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月四十兩銀子，在加上方家的其他傭人，沒有八十兩銀子都站不住腳，這還都是隻是下人的用度，方雲和王氏的兩個人不可能和傭人一樣。

    別的不說方雲每年讀書，光是筆墨紙硯，還有學費那都是百兩銀子計數，況且筆墨紙硯這些東西根本沒有定數，一個好的硯台可能值幾百甚至上千兩，也有的是要幾兩銀子。

    王氏和方雲也差不多，盡管王氏和方雲自己都不是很講究這些，但是作為知縣的家人，他們穿著和用度必須要達到一定的標準，否則就會影響到方安棟的名譽。

    當然方福還不知道方雲早就打算放棄了讀書了，筆墨紙硯的錢倒是可以省了。

    這樣算下來，一年下來光是最基本的消費就會超過兩千兩銀子，要是在遇上一些特殊的事情，需要的銀子就更多了。

    方家總共也就一千頃的土地，再加上文登縣地處山東東部邊境，又臨近大海，糧食隻能一年一熟，以一畝地一石的產量來計算，一千頃的土地也就是一萬五千石，佃租為五成，所以屬於方家隻有七千五百石，換成銀子大概在三千八百兩左右。

    除此之外，由於老爺方安棟死了，方家暫時沒有人有功名，所以必須要交田賦稅，一千頃的土地全部算在方雲的頭上，按照三十稅一計算，大概要交五百兩。

    三千八百兩銀子，就是方雲一年的總收入了，而且這三千八百兩銀子的收入必須是建立在一千頃土地的基礎上，同時還要看老天爺的臉色行事。

    明末崇禎年，正值小冰河時期，北方大地連年幹旱，山東雖然不像陝西那邊年年顆粒無收，但是幹旱的情況也不少。

    此外，在幾天前的方家祠堂，方雲已經答應把三百頃的土地交了出去，這一下子就縮水了十分之三的收入了。

    即便是剩下的七百頃土地保住了，方家也就勉強能夠維持下去，最多一年盈幾百兩的銀子，更何況麵的方安梁等人咄咄逼人的姿態，方福對於方雲能保住這些土地還缺乏足夠的信心。

    按照方福的想法，方雲現在主要的就是想辦法保住土地，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佃戶組成護衛身上，方福可不認為那些膽小弱懦的佃戶有膽量和方安梁作對。

    “方叔，你放心吧，我這麽做當然有我的理由，總之，我是不會拿著我爹留下來的家產胡亂揮霍的。”方雲說道。

    方雲說這話是有底氣的，別看他和王氏被方安梁逼的快要走投無路，但是接手了方家之後，方雲不得不感歎：在古代當官就是好。

    ‘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雖然是說清朝官員，可是明朝又能好到那裏去了，尤其是還會在明末時期，如今朝廷對於地方的控製已經下降到了明朝曆史的最低點了。

    在崇禎皇帝手下當官，隻要所管轄的地界不被流民或者韃子攻陷，不得罪東林黨那群人，基本上不會有丟官的風險，當官的貪起錢來可以說是一點顧忌都沒有。

    方安棟當官十多年，基本上是不會主動向他人索賄的，僅僅是別人送的禮金，這些年加起來就有四、五萬兩銀子，其他各種古玩字畫也有數十件。

    方雲雖然不知道價格，但是保守估計也值五六萬兩，在加上方家這些攢下來的積蓄，方家的家產已經達到了十五萬兩之巨，相當於現代的社會的億萬富翁。

    方雲穿越前，是個孤兒，上了大學之後，全靠勤工儉學，他所有的存款加起來還不到六位數，如果不是穿越到明朝明末，方雲還真想好好體會一把什麽叫做有錢人的生活。

    盡管方家家資不菲，但是也頂多算一個中產階級，即便是在文登這樣的偏僻地區，比他家有錢的也比比皆是。

    聽方福說，文登縣的知縣名下光是土地就有兩千頃，還在縣裏最繁華的地段有十多年店鋪。

    每隔幾個月這個知縣就會宴請縣裏的大地主，大商人聚會，收禮收到手痛，總資產加起來少說也有幾十萬兩，而且這還是在北方。

    相比北方，江南一帶富庶是出了名的，那裏商品經濟極為泛濫，有錢人多如牛毛，在南直隸和江浙一帶，十幾萬兩銀的身家都不好意思說自己是個有錢人。

    用這些人來衡量大明社會的財富可能會有些片麵，可恰恰也是從這些片麵的東西，就可以看出，大明社會總體財富是巨大的，真正窮的隻是大明朝廷。

    方雲無法想象，區區幾百萬兩的軍費就拖垮了大明朝廷，這對於一個擁有一億多臣民的國家來說是多麽的可笑！

    對比晚清，人家幾乎每隔幾年就來一次割地賠款，賠款的數目也是一次超過一次，賠款的對象也是一次比一次多，可是也沒見有清廷的統治階層活成崇禎那個窮樣！

    八國聯軍侵華，慈禧逃出北京，家底幾乎一空，可是回來之後照樣作威作福，單單是修個頤和園就挪用了二千多萬兩海軍的軍費。

    慈禧的人品暫且不說，但是從她這個舉動，我們可以知道那時清朝政府光是海軍的投入就是數以千萬兩來計算的，這還不算規模更加龐大的陸軍，而且慈溪死後也有上千萬的陪葬品。

    說來可悲，崇禎皇帝直到最後吊死煤山，都沒有都沒有簽過一個割地賠款、有損國威的條約，可是大明帝國卻恰恰是因為財政崩潰的原因導致最後滅亡。

    所以方雲覺得造成這一切的原因，歸根結底還是崇禎皇帝自己的原因。

    明朝的稅收很低，這是眾所周知的，但是正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這種超級低的稅收隻不過停在紙麵上而已。

    在萬曆皇帝當政初期，這個稅收體質被貫徹的最徹底，因為他有一個辦法強臣——張居正，張居正主持的十年變法，讓明朝農民的生活得到比較大的改善，也使得逐漸走向沒落的大明迎來了第二春。

    如果按照這個劇情發展下去，萬曆皇帝是完全可以徹底中興大明的，可惜萬曆皇帝是典型的唐玄宗第二，前期奮發圖強，勵精圖治，後期就開始自己作死了。

    張居正能夠把‘一鞭法’貫徹下去，沒有萬曆皇帝的絕對支持是不可能的，畢竟一鞭法可謂是得罪了除了農民、軍戶之外的所有權利階層，如果沒有皇帝的支持，張居正早就被那些他得罪過的權利階層給碎屍萬段了。

    其實在張居正之前，已經有很多改革的例子了，其中宋朝王安石變法可以說是在曆史上所有變法中，最有名的變法之一了。可是結果呢，就是因為宋神宗沒能夠徹底站在他這邊，導致變法最後徹底失敗了。

    仿佛是曆史的巧合，時隔幾百年之後，同為神宗皇帝，明神宗萬曆皇帝對於張居正的變法就支持的很徹底，當然也不排除萬曆那時年幼不懂事的原因。

    但是不管什麽原因，改革都完成了，改革的效果也很明顯，國家富了，農民的生活條件有了顯著的改善，軍隊變得更強大了。

    後來的萬曆三大征也是在張居正變法的時候打下了基礎，張居正死了之後，似乎是為了報複張居正功高震主，又或者是為了殺雞儆猴震懾其他人，不要有像張居正這樣大權獨攬的心思，萬曆皇帝最終選擇了把張居正從墳裏挖出來鞭屍。

    即便這樣，這些最多隻能說萬曆人品問題，心眼太小，小肚雞腸，頂多讓後人對他進行一些人身攻擊。但是讓人心痛的是，萬曆竟然因為立太子之事，開啟了幾十年不上朝這種史無前例的‘壯舉’。

    雖然他依舊在宮中掌控朝政，可是張居正一手主持的‘一鞭法’卻被繼任的內閣大臣們毫不猶豫的丟進了曆史的垃圾筐中，導致大明徹底失去了一次最佳崛起的機會，也為明朝的滅亡埋下了禍根。(www.101nove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