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話叫積重難返，有個道理叫做曆史的必然性甚至是王朝周期論。

    鮑鴻是處於曆史下遊的先知先覺，而劉伯溫、高熲等雖然沒有先知先覺，但是其本身的政治敏感性讓他們能夠洞察到這其中的問題。

    事實上來說，覺察這個問題壓根不是什麽難事，重點是各種解決問題的操作都不能消除這個問題，這也導致了雖然長短不一，卻依舊沒有政體能夠逃脫王朝周期論的怪圈。

    從戰國到秦到西漢，國家強力粉碎了原有的宗族組織（氏族封國等等），將每個人和家庭原子化後再重新進行編排控製。在這個體係下，最理想的社會形態就是分散的一個個自給自足的自耕農小家庭構成王朝最基礎的統治單元。

    國家通過向下派出的層層官員最終直接控製每個小家庭，向其征收賦稅，征發勞役，並為之提供秩序和自耕農家庭自身無法生產的生活必須產品，比如，鹽、鐵器等。這樣，政權的控製能力和動員能力都得到最大保證，王朝上下將不存在政府控製之外的社會力量。

    但從皇帝到帝國官員就不得不麵對這樣的事實：將社會保持在分散的自耕農小家庭組成的狀態上是不可能的，因為這直接違反了經濟發展的規律。自給自足的小農家庭注定生產效率低下，而可以動用大量人力，在大麵積的農田中進行集約生產的大型家族在農業生產效率上更高，從而在生產競爭中占據了優勢地位。

    因此，隻要國家不主動幹預，分散的小農們自然地會趨向以血緣為紐帶依附在核心大家族周圍，形成更大的集團。這就是一直讓秦漢政府頭疼的“豪強”。而豪族們因為集聚了相當多的人口，從而形成了相當大的勢力，這種實力卻是在帝國政府的直接控製之外。

    他們宗族強大，武斷鄉曲，兼並土地，役使貧民，成為瓦解小農社會從而破壞帝國基礎的危險力量。這是帝國無法容忍的。豪族的存在，就是民間社會向政府對社會的直接控製的挑戰，是任何官方政權都不能容忍的。

    因此，打擊豪強，一直是西漢政府的一大要務。

    西漢用酷吏，設刺史，直接打擊不法豪強，收到一定效果，但抑製豪強勢力發展的最有效的辦法，還是實行“徙陵”製度。使得各地豪強不能充分發展壯大。

    西漢的皇帝繼位後就開始為自己準備陵墓，而與之相匹配，西漢前期“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並兼之家於諸陵”形成在皇帝陵園的奉陵邑。用這樣動輒割一遍豪族韭菜的做法，試圖使得各地豪族不能充分發展壯大。

    但是，大勢是無法扭轉的，隨著社會穩定，經濟發展，“豪強”越來越多。

    西漢政府不得不麵對現實：豪強的出現製止不了，隻能接受它的存在。

    於是，漢元帝開始，遷徙豪強的徙陵製度便告終止。西漢統治者終於正視了豪族遍地開花的現實。漢元帝以後對豪族勢力的妥協退讓，雖然緩解了朝廷同豪族的矛盾，卻助長了豪族勢力的發展。

    豪強的發展就直接帶來了上麵所說的後果：兼並土地，役使貧民，瓦解小農社會。因土地兼並而導致大量農民破產淪為奴婢，成為西漢中後期的不解之症。

    而這些問題到了最終就是國家矛盾不可調和，最終徹底引爆的根本原因所在。

    土地兼並，役使貧民，瓦解小農社會，最重要的是最終導致農民就算承租土地耕種都無法養活自己，沒飯吃怎麽辦？造反把土地搶回來唄！

    可以說不僅僅是現在的豪強，接下來魏晉隋唐的世家，大明時期的地主等等都是一樣的東西，統治者一直試圖解決這個問題，卻根本無法根治這個問題。

    哪怕是隋唐時期通過科舉等弄死了豪強的加強版世家，世家豪強的基礎單元地主卻依舊是根深蒂固。

    西漢末，王莽篡漢也是這一矛盾積重難返無法解決的結果。這也是王莽執政後所麵臨的最棘手問題。麵對嚴重的社會問題，直接限製豪強兼並土地，西漢早就試過，除了引來豪強的反對和反撲外沒有更多作用。為此，王莽采取了曲線的“王田”、“私屬”措施。

    利益受侵者的反抗是自在意料之中的事。王莽依靠儒學理想解決社會矛盾的美夢破滅了。

    於是，以反莽為名兩漢之際的社會大動蕩開始了。各個階層自覺自身利益受到損失的豪強、州郡長吏、百姓乃至奴婢群體四處並起。

    這一波其實本質上和現在的形勢沒有太大的區別了，甚至當今地方豪強的勢力已經遠遠在西漢末的那些人之上了。

    何以見得？或者說何止與此？

    生活在西漢、新莽亂局中的政治玩家們，卻是身處曆史迷霧中的一群可憐蟲：在他們的課本裏，沒有相似的曆史經驗可資借鑒，遂隻好用試錯法瞎蒙。持大義理想的書呆子、打私利算盤的舊貴族、隨波逐流的放牛娃等諸色人等，先後登場試弈這個“珍瓏”棋局可他們或嗔或迂，或貪或愚，要麽絲毫不懂得妥協，要麽毫無原則地妥協，最終遂都為豺狼所反噬。

    直到一隻狡猾而冷酷，不乏強硬卻又懂得妥協的狐狸登場，亂世方暫告一段落。他，就是漢光武帝劉秀。在新莽亂局中，劉秀以狐狸般的權術手腕，以及必要時的隱忍妥協，獲取大多數肉食動物的認可，最終建立了與豪強“共天下”的東漢王朝。

    所以係統雖然經常說什麽天命所歸，命運之子，其實本質上這個天並不是上天什麽的，甚至可以說純粹指的就是作為社會變革的本質決定者——豪強。

    公元23年冬，南陽破落皇族出身的劉秀受更始帝劉玄之命，單槍匹馬北上經營河北亂局。斯時劉秀集團家底微薄苦不堪言，逃難途中於滹沱河邊遇大風雨，竟淪落到馮異抱薪，鄧禹蓺火（二人係“雲台二十八將”中領銜的大人物），劉秀對灶燎衣，憑一點麥飯勉強充饑的潦倒地步。虧得信都、和戎兩郡肯接納他（信都太守任光也係南陽人），這才勉強在河北站住腳。

    站住腳的劉秀，才得機會打出手中的有利牌麵，說服一眾河北豪強參股：他以更始政權全權代表的正統身份，爭得上穀郡耿況、耿弇父子的支持，以南陽同鄉身份獲取漁陽太守彭寵的支持，從而收得號稱“天下精兵”的上穀、漁陽兩郡突騎的支持；又憑藉宗室身份，刻意交接擁眾十餘萬的河北實力派人物真定王劉楊，娶劉楊之外甥女郭聖通為正妻。

    在河北實力派豪強的一致擁戴下，劉秀集團勢力迅速膨脹，先後擊敗邯鄲的割據者王郎（另一豪強集團），及以銅馬為代表的十餘支草根勢力，於公元25年開國稱帝，建立東漢。爾後，他又抓住赤眉軍與更始、隗囂兩豪強集團死掐，懸師千裏西征關中、隴西，士疲糧乏的有利戰機，於公元27年在崤底、宜陽戰役中徹底殲滅赤眉軍，俘赤眉領袖樊崇及其擁立的放牛娃皇帝劉盆子。

    所以說，所謂的單槍匹馬走到哪哪裏投，各種送人送馬送女人，本質上不外乎還是利益交換。

    這樣的光武帝之所以能夠複興東漢王朝，是因為得到了出生地南陽豪強地主和河北豪強大族勢力的援助。這和高祖劉邦與殺狗的庶民一起創建前漢是根本不同的。因此，一般認為東漢王朝是豪強大族聯合政權。和惟一的皇帝掌握強大權力的西漢相比，東漢時代皇權較弱，具有與豪強大族協力聯合行政的意義。

    回過頭說就算是妥協，怎麽會堅持這麽幾百年呢？

    其實就涉及到了土地兼並最簡單粗暴的緩解手段，那就是砍掉一批人重新分配。

    西漢的徙陵本質上也是如此，不過這個多少還有點譜，最簡單粗暴的就是農民起義之後砍死一群地主，多下來一堆土地重新分配，讓他們繼續兼並。

    而現在也已經到了矛盾不可調和的階段了，漢靈帝的手段看似犀利，其實本質上不僅沒有緩解這個矛盾，反而是在促進這個矛盾的激發。

    本來經過黃巾起義的爆發，的確是空下來大片的土地讓人重新分配的，那麽這些土地不管是重新分配給平民還是收歸國家，豪強想要繼續土地兼並的操作就又要一段時間了。

    結果這些土地壓根沒這麽操作，直接因為現在政令的關係，相當於直接劃給了各地方的義軍，純粹是土地兼並的進化版，各路義軍本質上就是加強版的有土地，有私兵等等的超級豪強，等他們消化完自家的那點東西，接下來盯上誰就不言而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