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六章海外華僑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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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 全麵抗戰期間,回國效力的華僑數量很多,僅粵籍僑胞就有四萬餘人;其中,南洋各地約四萬人,美洲和澳洲等地約一千餘人。他們或組團編隊回國服務,或三五成群投效軍旅,情形十分感人。
華北戰事開始後,海外僑社立即行動起來,一批又一批的華僑歸國服務團體浩浩蕩蕩地踏上了征途。這些服務團體規模或大或小,形式更是多種多樣:有醫治傷患的救護隊、輸送彈藥的司機服務團、報道戰況的記者團、宣傳救亡的歌劇團,也有從事救濟難民和動員、組織民眾抗日的各屬籍華僑回鄉服務團。它們通常由當地僑團或僑界知名人士出麵組織,並負責籌集路費及經費;參加各團體的僑胞,多經過嚴格甄選、短期培訓,其中不乏身懷特種技術如醫護、汽車駕駛與維修等、國內緊缺的專門人才。
一九三九年二月,南僑總會應國民政府軍委會西南運輸處的請求,代雇汽車司機及修理工組成“南洋華僑機工回國服務團”,前往新開辟的滇緬公路和西南各省服務。新馬、荷印及暹羅等地華僑青年踴躍應募,前後共有三千餘人回到祖國。當時,滇緬路是西南大後方惟一的國際運輸大動脈,擔負著繁重的軍運任務。南僑機工克服路險、雨滑、瘧疾乃至敵機轟炸等種種艱難險阻,以忘我的犧牲精神為祖國搶運戰需物一九三九資,平均每日輸入量達三百噸以上,被譽為滇緬路上的“神行太保”。一九四二年五月滇緬路運輸中斷後,這些機工遭“遣散”處理,生活陷入絕境。盡管如此,許多人仍報國初衷不改,繼續參加力所能及的敵後抗日工作。
與此同時,還有不少富於愛國激情、矢誌從戎的華僑青年學子躍躍欲試,請纓殺敵,並有遠至萬裏自動歸國者。為滿足他們的抗日要求,同時也為培養抗日軍中的有用專才,國民政府軍委會所屬的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成都總校及各處分校,都召有數量不少的僑生。有的還設立了專門的培訓機構,如華僑班、華僑隊等。廣西宜山中央軍校第四分校原設一華僑大隊,因請求受訓的僑生過多,擴編為華僑入伍生團第五團,可接收僑生一千五百名。僑生在該校受訓兩年半後,由軍委會軍訓部分配至各部隊擔任少尉軍職。一九三七年十月,南京中央政治學校曾設立特訓班,集訓從日本撤回的四百餘名留學生,該班學員畢業後多派往軍中做政治工作。國民政府軍委會軍訓部在福建南平組織的第十三補充兵訓練處,亦曾“廣收海外愛國誌士,招考學兵”。此外,另有數以千計的華僑青年參加了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人民抗日武裝。
在華僑參軍參戰的熱潮中,湧現出無數報國情殷的愛國誌士。當時,國民政府僑委會和其它部門都曾接到無數的海外飛鴻,請求介紹、保送回國服務或參軍。許多華僑青年還想方設法掙脫家庭的束縛和親友的阻攔,甚至隱瞞身份回國。參加救護、運輸等服務團體的僑胞,犧牲均極慘烈。戰後統計,華僑機工原有三七九百餘名,後來僅存一千七百二十三名,其餘均已犧牲、病亡或失蹤,損失過半。投效軍旅的青年僑胞,也有不少人在前線奮袂殺敵、舍身成仁。例如,美國戰時共有二百名左右的華僑飛行員服役於祖國空軍。其中,有名震中外的戰鬥英雄、被譽為“中國戰鷹”的陳瑞鈿,“虎將”黃泮揚;有血灑長空的黃新瑞,以及其他數十位因對日作戰或飛機失事而粉身報國的英烈。在中共開辟的敵後戰場上,也出現了一批像晉北抗日女英雄李林這樣的優秀歸僑戰士。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後,國內妥協投降勢力抬頭,磨擦事件頻仍。為使來之不易的舉國抗戰局麵不致破裂,廣大華僑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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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僑社的討汪運動開展得最早。一九三九年十月,南僑總會陳嘉庚從新加坡特地拍電報給行將開幕的國民參政會一屆二次會議,提議“在敵寇未退出國土以前,公務人員任何人談和平條件者,當以漢奸國賊論”。提案後修改為“敵未出國土前言和即漢奸”,獲得通過,予汪派勢力以當頭一棒,被譽為“古今中外最偉大的一個提案”。汪偽投敵後,華僑即開展了聲勢浩大的討汪運動,一封封要求懲汪的函電飛向重慶國民政府。馬來亞檳榔嶼洪、江、翁、方、龔、汪六桂堂還召開六姓族親特別大會,宣布將汪逆及江亢虎、江朝宗驅逐出族。針對汪偽政府在海外進行的種種破壞華僑抗日救國工作的陰謀活動,各地僑團普遍采取了收繳、銷毀汪偽宣傳品等措施,如南僑總會即專門發出通告,號召僑胞“勿為漢奸利用”,“不為妖言所迷惑”,繼續為抗日“捐資救難,不達勝利不止”。
中國的抗日戰爭需要得到國際社會的同情和支持。但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以英美為代表的西方列強卻對日本侵華采取縱容、綏靖政策,“東方慕尼黑”的陰影揮之不去,不僅無助於中國抗戰的順利進行,還對華僑的抗日救國活動造成重重的障礙。為此,各地華僑尤其是歐美僑胞充分利用自身的有利條件,在僑居地各階層人士中廣泛開展對外宣傳和國際統戰工作,取得了顯著的成效。
另一方麵,各地華僑努力開展國民外交活動,如爭取居留地政府同情中國抗戰,予以精神上、物質上的支援,同時對日施加壓力,予以經濟製裁或輿論譴責;聯合當地人民組織援華團體,舉行群眾集會和遊行示威,發起籌募捐款、抵製日貨和阻止軍用物資資敵等援華活動等等。當時,歐美等地均成立有眾多的“中國人民之友社”及各式援華會、救濟會等組織,它們都有華僑代表參加。
美國舊金山的旅美中國戰事救濟聯合會尤為活躍,“該會曾促使美國國會授權羅斯福總統禁運軍火物質資敵,並得美國人士捐助救濟款逾一百萬元以上。”一九三七年,全歐抗聯曾組織請願團赴布魯塞爾活動,向出席九國會議的各國代表團籲請切實援助中國,予日寇以具體有效的製裁。值得稱道的是,二戰爆發後,南洋英屬殖民地的僑胞還開展了援英反德運動,以爭取殖民地政府對華僑抗日救國活動的同情和支持。正是在海外華僑的影響、推動以及國際形勢的發展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英美等國政府對中日戰爭的態度才逐漸發生了變化,轉而積極地從精神上、物質上援助中國,並最終結成了反日反法西斯的國際聯合陣線。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從此以後,廣大華僑直接置身於僑居地的抗日鬥爭行列,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一支重要力量。
南洋地區是日軍攻略的重要目標,也是華僑抗日鬥爭的主戰場。戰爭爆發不久,新加坡華僑即自發組織了以鬱達夫、胡愈之為首的星華文化界戰時工作團,進行抗敵宣傳工作;隨後,又成立了由陳嘉庚任主席的星洲華僑抗敵動員總會,協助英國抗戰。總會內設總務、勞工服務、宣傳、民眾武裝等部及保衛團,負責治安救護、群眾宣傳、雇傭勞工等工作。民眾武裝部還招募華僑青年組成一千人左右的義勇軍進行軍事訓練。一九四二年二月新加坡保衛戰開始後,這支義勇軍手持殖民當局發給的十九世紀舊式槍支,與日軍激戰多日,表現極為英勇。在菲律賓淪陷前,當地僑團也組織了抗日護僑委員會,開展各項抗敵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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