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內部的各項鬥爭幾乎都沒有停止過，君臣之間，臣臣之間，貴庶之間，皆是如此。而中秋之夜那場盛大的節慶，也好似隻是一場暫停休息，讓各方養精蓄銳，尋機籌謀，以備展開下一次的對抗。

    這不，中秋節剛過三日，洛陽空氣中的煙火氣還未徹底消散，各處的花燈彩綢也還鮮亮，又是十餘封奏章呈至皇帝劉暘禦案上了。

    這是一些劉暘不得不重視的本章，其中，有奏本，有諫章，有彈劾，有密報，而不管是以何種形式送呈，都與大漢仍在進展中稅製改革有關。

    若從當初趙普複拜宰相，主持國政，正式推進稅製改革開始算起，至今，已是第七年頭了。

    任何一項改革，在中央朝廷強勢的推動下，七年的時間，也足以產生一些結果了，不管是成果也好，惡果也罷。

    可以肯定地說，到雍熙元年秋，大漢的稅改已經徹底鋪開，土地清丈量的成果就是最明顯的標誌。便是邊鄙如高昌道，也把最新的土地清丈數據匯報上來了，當然這隻是象征性，表示一下對中樞權威的尊重。

    對於地廣人稀的高昌道而言，土地、草場數據什麽的，都沒有多少意義，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人口才是其治政的核心問題，包括財稅也是一般。

    有別於大漢內地道州，經過稅改前兩三年的探索，朝廷也適時地對北方諸邊道州的稅政進行了調整，放棄了最初以草場劃分作為納稅依據的做法，經過實踐，那種做法完全不靠譜，也幾乎不具備可行性。

    因此，對於邊地，尤其是以遊牧為主的部族，朝廷最終決定還是按人頭來收稅。甚至於，對那種完全破壞部族體係，“分地到戶”的想當然政策也調整了。

    到開寶二十七年的時候，朝廷對於高昌、河西、榆林、山陽、燕北諸道稅收，基本恢複到了按部落人口征收牛羊馬駝。當然，新的部與落，則是在朝廷戶籍製度下重新組織形成的，至少早年那種完全由氏族維係的部族形式，轉變成如今的雜胡雜聚。

    這是經過朝廷總結之後得出的結論，對於從事遊牧生產的胡漢臣民，還是得維持一定的組織規模，設部長、落長進行管理、組織生產、並繳稅，這也是便於朝廷統治管理的。

    北方因地製宜，南邊也是如此，尤其是廣大西南地區，旁的不提，土司製的特殊，本就意味著稅製上該有所針對性。

    所幸，由於朝廷在稅改事務上步調一直很穩，還沒來得及在西南展開，便及時調整。

    對西南道州，朝廷給出的方案則要更為簡單，直接從各地土司那裏收取一定的貢賦，至於土司們如何對治下的山民、蠻民如何管理、壓榨，那就是他們自己的事情了。

    也不怕鬧出亂子，以朝廷的力量，足以彈壓不服的亂民、蠻民了，並且這是土司製在大西南地區推廣開來後，用二三十年發展形成的一種平衡。

    而倘若朝廷要在土司們的地盤實行稅改，搞土地清丈，那才會鬧出大亂子。

    特殊情況，特殊對待，但同樣的，不管是北方還是西南，邊鄙州縣之中，也不乏從事傳統農耕的漢人，同樣有官僚、地主占地，對於這些情況，自然要依新製，統歸地稅了。

    那麽問題來了，首先如何區分地主與土司，這幾乎是無解的。對西南道州的稅改至今還不滿三年，但從開展起，便騷亂不斷。

    土司騷亂，地主訴苦，甚至兩者聯合起來，抗拒朝廷稅政，以及部分的官僚也有意把水攪渾。作為既得利益者，為了維護自身利益，搞出什麽動作都正常。

    也就導致，短時間內，大西南騷亂不斷，衝突急劇，甚至出現了朝廷調派的治稅官吏身亡的情況。最終受到影響的，當然是地方治安以及朝廷的權威，以及那些隻是安安穩穩接受剝削的小民們

    當初有鑒於西南局勢的沮蹙，朝廷也大為震怒，尤其對於地方官府的不作為，為此，由當時還是太子的劉暘親自簽發製令，撤換、罷免甚至日常殺雞般地拿下了好些劍南、黔中、雲南、廣西、安南諸道官吏，並責令道司，彈壓騷亂。

    朝廷施壓，地方上也沒有那麽容易抗住，畢竟中央政府的權威還是很強的，各派地方勢力方有所收斂，不過一月的時間，騷亂立止。然而，大亂止，小亂不已，在不斷的牽扯對抗中，稅改的進程自然耽擱了。

    對於西南出現的那些亂子，中樞這邊縱然不是心知肚明，也多少有些認識。如何破局，卻讓人為難，不是沒有足夠的實力去做，隻是不值得罷了。

    因此，在趙普的提議下，朝廷秘使人往西南諸道去吹了吹風，尤其在那些漢夷雜處，宗族地主勢力深厚的地方。

    稅改是朝廷大政，態度堅決，一以貫之，絕不可能妥協，各道州必須要完成土地清丈，朝廷將以此收取賦稅

    雖然力量對比懸殊，西南發生的狀況仍是地方與中央的一場博弈，“鄉賢”們也不敢真與朝廷擰著幹，中央的麵子總還是要給一些的。

    因此，經過之後約一年的時間，西南各道州陸陸續續將土地清丈結果上報戶部，然後經由時任財政使的韓徽建議，以上報數目上增加兩成計算收稅。

    當然，政事堂諸公們也明白，便是如此，其中仍有水分，但這也算朝廷與西南道州達成的一次妥協了。同樣的，北邊也是類似操作，畢竟作為邊地，為了維持穩定，有一些特殊政策對待，也屬正常操作。

    當然，根本原因還在於，不論是北邊還是西南，都不是朝廷開展稅改的重點所在，那些地方，不管是成果還是惡果，都於大漢根本難有動搖。

    如果說稅改前兩年，僅僅是作為試點地區的京畿、河南道等地是紛擾不斷，抗拒頗多，引起多方爭鬥，令人側目。

    那麽從七年後的雍熙元年再來看，進入改革深水區後，局麵那才叫群魔亂舞，亂象紛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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