還屬於初級階段，普通商人百姓一來不具備技術，二來沒有資本，在管仲的組織下，動用官府力量，建立了大量的大型官辦作坊，其實是大大的提高了生產力。

    可到了後來，民間資本和技術的發展，已經讓私人可以經營這些產業了，官辦作坊的各種弊端卻頻頻出現，貪腐無法斷絕，質量難以保證等等，讓後來的朝代放棄了專門製度，明朝開始以鹽票等方式來間接的管理鹽商，從中收取的稅收比官府自己直接經營還要豐厚，有些類似英國把征稅權包出去後，稅收反而大幅度提升的現象，說白了，就是官府從商業中榨取的利益的效率，遠遠比不上商業能力更強的商人。

    除了鹽鐵專賣，王輔茞還提出酒茶專賣。酒的專賣曆史上也出現過，宋朝為了解決財政問題，曾實行了很長時間的酒專賣製度，據說當時各地官員為了把官府作坊釀造出來的劣質酒賣出去，可謂是想盡了辦法，奇葩如大文人蘇東坡在江南做官的時候，每當新酒出鍋，就動員青樓女子上街兜售，一時間鶯鶯燕燕甚是熱鬧。官府也動用強權力，向各大酒樓，茶肆甚至是旅店之類的商家攤牌任務，讓他們必須把官府的酒賣出去。

    王輔茞看重茶葉的專賣，則是他發現茶葉利潤也十分豐厚，十三行商人各個巨富，他認為官府如果專賣，肯定能解決財政問題。

    中國文人讀的書多是儒家經典，這些東西是教人怎麽做人的，是屬於道德範疇的，專業學術類的經典很少，文人也很少涉獵，因此他們的經濟學知識僅限於常識範疇。

    文人們能認識到對商人征稅其實最後還是轉嫁給了老百姓這一點，對他們而言，已經十分難得，至少他們已經觸摸到了經濟鏈的概念，知道經濟是一個鏈條，從其中的任何一個環節下手，都會給其他環節造成影響。

    但從專業角度出發來看，這種影響是長期性的，傳導性短期內還釋放不出來。因此增加稅收的最有利方法，從技術角度來講，還是開征新稅。等到稅種實在多的影響了征稅成本，那麽就來一次清減，還美其名曰改革，後世香港的征稅方法就十分精簡，被稱為簡單稅製，對許多國家以啟發，紛紛流行起了稅種合並，簡化征稅方案的改革。

    而周琅打算開征普遍性商稅的目的，還有深層次的考量，那就是他一直打算從根本上重組中國社會的組織方式。

    中國傳統社會是集權的，政治的，去商業的，這跟中國的曆史發展脈絡有關，大一統之後，貿易不再是唯一的物資交換方式，過去秦國和趙國，齊國和楚國之間的必需品交換，必須通過商人來進行，現在突然發現，一個高度一致的政權，通過行政命令來調轉資源，更加的高效和便利，於是商業不再是不可取代的了；加之儒家道德開始被文人和執政者普遍接受後，統治者越來越不能接受商業中存在的逆道德因素。

    商業是逆道德的，當然商人也可以做好事，甚至有許多大慈善家，但這改變不了商業的本質，商業的本質就是競爭，就是優勝劣汰，就是高效取代低效，就是強者取代弱者，所以當發生災害的時候，商業驅動的資源調配行為是囤積居奇，坐看窮人餓死，商人獲得超高利潤。結果就是商業造成了缺乏社會競爭力的窮人被淘汰了，富人活了下來。

    可政治驅動的資源調配行為，卻是救濟，不考慮成本，而是考慮一個底線，那就是讓人盡可能的活下去，但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去競爭的，去優勝劣汰的，保護了低效，保護了弱者。因此政治未必是道德的，但在一定程度上，他比商業更講道德。這就是為什麽講究道德的儒家思想，會慢慢跟政治靠近，最後緊密結合在在一起的深層原因。

    但如果社會長期的的政治化，缺乏商業驅動，競爭就會不足，缺乏活力。低效的，衰弱的成份會一點一點的積累下來，最終導致整個社會的弱化。從人的角度來講，中國長達幾千年的這種政治化組織方式，保護了弱者，也保留了低效。

    弱的不是人種，而是思想意識，是認知觀念。所以中國文化中，會出現依賴群體，盲從等等特征。當災害發生的時候，普通人本能的想的不是如何自救，而是抱團取暖。就連這個政治化社會的商業文化，也不喜歡競爭，商人更喜歡在政權的庇護下做生意，不管是十三行的行商，還是揚州的鹽商，或者是山西的票商，所有人都把維持跟政府，跟官員的關係，看作重中之重。這就是思想觀念的弱化，是長期被強力組織保護的後遺症，產生了大批巨嬰。

    相比在商業文化的高競爭狀態生存下來的西方人，思想觀念中的競爭意識十分強烈，非常具有冒險精神，具有獨立個性。

    單個人的冒險精神和競爭意識對比還體現不出來，可如果千千萬萬人的差別加在一起，區別立刻就體現了出來。

    近代中國和西方國家都有海外開拓的情況，比如中國的下南洋，西方的大航海，區別是西方人是主動的，中國人是被迫的。西方開拓海外殖民地，上到貴族、學者、官員，統統加入到這樣一個事業中來，中國人下南洋都是一群實在活不下去的窮人被迫的選擇。於是西方人海外開拓時，他們去征服，去學習，去統治，中國人呢，唯一的目的，就是謀生！

    對於中國人的集體意識強，獨立個性弱的特點，周琅是清楚的，深層原因他到沒有多少研究，但他覺得競爭意識強一些，絕不是什麽缺點。

    所以他覺得給中國社會中注入競爭意識，更多采用商業，而不是行政手段來調劑資源，會讓這個社會更加高效，更具活力，更有激情，然後才能殺出國門，闖入大航海時代的驚濤駭浪中，和西方人搏殺。

    因此將財政製度，從傳統的農業稅為主，轉變為商業稅為主，就具有了特殊的意義。

    但在這些方麵，周琅發現他跟王輔茞完全不是是一個時代的人，跟對方完全講不明白，他知道他找錯人商量了。

    至於說王輔茞反對，現在誰還能反對的了周琅，即便王輔茞有文官之首的地位，周琅想做什麽，他也無法幹涉。

    想到這裏，周琅所幸不跟他商量了。

    “就這樣決定了。每個縣都派一個稅官，由海關派遣人員。以目前在港口實行的方法，開始全麵征收商稅。”

    目前各大港口上實行的稅收製度，除了對茶葉開征關稅之外，還有根據門臉長度征收的商鋪稅，根據船次征收的出入港稅，都是非常簡單，一目了然，作弊困難的征稅方式，因為征稅的對象都是一些死的，固定的對象，船隻進港交進港稅，不管船隻大小同樣稅額，出港交出港稅，同樣不管大小，同等稅額；商鋪稅，根據門臉長度征稅，門臉總不會變的，丈量登記之後，就是固定的，而且一條街拉條尺子，總稅收就出來了。

    所有的收稅方式都有一個明顯的特征，那就是非常容易進行監督，製定這種稅製的目的也就清楚了，那就是寧可少征稅，也要堵住貪腐的任何漏洞。（101nove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