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的能力自然是毋庸置疑的，哪怕是不管對錯，對於孟海公這種級別來說，都是聽著很有道理的。

    但是說著說著，從農說到吏，再從吏說到官僚說到製度，就有點不對味了。

    從曾國藩的角度來說，要求的是自上而下的改變。官方態度重視，中層官吏清明，然後才能讓下層農民富裕起來。

    這種意識形態，一方麵是曾國藩作為能臣站在國家的角度去考慮問題。從本質上來說，以製度自上而下的去推進，本身是沒毛病的。

    但是有一點卻是自古以來永恒不變的真理，那就是製度都是正確的，落到腐朽的人手裏那就腐朽了。

    甚至不用說腐朽，純粹是法製之外的人情就足以讓製度的初衷發生很大的轉變。

    按照曾國藩的理念就是，上層英明，吏治清明，下層農民的地位重要性自然就表現出來了。

    說誇張一點，當初孔子還說大家都是道德圓滿的聖人，那天下都太平了呢！然後這種思想整出來有啥意思？

    你曾國藩是厲害，你還大公無私，你大佬還以身作則，一心為了國家強盛。

    但是！關我啥事？

    雖然天下官吏不可能都是那種損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但是恐怕有些時候還要更甚之，反過來盤剝百姓的不在少數。

    損人利己，損公肥私這種事情從來都是少不了的。

    可以說無論是孔子的理想國度，還是孟海公所知道的，所謂殺貪官殺的最狠的朱元璋，都不是在本質上解決這個問題矛盾的方式。

    孔子的理想境界不說，壓根就不可能徹底做到的事情，你還不如直接說共產按需分配算了。

    至於說刑法，在中國古代曆朝曆代對貪汙官員的打擊力度來看，朱元璋絕對是最狠的，對貪汙官員采取剝皮抽筋等極刑，而且在位期間殺了15萬貪官，但是，效果微乎其微，貪官們仍前赴後繼的進行貪汙，反而越殺越多！

    明朝的貪汙不斷的另一個理由是官員的俸祿過低，當時正一品官月俸米八十七石，正四品二十四石，正七品七石五鬥。合成銀兩，一個縣令月收入不過五兩，折換成現在幣值，一千元左右。如果不貪汙，大明王朝的官員們根本活不下去。所以即使殺人無數，明朝一朝始終在貪汙的籠罩之下。

    這個就比較過分了，畢竟在封建社會談什麽公仆沒意義，歸根到底還是要他們去做事，總歸要先把他們養活了才有後麵的事情。

    所以隻能說是多方麵相互配合最好。道德培養當然需要，不管怎麽說，積極向上的思想道德培養總比什麽“書中自有顏如玉”、“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之類的要靠譜。如果說這種功利的思想成為主流，那很多事情就徹底完了。

    而生活保障卻也是必不可少的，當然以隋朝舊製來說，還沒有朱元璋那麽誇張的套路，生活費什麽的還是很多的，這一點曾國藩也不準備反對，不養活自己還談道德的並不一定就更有用，很多時候對百姓來說吃飯比道德重要，如果官員是那種清談道德的大佬，反而會壞事。

    在然後，警戒線也是必不可少的，可是朱元璋那種酷刑加上各種密探機構都搞不定的事情，什麽樣的警戒線才有用？

    一般來說，談到這個問題，就會拿雍正來和朱元璋做對比。

    雍正皇帝，未登上皇位之前就被人稱作是冷麵王，登基之後更是大刀闊斧改革，推行攤丁入畝，火耗歸公，將官員的薪酬俸祿一減再減，雖然引來了無數的罵名，但是卻充實了國庫，將大清王朝從敗亡線上拉了回來。

    雍正在位時誅殺貪官不計其數，在追查貪官時，就是死也不放過他，讓他的子孫做窮人。雍正說：這些人自知罪大惡極自身難保，就想一死抵賴，借死保住財產，讓子孫後代享用，這萬萬不行。

    雍正的招數相比朱元璋印痕的多了，相比朱元璋狠辣的誅殺，雍正的招數更是誅心之舉，雍正打擊貪官的辦法分三步：

    1、首先罷官，然後再索賠，這樣就堵死了貪官繼續魚肉百姓的可能。

    2、索賠，所貪欠金額一經查實，無論地位有多高、資格有多老必須全額如數賠償。如果部門虧空，所在部門主管官員要負相應的經濟責任。

    3、抄家，贓官們的罪一經核實，一方麵嚴搜衙署，一麵行文原籍官員，將其家產查封，家人監控，追索已變賣的財物，杜絕其轉移藏匿贓銀的可能。就把他的家底抄個幹淨，連他們的親戚、子弟的家也不放過。就是贓官死了，也要向他們的子孫們追賠。

    而且後來還發明了讓官員圍觀行刑的觀斬，血淋淋的場麵對在場官員起到的震懾作用不言而喻，所以雍正一朝，在雍正接手時，國庫儲銀僅八百萬兩，而虧空的數字卻大得驚人。後來從雍正反腐倡廉開始後僅僅五年，國庫儲銀就由康熙末年的八百萬兩增至五千萬兩。更重要的是，社會風氣改變了。雍正一朝無官不清的說法，也許誇張了點，卻是對雍正治理腐敗的肯定。

    真要說起來，孟海公攻破城池之後實行的做法也是如此，當然孟海公針對全體官僚審核的不僅僅是貪汙問題，在其位不謀其政，損公肥私之類的也在其中。

    而且還有充丁入伍作為賠償的手段，殺伐起來沒有那麽凶，說起來這兩位比孟海公是狠多了。

    但是，反過來說，自上而下從來不是從本質上解決吏治問題的辦法。

    孟海公多少有點覺得，這個事情還需要自下而上的貫穿配合。

    比如開民智，開言路，提高生產效益等等各種手段直接提高農民的地位，進而倒逼官僚群體奉公執守。

    古代雖然也有所謂告禦狀，景陽鍾之類的東西，但是說白了都是裝飾意義大過實際意義。真當京兆府是包大人的開封府啊？還是康熙微服私訪記看多了？哪有那種事情？

    相對來說，現代輿論倒逼政治的案例倒是可以作為參考。就孟海公來說，就看到過一些小說裏麵安排各種清談之士到處探訪民情的說法。但是這還不夠，百姓自身也需要有這樣的意識，有這樣的能力，才能起到製衡官僚的作用。

    當然，這就是很遙遠的事情了，甚至連曾國藩都不能保證能做到孟海公所想的情況，隻能先走上層吏治的路線。

    不管怎麽說，這方麵還是先讓曾國藩配合著上官婉兒去做，等這次出征以後看看能不能召喚更多人一起1共同推進這個事情。（101nove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