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闖蕩與回歸中的文學華章 ——著 名 作 家 李 春 平 訪 談 錄
《陝西日報》記者 李向紅 楊小玲
三秦大地,文風浩蕩。-------瀏覽器上打上-看最新更新建國後,曾經出現過柳青、杜鵬程、王汶石、路遙、陳忠實、賈平凹等一大批優秀作家。優良的文學傳統,培育和造就了一批中青年作家陸續登上中國文壇,並造成廣泛影響。李春平便是新生代作家中的佼佼者之一。他曾在紫陽縣從事十年的行政工作,1995年闖蕩上海灘,以《上海是個灘》一舉成名。幾年來,他創作出版了《上海夜色秀》 《奈何天》 《我的多情玩伴》 《步步高》等多部長篇小說,發表中篇小說30餘部,大量作品被廣泛轉載連載,是我省轉載率最高的作家。根據中篇小說《玻璃是透明的》改編的同名電影在北京大學電影節上獲得多項獎勵,並進入北京大學藝術係研究生教材《中國電影史研究專題》作為專門章節論述。《步步高》被譽為“中國第一部關注執政智慧和領導藝術的長篇小說”,2006年榮獲第八屆北方11省市優秀文藝圖書獎。年底,李春平在全國文壇聲名日隆的情況下,安康學院本著唯才是舉的原則將其作為高級人才引進入校。之後,李春平懷著對故鄉的眷戀之情,毅然離開上海,回到闊別十年的家鄉,來到安康學院中文係任教。日前,在李春平回歸一周年的時候,記者對他進行了專訪。
昨天:闖蕩鑄就文學人生
記者:我想首先問一個讀者關心的問題:你是1995年到上海的,那一年你34歲。當時出去的動機是什麽?是經商還是從事文學創作?
李春平:當時出去的最大原因是在機關呆久了,有些麻木。我就得設法改善環境。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老大不小的年齡出去闖蕩,用挑戰改變命運,如果失敗了,我也無怨無悔。最初是想先經商,再寫作。我在上海也跑了幾個月商務,發現我根本不是那塊料。於是回頭寫小說。到上海後,我的生活視域突然間放大了,我投入到了上海移民的洪流中,去感受東方現代都市的曆史和人文,這就給我提供了新的創作素材和靈感,使我能夠從容下筆。
記者:長篇處女作《上海是個灘》使你一舉成名,書名至今成為上海的流行語。書裏寫了外地人在上海浦東創業的故事,充滿了改革激情與人生苦樂。這表明,你從一開始就非常關注現實,貼近生活。你認為你是一位現實主義作家嗎?
李春平:我自以為我是一位現實主義作家。在我看來,當代作家要有當代意識,你可以從各種不同的文學流派中去吸取營養,但你的目光一定要關注當下生活。如果一個作家麵對熱火朝天的時代浪潮毫無感覺,他寫出的作品可能就是遠離大眾的,技巧再高也隻是形式上的東西。可是,在我的作品中,沒有純粹的現實主義,也沒有絕對的浪漫主義,通常是兼而有之,比如我的《情人時代》和《我的多情玩伴》就體現了這一點。
記者:你的中篇處女作《玻璃是透明的》,被北影導演夏鋼拍攝成電影。引起了讀者對你更大的關注。你是否想過轉行,專門從事職業影視作品的創作?
李春平:《上海是個灘》我改編過,失敗了。花了我許多時間。《玻璃是透明的》拍攝前,夏鋼導演讓我自己動刀,我也隻是參與了一下。去年北京電視台讓我改編長篇《步步高》,我也推辭了。影視是集體創作,小說是個體勞動。完全是兩種不同的思路。做編劇不如寫小說帶勁,將來我也不會考慮當自己小說的編劇。
記者:上海是個東西方文化交匯最明顯的地方,形成了獨特的“海派文化”。你受到了這種文化的浸潤和影響嗎?
李春平:“海派文化”是在半殖民地時期因上海租界的華洋雜居而形成的,有它的奴性,有殖民性,在民間文化中體現得最為明顯。比如上海的“洋涇浜”英語,租界時期人們就以會說半生不熟的英語為自豪,一些語言一直保留到現在。傳統文化與西洋文化的結合,逐漸顯示出它包容、開放的個性。我在上海生活十年,必然是要受到影響的。
記者:陝西有一個活躍的作家群,是陝西文學的中堅力量。如陳忠實、賈平凹、葉廣苓、高建群、楊爭光、紅柯等等。紅柯遠走新疆,你獨闖上海,你們倆都回到了高校,經曆相似。你覺得你與他們有什麽不同?
李春平:這些都是我敬重的作家。他們的寫作比我專一,如陳忠實的原上生活,賈平凹的商州,高建群和紅柯的西部生活。十年來的黨政機關生活、十年來的上海生活,這是我的擁有,所以在我的小說中更多的體現出一種題材的開放性和多樣性,換種說法就是寫得雜。
今天:回歸是對故鄉的眷戀
記者:許多讀者都不明白,你為什麽在上海如魚得水,聲名正旺的時候離開上海?為什麽在你的雙親都已去世之後回到了安康?除了鄉土情結,還有其他原因嗎?
李春平:必須承認,我在上海是有生存壓力的。我靠寫作養家,要租房,要養活一家人。十年來,我繳的房租就有十來萬元。這樣,總感覺我在上海沒有根。回家就踏實了。我是一個有故鄉情結的人,我在上海或外出旅遊療養,看見外麵的山水就會想到家鄉。在我的心目中,家鄉的山水是最美的。雖說比不上那些名山大川,但跟我個人的感情最近。這裏掩埋著我的父母,我回來守護在他們身邊,這是一種盡孝。如果能為故土的建設出力,也是一種盡孝。
記者:我們了解到,你是作為高級人才引進到安康學院的,學院對你采取了特殊政策,真正體現了“不拘一格用人才”的理念。安康市委、市政府和社會各界對安康學院的此舉大加讚賞,對你個人也非常關心和支持。這是否會對你產生壓力?
李春平:非常感謝安康市委、市政府對我的關懷,非常感謝安康學院給我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寬鬆的創作環境。除了每月辦一次文學講座外,其餘時間我就專心寫作。學院還對我到外麵體驗生活提供各種便利。越是對我關心,壓力就越大。我想,隻要認真工作,好好學習,嚴謹寫作,誠實做人,這些壓力就在勞動中消解了。
記者:你有一個心願就是用文學報答家鄉父老,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發展。你在創作上如何具體體現?
李春平:最近我寫了中篇小說《郎在對門唱山歌》。開頭是“是城。是小城。是山城。是縣城。城的全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陝西省安康市紫陽縣縣城。”為了回報家鄉父老的深情厚愛,我打破了傳統創作慣例,第一次以紫陽縣城風貌為創作對象,以紫陽民歌為素材,並以一首具有典型代表意義的紫陽民歌《郎在對門唱山歌》為小說標題,就是為了提高家鄉在全國的知名度。這篇小說在《上海小說》雙月刊2006年第6期頭條發表,《小說月報》2007年增刊第1期同時轉載,有關報紙亦將全文連載。有人跟我開玩笑說,“你為安康打了一個大廣告。”我會把這個廣告越打越大的。
記者:你是一個很有人緣的作家,全國各地有不少“粉絲”。你如何看待這種現象?
李春平:人緣是由人品決定的。作家是一種職業,與修理工,駕駛員沒什麽兩樣。作家的一切創作原料都是從生活中來,如果端起架子,把自己懸在空中,自以為高高在上,那就不算好作家。我非常感謝我的讀者,是他們給我提供了市場。所以我對讀者是有求必應的。全國各地都有不少讀者來信來電,他們提出的各種問題,我都會認真回複。對讀者最好的報答,就是努力寫好自己的每一部作品。其他榮譽都不重要。
記者:離開十年之後回到安康,你的生活和創作是否有個適應過程?
李春平:要磨合。上海的節奏很快,在安康就舒緩了。安康的文化不落後,但安康的時間觀念相比之下就顯得落後了。
明天:堅守自己的文學立場
記者:你的長篇《步步高》已經印了三個版本,暢銷全國。不少官員把它作為執政的參考書,與以往反腐小說不同,你從正麵寫了一個值得學習的“好官”。請你談談這部小說。
李春平:我自己有十年的黨政機關生活,即使到上海後,也有不少官員朋友。我從他們身上發現了許多閃光點。我認為,中國的官場小說路子走偏了,好像一寫領導就是腐敗無能,爾虞我詐。事實並非如此。黨政機關聚集了不少社會精英,他們兢兢業業,克己奉公,是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所以我要從正麵來表現他們的執政智慧和領導藝術,從國家意識和民族複興的高度來表現這一宏大的政治主題。為什麽讀者歡迎《步步高》,是因為書中的人物滿足了人民大眾渴望好官的心理訴求和政治期待。我是一個黨員作家,我希望我的小說能給人以積極向上的力量。
記者:上海有評論家(注:郝雨,上海大學教授)撰文說,你的《步步高》可能引發新一輪的官場小說熱?你怎樣看?
李春平:官場小說前幾年就很熱了。但形成了描寫官場腐敗和反映社會灰暗的老套路,與國家建立清明政治的社會理想相背離,就會走進死胡同的。官場不是不能寫,而是怎樣寫的問題。寫好了,它就會熱。
記者:一些讀者反映你的《步步高》有些理想化,你怎麽解釋?
李春平:我本來就是要寫一部理想化的作品。理想化沒有什麽不好。生活中我們希望有優秀的領導幹部,文學中我們也要塑造優秀的領導幹部形象。在真實可信的基礎上建構文學理想,是作家積極健康的追求。
記者:你怎樣理解作家的社會責任?
李春平:我認為,作家的社會責任,其實就是作家的世界觀和文學立場的問題。既然是一個作家,就要擔當道義,就要有文學良知,就要對社會問題和現象進行全麵的觀察和分析,否則就會失之偏頗。讀者是為了精神享受而去讀小說,如果讀了你的小說對社會失望,生活消極,就是作家的罪過。所以,作家的社會責任,說到底要弘揚真善美。社會天天在變,但真善美不會變。
記者:聽說你的下一部作品也是長篇?它是什麽題材?什麽內容?可以透露嗎?
李春平:這是我回到家鄉來到安康學院後創作的第一部長篇,已經寫了一年了,還在寫。書名叫《領導生活》,就是寫領導的日常生活。有家出版社已經提前預交定金,今年完稿後很快就能與讀者見麵。
記者:你最想說的話是什麽?
李春平:感謝故鄉,是故鄉的父老鄉親和巴山漢水培育了我的文學之夢。感謝上海,是上海成就了我的文學理想。感謝安康市委、市政府和紫陽縣委、縣政府,他們對我非常關心和支持。感謝安康學院,他們為我創造了良好的寫作環境。這所有的感激,都會變成我的寫作動力和幸福源泉。
(本文原載《陝西日報》2007年元月14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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