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馬寺創建於東漢永平十一年，中國第一古刹，世界著名伽藍，是佛教傳入中國後興建的第一座官辦寺院，有中國佛教的“祖庭”和“釋源”之稱。

    東漢永平七年，漢明帝劉莊（劉秀之子）夜宿南宮，夢一個身高六丈，頭頂放光的金人自西方而來，在殿庭飛繞。

    次日晨，漢明帝將此夢告訴給大臣們，博士傅毅啟奏說“西方有神，稱為佛，就像您夢到的那個一般。

    漢明帝聽罷大喜，派大臣蔡音、秦景等十餘人出使西域，拜求佛經、佛法。

    永平八年，蔡、秦等人告別帝都，踏上“西天取經”的萬裏征途。

    在大月氏國，遇到印度高僧攝摩騰、竺法蘭，見到了佛經和釋迦牟尼佛白氈像，懇請二位高僧東赴中國弘法布教。

    永平十年，二位印度高僧應邀和東漢使者一道，用白馬馱載佛經、佛像同返國都洛陽。漢明帝見到佛經、佛像，十分高興，對二位高僧極為禮重，親自予以接待，並安排他們在當時負責外交事務的官署“鴻臚寺”暫住。

    永平十一年，漢明帝敕令在洛陽西雍門外三裏禦道北興建僧院。

    為紀念白馬馱經，取名“白馬寺”。

    “寺”字即源於“鴻臚寺”之“寺”字，後來“寺”字便成了中國寺院的一種泛稱。

    攝摩騰和竺法蘭在此譯出《四十二章經》，為現存中國第一部漢譯佛典。

    在攝摩騰和竺法蘭之後，又有多位西方高僧來到白馬寺譯經，在公元68年以後的一百五十多年時間裏，有一百九十二部，合計三百九十五卷佛經在這裏譯出，白馬寺成為當之無愧的中國第一譯經道場。

    曹魏嘉平二年，印度高僧曇柯迦羅來到白馬寺。

    此時佛教也從深宮走進了市井民間。

    隨後，曇柯迦羅在白馬寺譯出了第一部漢文佛教戒律《僧祗戒心》。

    同一時期，安息國僧人曇諦，也在白馬寺譯出了規範僧團組織生活的《曇無德羯磨》。

    至此，戒律和僧團組織章程都已齊備，一條中土有緣人出家持戒修行的道路鋪就，為中土戒律之始。

    曹魏甘露五年，一場受戒儀式在白馬寺舉行。

    這一天，朱士行依《羯磨法》登上戒壇，長跪於佛祖麵前，成了中國漢地第一位正式受過比丘戒的出家人。

    自此，儒家“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的古老傳統被打破了。

    佛教在中國紮根、傳播最初的二百年，整個過程都與白馬寺息息相關。

    這裏是中國第一次西天求法的產物，是最早來中國傳教弘法的僧人的居所；這裏誕生了第一部中文佛經和中文戒律，產生了第一個中國漢地僧人……

    總之，白馬寺是與中國佛教的許許多多個“第一”緊緊聯在一起的，這讓它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國佛教的祖庭和釋源。

    王生步入其中，便是能夠很真切的感受到白馬寺的底蘊。

    哪怕是經過戰火的洗禮，但是曆經時間洗禮，白馬寺又恢複了往日的榮光，而且比之從前，似乎還有莊嚴不少。

    白馬寺整個寺廟坐北朝南，為一長形院落，占地極廣。

    穿越到來之時，王生也來過白馬寺，當然，當初他心事重重，自然是沒有心思欣賞的。

    現在便不一樣了。

    在身側的僧侶介紹，王生也知道這白馬寺的主要建築有天王殿、大佛殿、大雄寶殿、接引殿、毗盧閣等，均列於南北向的中軸線上。

    雖不是創建時的“悉依天竺舊式”，但寺址都從未遷動過，因而漢時的台、井仍依稀可見。

    有五重大殿和四個大院以及東西廂房。

    整個寺廟布局規整，風格古樸。

    說起來，現在佛教，也算是開始在華夏大地傳播了，而且傳播得很廣。

    《出三藏記集》卷七《合放光光讚略解序》記載，元康元年，竺叔蘭和無叉羅在陳留譯出了《放光般若經》，此經“大行華京，息心居士，翕然傳焉。中山支和上遣人於倉垣，斷絹寫之，持還中山。中山王及眾僧，城南四十裏幢幡迎經。其行世如此是”

    可見佛教的影響。

    當然，如今，還是道教執牛耳的。

    畢竟是本土宗教，有天然的優勢。

    但要說佛教在已有道教的基礎上，居然還能夠發展迅猛，並且成為三大教之一，自然是有原因的。

    對西晉的統治階級來說，一直都是缺少這麽一個統治工具，而佛教的教義卻是完美的契合統治階級的要求——適合推廣加“安民”。

    道教的教義是無為、自然、自由，可以“安民”卻不利於推廣。

    得道成仙是有錢人才能想的，便是所謂之法侶財地，普通人對吹出來的夢都是妄想。

    當然漢末道教有個流派五鬥米教，推廣效果很好，好到可以像張角一樣造反，結果就被改造了。

    黃巾之亂，可以說是直接導致了東漢的滅亡。

    正是黃巾、五鬥之流，掌權者不放心。

    儒家在當時被世家掌握壟斷，是世家的權力利益來源，但還不是完整宗教。

    孔孟之學，非是經書，沒有教義。

    而政治的黑暗，讓儒家信眾都快崩潰了，例如竹林七賢，嵇康阮籍。

    他們看到了佛教，發現正是需要的精神寄托，部分士大夫就用佛教來反對當權者、來麻醉自身、來表達自身不滿、來轉移衣食無憂之後的精神需求。

    這也成為了流行的風景線。

    其實，說起來佛教要在華夏傳播，本身是有困難的。

    佛教本身是需要剃度，禁欲，離俗的。

    所謂之離俗，便是無君王，無父母。

    在佛教傳入我國以前，儒家思想是主流，身體發膚授之於父母，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孝順父母。

    這跟佛教的矛盾很尖銳，人們一時之間是無法接受的，佛教早期入華也並沒有急著吸引信仰者，而是翻譯佛經，佛法僧缺一不可，佛有了僧有了，還沒有經。

    這便是佛教本土化的過程。

    東漢時期，僧人們的大部分活動都是在翻譯佛經了，但是翻譯佛經是有問題的，首先當時的僧人都是有什麽經書，翻譯什麽經書，大腦中記得幾章幾品就翻譯幾章幾品，其次大家知道語言不通，有些東西很難翻譯出神髓。

    就譬如唐詩宋詞翻英文能直譯，但意境這些東西很難表達得像中文這麽美，翻譯佛經也存在類似的問題。

    僧人們想了很多辦法，最後他們就在漢語裏麵尋找和佛教的理論，觀念，概念相近的一些詞語來翻譯。

    找著找著，發現中國道教文化裏麵有很多概念，觀念和佛教的概念，觀念相似。

    所以他們常常借助於道家的概念來翻譯佛教的術語，同時也借用道教的一些神仙方術來作為佛教的宣傳方式。

    早期的中國人會把道教和佛教混在一起，以為佛教是道教的一種形式。

    結果就是“黃老浮屠並祠，小乘禪學流行”，小乘禪學強調呼吸，吐納，運氣這些東西，跟道教的調息相似。

    就例如道教的很多神，與佛教都是有聯係的，中國神話體係，道與佛都是有的。

    而且有些形象即是道教神，亦是佛教神。

    當人們把佛教當做道教的一部分時，這部分內容就容易流行，被接受，但大家也知道，這顯然不是佛教的真諦！

    這樣的翻譯方式，顯然也會造成人們對佛教觀念，佛教理論的誤讀，但是是不可避免的，正是這些困難重重，早期的佛教宣傳采取的這種宣傳方式就是依附，依附到中國傳統文化當中，尋找和佛教理論比較接近，又可以依附的對象來傳播，這樣中國人更可能容易接受一些。

    東漢時期就依附黃老，黃老在那個時期比較流行，隨著發展，社會流行什麽，佛教就用什麽方式來宣傳和傳播，比如道家宣傳“清靜無為，勸善止欲”，用神仙方術傳播，佛教也宣傳“清靜無為”，用神仙方術傳播，這些都是不得已而為之的。

    魏晉時期，玄學盛行，佛教又選擇依附玄學，玄學是力圖把道家和儒家兩種文化進行兼容的一種新的學術思潮。

    玄學裏麵包含的三玄《老子》，《莊子》，《周易》。

    玄學家們主要對這三部經典來進行闡釋和研究，進而引申一些形而上的問題來進行追問，玄學之所以稱之為玄學，就是因為它艱澀難懂，尤其喜談“有”說“無”，就是道家的一套東西。

    佛教發現玄學這裏麵的內容和佛教的一個類別很接近，這個類別就是般若學，對佛教感興趣的人可能知道在大乘佛教時期般若經是非常流行的，如金剛經，心經都屬於般若經，般若經的核心就是談“空”，“空”在早期佛經翻譯中，常常用道家的“無”來比附翻譯，“空”翻譯成“無”，但“空”絕不是“無”，但是早期的翻譯隻能這樣翻，把“空”的概念翻譯成“無”。

    玄學家們談“空”的時候覺得和佛教的般若學是比較接近的，所以這個時候，佛教又興起了般若學的傳播，這是依附玄學的結果，“空”不是“無”，用“無”談“空”肯定是存在問題的，後來有一位年輕的僧人，叫僧肇，寫了幾篇文章，對談“空”的問題進行批判，收入到他的著作《肇論》裏麵，這就是依附玄學的結果。

    當然這樣一種依附方式是有利於佛教的傳播的，這樣的思想也有利於當時的人去接受和了解，雖然有一定的誤讀。

    西晉，佛學發展，但要說井噴式的發展，還得過一些年之後。

    東晉，南北朝，才是佛教發展的的井噴式時期。

    一方麵是戰亂導致了底層人士對現實社會的失望，轉而尋求精神慰藉，此時大量佛教典籍的翻譯以及西方僧人大規模的來華，佛教理論中的來世說及受歡迎，進而獲得了生存空間。另外一方麵，就是政權接納了佛教作為統治工具，支持譯經活動，當時無論是北方佛教中心洛陽，還是南方的幾大譯經中心，都出現了大規模的僧團活動，這都是國家或者地方實力派進行的支持。無論是北魏還是南朝梁武帝，大規模的上層士人的信仰佛教，直接導致了佛教的幾何增長。

    在戰亂的土地上，佛教有了生根發芽的土壤。

    教派，與政治無關，但也與政治掛鉤。

    王生眼睛微閃。

    “今日在大雄寶殿講說的，是哪一位高僧？”

    王生等人來白馬寺，除了賞雪景之外，更多的，便是看看佛經以及高僧了。

    接待王生的僧侶連忙對王生行了一禮，說道“今日在殿中講學的是法護比丘。”

    法護比丘？

    王生對這僧人倒不是特別了解，問道“不知這法護比丘何許人也？”

    王生這個問法，當然是有些突兀的。

    但是以王生現在的身份，即便是突兀問法，麵前這個小僧也不敢多說。

    主持在吩咐他接待王生之前，可是與他說麵前的這位年輕人，可是如今天下最有權勢的人之一，萬萬不能得罪。

    “施主，這法護比丘，乃是當世高僧。”

    說著，這僧人當即將法護比丘的身世娓娓道來。

    法護比丘原名竺曇摩羅刹，其祖先是大月支人，本姓支氏，世代居住敦煌。

    竺曇摩羅刹八歲出家，拜天竺沙門竺高座為師。誦經每日萬言，過目成誦。天性純潔，品德高尚，操行精苦，誠實好學，萬裏尋師參學，博覽世俗典籍六經七籍，對世間人的稱讚毀謗從不放在心上。

    晉武帝時期，寺廟圖像雖然說京城裏有很多。

    然而方等甚深經典多數還藏在蔥嶺之外的天竺諸國。

    法護比丘於是發憤誓弘大道。

    隨師父去了西域，遊曆諸國。

    外國異地語言三十六種，文字也有三十六種。

    法護一一遍學，貫穿綜合詁訓，各種音義字體，沒有不認識的。

    於是大量攜帶梵文經典，沿著回漢地的路，一邊走，一邊譯出，寫為漢文。

    所獲覽即正法華光讚等一百六十五部。

    一心營辦的事業，唯是弘通佛法，法護比丘終身寫譯佛經，雖然辛勞，卻從未厭倦。

    聽著僧侶將話說完，王生也終於知道這王敦等人為何今日要來白馬寺了。

    估計便是這個法護比丘地位尊崇，佛法高深罷。

    而且到了這樣境界的僧人，恐怕不止佛法，文學方麵的造詣也是極高的。

    “本侯倒是想去見一見這法護比丘。”

    僧人眼睛一亮，接著說道“法護比丘在寶殿中宣揚佛法，施主何不與法護比丘論證佛法，說不定有其他的收獲也不一定？”

    這是要拉我進佛教？

    王生輕輕搖頭。

    作為無產階級馬克思主義的堅定擁護者，王生對佛教，也是用辯證法來看待。

    信

    是不可能信的。

    不過

    既然這法護比丘如此了得，與這等人交談，應該也是有所收獲的才是。

    不知道問政事，這法護比丘會如何作答。

    王生心中也升起了一些興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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