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商 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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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後來，呂布無奈之下又嫁女，他便‘以綿纏身，用甲包裹’，‘恐其有傷，不敢衝突重圍’，可想呂布當時的情況有多麽的危急，既要擔心自己的性命，更要顧及家人的安危，但他想的更多的是讓女兒平安無恙，否則也不會如此的麻煩。
所以，縱觀呂布這一生，有心人其實可以看出，呂布從來都未曾有過成就霸業的野心，他一直都是在為他人打小工，做苦力，早期如丁原、董卓、後期如張揚、張邈、袁紹等等，如果不是陳宮，呂布也絕對不會意圖染指謀奪徐州的。
由此可見，呂布更愛的是自己的小家。
不過現在，尹銘自然不會傻傻的認為此時的呂布會對小貂蟬動心，但他卻知道，呂布與貂蟬恐怕真的難逃夙緣。
何為夙緣？
簡單的說夙緣就是前世的因緣。
根據佛家的三世因果報應之說，一個人在今世的遭遇，或順或逆，或苦或樂，都是由前生的行為決定的，所謂‘欲知前生因，現在受者是’。俗語‘夙緣’，即源天此說，意為前生而來的緣分。
如《敦煌曲子詞?鵲踏枝》中的一句：“自歎夙緣作他邦客，辜負尊親虛勞力。”又如清?吳騫《扶風傳信錄》：“是夕生在他宅，聞仲仙戶外呼之曰：‘夙緣已盡，別君去矣！’。”也作‘夙世有緣’。如茅盾《秋收》二：“可是現在，那阿多頭和這刀就像夙世有緣似的！”
如今看來呂布與貂蟬的夙世之緣，是早已注定的，不管是有尹銘這個穿越者在的世界，還是原本的世界裏，他們都是注定要在一起的，或許結局都已經被安排好了。隻是不知道這個結局，在有尹銘的世界裏是否會如同在原本的世界裏那般，即浪漫傳奇又淒涼悲切！
眾人見到尹銘再一次的發呆，莫不愕然，目光又一次集中到他的身上。
秀兒皺著眉說道：“小弟弟又怎麽了，在想什麽呢！”
“賢弟，你今日怎麽呢？”呂布大惑不解的問道。
望著呂布關切的眼神，尹銘忽地哈哈大笑道：“我想通了。”
“賢侄，你想通了什麽呢？”甄逸的聲音傳過來。
尹銘看了看眾人一眼，古怪的指著秀兒說道：“自然是她的名字就叫任紅昌，我管她叫姐了。”
眾人聞言齊齊失聲大笑。
秀兒一臉惑的問道：“我叫任紅昌，這是我爹取得，你比我小自然要叫我姐姐了，這也須想通不想通嗎？”
尹銘看了看她又望了望呂布，笑道：“我想通的是原來的曆史如何，已經無關重要了，因為有我的存在，我會讓我身邊的每一個人都能轟轟烈烈的活著，都可以在曆史上留下千古不滅的美名。我尹銘，絕不會辜負此生的！”
在場諸人聞言雖然驚歎他的豪氣，但更多的是一臉茫然，他們怎麽也想不到尹銘指的是自己將來會讓呂布與貂蟬的命運改變過來的，即使不能改變開始，也一定要改變結局。
“哈哈哈！”尹銘突發豪情，哈哈大笑起來。
“子栩先生，這位尊駕是誰？”
突然，一個謙卑的聲音在尹銘耳邊響起。
尹銘這才發現甄逸旁邊還站著一人，隻見那人七尺上下，體型微胖，一身灰布長衫，頭戴皮帽，相貌雖然平平，但尹銘看他的第一感覺就知道此人一定是個商人，因為他的一雙小眼睛閃耀著商人特有的精明。零點 看書
“噢，對對對！世平兄，這位是尹銘尹公子，乃尹氏尊公之後，忘憂公主之外孫是也。”甄逸猛一拍前額，望了一眼尹銘，對那人介紹道。然後又對尹銘說道：“賢侄，這位是我中山大賈張全張世平。”
“啊！小人張世平見過尹公子。”那人慌忙走到尹銘跟前，躬身行禮道。
“嗯！你是張世平，你果然是個商人。”
尹銘驚叫一聲，看來自己的眼光還真的很準，不過他怎麽也沒想到竟然在這裏碰到了，資助劉備起兵的中山大賈張世平。
“嘿嗬！小人正是商民，讓尹公子見笑了。”這張世平聽得尹銘無心之言頗感尷尬，自嘲的說道。
“世平兄，萬萬不要誤會了我那賢侄，他可是對商人極為看重的啊。”甄逸聽出張世平的委屈，趕緊解釋道。
尹銘這時猛然想起，商人在古代的社會地位是極其低下的，自己剛剛的莽撞想必傷了張世平的自尊心，於是連忙上前賠禮道歉：“小子年幼無知，說話有口無心，還望張先生海涵。”
這下倒是把個張世平弄的手足無措了，然而卻又激動不已，心中更是歡欣雀躍，對於尹銘，他此刻就有一種可以為其付出一切的想法。
“多謝尹公子的厚愛，世平當誓死不忘，日後公子若有差遣，請隻管吩咐下來就是，世平若有半句怨言必遭天譴。”張世平實在不知說什麽好，隻好掏心挖肺似得立誓表白一番。
這個尹銘自知，自己的個人魅力還不至於如此無人可擋，而是古代商人實在是沒有什麽商民社會地位可言，尤其是在漢朝，隻要發生戰爭，就將商人與罪犯、倒插門女婿等一同送到邊疆去打仗送死。現在，身為貴族甚至是帶有皇族血統的自己，竟然對他這個世人鄙視的商民如此客氣，怎不讓張世平情緒大大的失控呢！
看著眼前情緒激動的張世平，尹銘想到了唐代詩人白居易的《琵琶行》中‘門前冷落鞍馬稀，老大嫁做商人婦’的詩句。從戰國起中國的曆代君主便推行重本棄末（即重農抑商）的政策，直到明末清初才有一個黃宗羲從經世致用的觀點出發，認為工商業和農業都是經濟之本，能生產大量財富，從而提出農商皆本之說。
古人有句話說‘商人重利而輕離別’，在那個年代包括後世的商人都是非常辛苦的，到處奔波，而且古代的交通也不如後世那般發達，所以一行商便是長年在外，是以沒有誰願意將自家的閨女嫁給商人，嫁給了商人的女人就像是守活寡。
漢朝從劉邦開始就對商人沒什麽好感，三番五次的頒布限製打擊商人政令，這些政策在當時來說是正確的。漢朝初年，當時社會剛剛經曆戰亂，物資奇缺，商人屯積居奇是不利於政府統治的。其實，世界各國在同樣的情形下都會采取相似的政策，除非他們不太長久的統治。
西漢更是一向的采取抑商政策，由於剛剛建國需要恢複社會經濟，鼓勵國人重農，到文景之治的時期雖然出現了商人經營致富的交通王侯，勢力超過官吏者，不過，在法律上商人仍然是沒有什麽地位的。
漢朝文帝、景帝之時，社會經濟有了很大的恢複和發展政府對商人的限製有了很大的放鬆，但是在法律層麵上並沒有根本的改變，社會上抑製商人尤其是不法商人的氣氛依然很濃厚，當時經商的人大多是社會的低層，有錢人並不經商，而是讓其仆人或奴隸來經商，例如眼前的甄逸就是一個。
漢武帝親政後，采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但是，那時的儒家已經不是春秋戰國時期的原始儒家了，而是與法家和陰陽家合流以後的儒家。此時的儒家已雜糅了許多法家和陰陽家的理論，這種儒家學說將漢朝初期重農抑商的政策上升到了理論高度，使漢初重農抑商的政策有了理論的依據。原始儒家對經商還是持相當讚同態度的，孔子的學生當中就有好幾個商業奇才，如子貢。事實上孔子本人是認為，隻要有利於民生的就應當鼓勵，不存在重這個輕哪個的問題。
盡管如此，抑商的政策到了漢武帝時期達到了頂峰，鹽鐵專賣、均輸、平準、算緡等政策均是針對商人大賈，軍事出征時也往往征調商人組軍。
縱觀整個漢朝，在其曆代皇帝執政中，政府隻要遇到戰爭什麽的，就要商人與罪犯、倒插門女婿等一起到邊疆打仗送死。這整個漢代曆史中的例子不勝枚舉，而且漢武帝最喜歡幹這種事的。
但是商人的破產代之以官商的出現，西漢後期，官僚經商成風，這些擁有勢力的官僚、外戚不比普通商人那麽容易打壓，朝廷也往往采取放任政策。因此，西漢晚期，眾多富商豪強重新出現。這些豪強，不但擁資數萬，而且從事土地兼並，往往成為獨霸一方的實力雄厚的豪強地主。
東漢的建立，很大程度上得益於眾多豪強地主的輔助，光武帝劉秀本身就經過商，因此對商業並不像西漢那樣抑製。東漢政府對商人一向放任，鹽鐵也已重回到私人經營的老路上，全國出現了眾多繁華的商業城市。
東漢的豪強巨富同時也往往是士族大閥兼大官僚，他們不但身家巨億，而且權勢熏天，他們參與政事、自養門客，地位早與西漢時期的商人不可同日而語。當時許多豪強自家的莊園往往就是一個工農商兼具的小社會，東漢末年豪雄四起決不是偶然的。
但即便如此，商人的社會地位依然沒有明顯的改變。
尹銘曾經讀過許多，有關古代商人的社會地位為何如此低下的文章，其實說白了都是統治階級刻意貶低的，原由何在，眾說紛紜，但不外乎三點：其一是賦稅：中國古代是農業社會，從秦朝直至清朝，均以農為本，這其中確有傳統的關心百姓的衣食溫飽以及王朝的穩定，但更重要的是賦稅和統治的方便性。封建王朝的農民對國家承擔稅、賦、役三重的責任，帝王通過大小官吏收取全國土地的地租為稅，收取人頭稅為賦支派民眾出工進行基礎設施建設，例如：修河、建陵甚至戍邊等等。
稅賦的方便收取，勞役的便於支派，則在於百姓駐地的固定性和良順的性格。所以有戶籍製、保甲製等等，限製百姓人員的流動。尤其是在盛世，人口急劇增長人頭稅成為很重要的國家收入組成，就更強調人員的相對穩定。
而商人的特性是隨利而走，商人的流動性對當時的社會的穩定統治也產生威脅，很多限製流通的物資例如鹽、鐵等物，都可以通過商人來流通，還有許多不利於封建統治的思想，也是由商人傳播開來的；更有甚者，商人手中堆積的大量財富將直接影響到政府的權威，他們可能招募私人軍隊幹涉政治，從而積聚其挑戰統治階級的力量，這也是古來帝王們最為恐懼的，當然不會受統治者歡迎。
其次是經濟思想的長期落後，以及科學技術不夠先進：古人特別是統治者沒有意識到商業的重要性，古代大富之人多是一些朝廷命官，他們治富多是靠官而不是靠科技，也不是靠經商。古人隻看到了商人在流通領域低買高賣，賺取中間差價，便認為其奸黠狡詐，不事生產而徒分其利！認為商業本身不創造價值，反禍害了農桑，故有政府頒布重農抑商的政策，從而限製商人的政治和民事權利，不允許做官，不允許衣絲乘車，等等。
第三就是社會意識的影響：因為以上兩點，在統治階級和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的刻意描述和誘導下，便有了‘奸商奸商，無商不奸’之說，而古代最講究仁義道德，所以就很瞧不起商人，於是商人在普通百姓的心中地位日漸沉淪，少數一些行業敗類的惡行被無限誇大甚至放大為整個經商群體的形象。
同時，在封建社會，商人本身的話語權有限難以為本階層正名，加之中國人男耕女織自給自足，不太重視商人，更使商人階層整體難以擺脫地位低下的境地。
故在統治集團長期刻意的打壓之下，造成了商人社會地位的低下。
所以就有了‘士工農商’的等級確定，這就是統治者按其對自己統治的貢獻和危害程度來確定的。
尹銘望著眼前卑恭的張世平，說道：“官民一家，農商一事也。上下相恤，有無相通過，民病則求之官，國病則資諸民。”
這話不是尹銘說的，而是南宋名儒陳亮的農業經濟思想理論。
“世人都道商民低買高賣，賺取中間差價，認為其皆是奸黠狡詐之徒，不知賢侄如何看待此事？”甄逸為陳亮的理論所感，旋即問道。
“小侄鬥膽認為，凡事以事功為衡量標準。也就是說隻要成功了，預期目的達到了，就算是有德，道義上就過去了，事辦成了，就是有道理。”尹銘說道。
“農業作為國家的第一產業，乃是我國國民經濟之基礎，是我等士族黎民的衣食之源，生存之根本也。賢侄認為不重要否？”甄逸問道。
“非也，國以農為本，教化也以農為先，天下無浮食之民，則民力常裕，國家富強。但重農並不一定要以抑製商業的發展來實現的。相反，農業隻有與商業協調發展，才能展布四體，通其有無，官民農商，各安其所行而樂其生也。對於國家而言，通過鼓勵工商業，在輔以征稅手段，即可達到富國民強的目地。”尹銘搖搖了頭，說農商應該互重才對。
“如此說來賢侄是主張‘農商一事’或是‘農商並重’咯。可是賢侄可知，自古以來朝廷之所以‘重農抑商’實在是因商人賤買貴賣、囤積居奇等不義手段嚴重損害百姓利益，破壞整個國家的穩定，農乃國家之根本，為了護農，朝廷不得不抑製商業的過度膨脹。”甄逸提出了古代商業的根本弊端。
尹銘點點頭，接著話茬說道：“不錯，農、商乃是構成國家經濟體係的兩大支柱，是聯結其它經濟要素的核心紐帶，兩者並無高低、貴賤、輕重之分。農商之間即有行業分工，更有緊密聯係，此二者不僅不是對立、排斥的，相反是互利、互進的。
農業的發展是商業繁榮的物質基礎和必要的前提，而商業的繁榮又能反過來成為促進農業持續且穩定發展的強大動力。若要重視農業發展，就必須為其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及其條件。這時，隻有發展商業，才能暢通農產品的物流貿易，促進農業和經濟的快速發展。
隻有協調發展，國家才能全麵的走向繁榮，進而達到國強民富的最終目標。任何歧視、壓製、打擊商業發展的舉措，不僅不利滿足世人的生活必需，它還嚴重的影響到了整個國家經濟的正常運行和發展。
再加之，農業受地域、氣候等自然因素的影響比較大，其生產的質量及數量均有很大的不穩定性，而商業的發展，既可在豐收之年避免穀賤傷農的局麵，又可在災年互通物流，幫助農民渡過難關。像如今連年天災，若是商業發達，物質流通順暢，何來黎民受災，百姓吃苦，河北人食人之慘狀矣！”尹銘口若懸河，言辭犀利，話音直指當今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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