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院，既然是戴言用來平衡貴族勢力的機構，那麽它的成員，就必然來自於平民。

    右院的議員，戴言意圖通過競選的方式篩選出來。當然，在確定選民的資格上麵，戴言自然也需要來控製。

    戴言對於皿煮政治，沒有任何興趣。在他看來，皿煮必然代表著平庸。就算他在這個連耶穌都沒有誕生的年代，搞皿煮搞得再好，也沒有人來獎賞他。他想要的，一直都是實際的東西。

    那些實際的東西是什麽？是希望能夠整個宋國的精英階層參與到政治中來，並在一個可控的範圍內進行博弈，讓他們不要遊離於宋國的政局之外。

    在戴言看來，如今的宋國國內，除了實力雄厚，而又地位高貴的貴族外，至少還有其他幾大政治勢力，是遊離於政局之外的。

    首先，就是名義上屬於貴族階層，然而卻又失去了土地，逐步退化為平民的士階層。這一階層，雖然看起來是屬於平民，但它卻是整個國家最有活力的階層。他們單獨一個人沒有實力，然而結合到一起，就是一股極為龐大的勢力！在如今的天下，沒有任何人能夠忽視這一階層的！

    戴言知道，他在齊國的大敵，薛公田嬰之子田文，在後來之所以能夠成為權傾天下的孟嚐君，就是靠拉攏了大批士人才達到這一目的的。在戴言看來，士族是一個在整個天下流動的階層，如果他不能夠留住宋國之士，這些宋國的士人就必然會出走他國！衛國和魏國在這方麵就是最好的例子了，商鞅、張儀這些人才，不就是因為沒有受到母國的重用，才跑到秦國去，為秦國重用的嗎？

    然而在拉攏士族方麵，以戰國四公子那種養士的方法，戴言始終不太認可。在他看來，戰國四公子的做法，和一個黑社會老大養小弟的做法並沒有太大的區別。用這樣的方式，來拉攏士族，檔次實在是太低了。

    他要通過自己的方式，來拉攏這個階層！

    因此，戴言給選民的第一個硬性要求，就需要他們必須是有姓氏的人。在此時的天下，有姓，並不奇怪。但是擁有氏，就是比較少的了。貴者有氏，有氏的人，要麽本身是貴族，要麽此人祖上曾經擁有封地，也就是屬於貴族的後代，天然就將士階層包括在內了。

    在士階層之位，戴言還希望拉攏的一個階層，就是商人階層。哪怕沒有戴言穿越到戰國時代，商人階層在戰國後期，也開始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呂不韋這樣有著政治眼光的商人，為何一看到在趙國為質的子楚，就認定他奇貨可居，並投入大筆資金幫助他成為秦王？還不是希望能從這種政治投機中收獲豐厚的利益嗎！

    而對於陶丘來說，拉攏商人則更加重要！畢竟陶丘已經轉向了資本主義，商人必然是未來的主幹力量，它若是不參政，那麽一個如此強大的勢力遊離於統治階層之外，必然會產生矛盾。所以，在這個時候，就把他們納入到統治階級的一部分，就是著眼於未來的布局了。

    因此，對於選民的第二個要求，戴言在和眾多的學者商議過後，又給出了一個硬性的指標：每年交稅稅額達到120錢以上的人。120錢，算下來就是6金，拿陶丘這座宋國最為富裕的城市來說，它的稅率平均算下來，大致在15%左右，繳稅額在6金以上的人，年收入必然超過了40金！

    以陶丘如此富裕的城市來說，也不過隻有區區10%的人擁有選舉權！這些人，大部分在陶丘大部分都是做一些小生意的商人，以及部分擁有高超技藝的工匠。

    而在宋國其他的城邑，能夠達到這一標準的人就更少了，幾乎連3%都不到！而且這些人中，除了少部分當地的商人，其他的，就隻剩下部分擁有土地的地主了。

    然而在戴言看來，這樣的規定是必須做的。選舉政治，是需要花費大量金錢的。哪怕是後世玩這一套製度最為熟練的英國，也不是一開始就進行全民選舉，而是逐步放開的！

    擁有選舉權的人，由此有了一個新的稱呼：公民。在戴言看來，這些為國家繳納著重稅的人，自然應該成為國家的主人，並擁有著特殊的政治權利，這就是公民權。在剛開始的階段，戴言隻是賦予公民之政治和經濟上的權利，而僅僅隻是這兩項權力，已經足以讓整個宋國擁有公民權的人心動了。

    公民在政治上的權利，包括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並且包括言論在內的政治自由。而在經濟上的權利，則擁有合法財產受保護，在宋國境內的經商不受限製的權利！

    在此時的天下，雖然有著禮法，乃至有著嚴格的法律，某些強大的國家如秦、魏等國，也號稱著“依法治國”。然而在戴言看來，秦、魏等法製國家，與其說是“依法治國”，不如說是“以權治國”。

    這些國家的法律，無一不是為了維護君王的權威而存在的。秦魏的法律，全部都是君王要求臣民必須做到的，而從來沒有一條是規定臣民所擁有權利的！因此，這樣的法律，隻是為了彰顯君主的權力，並讓整個國家擁有順從的臣民而存在的！

    而唯一有權超越法律行事的人，就是君主。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在曆史上從來沒有實現過的根源，即在於此！戴言這樣給予臣民們權利，哪怕是一小部分人權利的行為，也立即讓宋人無比興奮了！

    甚至就連那些暫時不具有公民權的平民，也是興奮異常！因為在他們看來，選舉乃至公民權的出現，無疑是給了他們這些普通人一個看得到的台階。隻要自己努力，終究會有成為享受權利的公民的一天！

    而與之相反，知道了這一消息，最為反對的，就莫過於宋國的貴族們了。隻是這些人中的領頭者，剛剛擁有了在左院參政的權力，暫時還沒有引起強烈的反彈！

    而對這一消息，反對得最為厲害的，就莫過於儒家學者了！在這時代，雖然孟子已經成為了儒家的領袖，然而孟子的思想卻還並沒能受到絕大部分儒生的認同。儒生們目前最為認同的，還是孔子的學說，而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種階層不可改變的思想了！

    宋國選舉和公民權的出現，就天然的和儒家學說對立，一大批儒生甚至不顧宋國目前與楚國處於戰爭狀態，而跑到睢陽來，極力勸說戴言放棄此種做法！

    戴言自然是不會理會儒生們的想法了。儒生原本在陶丘就不受重視，他何必去搭理這些家夥？而且以如今宋國重新拾起商朝舊製的做法，代表周禮的儒學，更是宋國天然的敵人！

    而戴言唯一需要擔心的，就是公民權的不斷擴大化。表麵上看起來，公民權擴大，讓整個國家擁有更多享有政治和經濟權利的人，對於國家就越好，然而戴言卻從來不會這麽認為！

    羅馬帝國是怎麽滅亡的？固然與羅馬的外患息息相關，然而在戴言看來，最大的原因，還是因為普發公民權而造成羅馬帝國的衰落！

    如果他是一個普通平民，他必然極力為自己爭取權利。然而他現在是一個統治者，所以他就必須嚴格限製公民權的擴大。因此，公民交稅的額度，就必須作為一個硬性條件規定下來！想要更改，就必須達到整個左院和右院絕對多數人的同意才行！

    這樣的製度設計以後，一個囊括的宋國貴族勢力的左院，以及同時囊括了士族階層、地方小地主和商人階層的右院，就完全建立了。在左院中，貴族們可以親自參政議政，這就令他們極為滿意。而在右院，士族階層大量的進入其中，由此成為國家政治的主力！

    地方的小地主和商人，則通過給有才能的士族捐獻的方式，完成了他們參政的願望。對於戴言來說，地主們參政，他還是認同的，畢竟地主們在地方，本身就擁有著豐富的治理經驗。然而讓商人參政，他並不讚同，讓他們通過代理人的方式參政，其實是最好的。

    畢竟如呂不韋那樣，天生橫跨政治家和商人兩種身份的人，還是太少了。商人以利益為先的思維方式，還是不適合以爭權奪利為生的政治。

    像後世的美帝，立國兩百多年以來，唯有一個大嘴巴的cp以商人的身份成為了大統領，而且還被稱為黑天鵝，這並不是沒有原因的！

    像美帝通過北約保護著老歐洲的一係列國家，並且獨自承擔了大部分的軍費，在cp看來，這是美帝虧了。歐洲的小婊砸想要繼續獲得我大美帝的保護，就得給我老老實實的承擔軍費，這就是典型的隻注重利益的商人思維了。他沒有想到，在通過北約擴散，控製了一個國家以後，這個國家在某種程度上是受它控製的，而它所控製的這一國家，其國內的技術乃至資源都是受到它使用的！

    比如作為北約成員的瑞典，其國內的重工業極為發達。當美帝要造俄亥俄級潛艇時，需要超大型卷板機，它自己國內沒有，於是它向受它保護的瑞典借用。而當蘇聯也想使用這東西來造潛艇時，瑞典毫不猶豫的就拒絕了！而這樣一種技術所形成的資源優勢，是北約那麽些軍費所能夠代替的嗎？

    而在擁有了左院和右院以後，除了作為最廣大，分散於宋國各地的農民，戴言已經將整個宋國各精英階層全部拉攏了。如今的他，可以毫不誇張的說，他已經獲得了宋國真正有實力的人的支持！這種支持，就代表著整個宋國的民意，都是站在他這一邊的！

    擁有了民意，就是最合理的理由，也是最合法的道統！在此之後，他就可以利用左院和右院的支持，名正言順的登上宋國君位！而且，他還要用這種方式，給後來的宋國君主一個表率：隻有獲得左院和右院支持的君主，才能合理合法的統治整個宋國！

    整個國家，就這樣被他悄然帶上了君主立憲的道路。

    就在戴言即將通過民意即位的時候，整個天下的局勢，也因為宋國內戰的結束而發生了劇烈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