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拱元年九月，山陽道豐州上報，乃蠻犯境，襲轄下陰南集，殺吏卒商民三十餘人，掠財貨而去。這件事情不大，每年在大漢緣邊偏鄙地區，類似的事件總會發生一些，漢夷衝突、蠻族犯境更是層出不窮。
    不過，乃蠻突然向朝廷露出獠牙，雖然從損失上來看，隻是蚊子在大象腿上叮了一口，卻直達天聽，在朝廷權力中樞引起了不小的震動。
    於帝國的權貴們而言，乃蠻犯境殺人掠貨是小事，真正的問題在於此舉背後原因，而其中的因果關係卻能與尚書令聯係上。
    而尋根究底，事情的緣由還在康宗身上，當初提兵十萬，巡幸塞上之時，白水會議上，康宗曾允諾乃蠻、契丹大筆的財貨、物資賞賜。
    不過，這個承諾，未及成行，康宗便駕崩了，其後就是長達數月的帝位之爭，到劉文濟登基之後，朝局好不容易穩定下來，已是半年多過去了。
    乃蠻那邊，可惦記著大漢皇帝的賞賜了，見朝廷始終沒有反應，坐不住了，於是金王劉金在端拱元年五月遣使來京討要，這件事也提上了當權者的議程。
    上報皇帝定奪，劉文濟適時地“抱病”了，並以繼位不久，短於國計，國政悉委於公卿大臣，讓政事堂自決，利落地把皮球踢回去了，最終此事就落在尚書令向德明頭上了。
    這件事並不容易處置，向德明也很是傷神，飽經歲月的他，能夠看清此事的兩麵性。為一己之虛榮，康宗大方，卻讓帝國朝廷買單，這種做法本身就不孚人心。乃蠻不識教化，上門求賜，謙卑其外，狂悖其裏，若是允了，必被人痛批，軟弱媾和，浪費國力。
    然而若是拒絕了，也絕少不了有人站出來，指責言而不諾，有失大國信義，同時逆先帝之意，也是欺君之舉總之，隻要有反對者，那就總有攻訐的點。
    在兩難之間，向德明選擇了後者，飽經風霜、出將入相的他，練就了一個強悍的性格，即便有妥協，也不是衝塞外蠻夷，畢竟他有半輩子都用在對蠻夷的開拓戰爭中，同時骨子裏就有對化外蠻夷的蔑視。乃蠻，算什麽？
    當然，向德明選擇強硬，固然少不了非議，至少獲得了朝中“鷹派”權貴的支持。隻不過，在乃蠻眼中，朝廷就是背信棄義，傲慢自大了，太陽汗劉金聞訊之後大怒不已，以為恥辱，與臣屬言，朝廷不給，我自取之。
    於是，秋高馬肥之際，消停了不過一年多的乃蠻人開始動作，隻不過，這一回不再是固執地東進找漠北契丹的麻煩，而是南下捋大漢的虎須。
    而豐州陰南集的襲擊，隻是端拱元年秋冬季節發生在山陽道西北部邊境諸多紛亂中的其中一起，事實上，一同發生的大小襲擊，足有十幾處，遍布豐、勝、雲內、天德等邊陲州軍。
    當然，別看乃蠻人大膽犯境，來勢洶洶，但所有行動中，又透著一股蠻夷的謹慎與狡猾，財貨搶了不好，殺傷的人也不多，並且一觸即走，在當地邊軍反擊之前，迅速遁走。看起來，更像是乃蠻金國對大漢帝國的一種試探。
    至於朝廷的反應，傲慢病有些嚴重，根本沒把乃蠻當回事，相反，籍此展開了新一輪的政治鬥爭。身處局中，向德明是不可能妥協，表現出絲毫軟弱的，必需強硬到底。
    於是經過幾輪緊張的磋商，在得到李繼隆、郭儀等軍中實權派的支持後，以乃蠻寇境、殺掠士民、侮犯天威為由，上奏皇帝，請示發兵征討。
    對這項決策，劉文濟是持保留意見的，繼位之初，穩定壓倒一切，何況動兵攻伐之大事。然而，這層顧慮，劉文濟也沒有掛於臉上，隻是過場性地問了問一些軍事戰略及籌備問題。
    事實上，在取得了軍功權貴支持之後，劉文濟就不可能反對，那樣隻會陷雙方於尷尬之境，另外一方麵，麵對凶蠻之無端犯境，作為帝國皇帝，他也必須拿出一個態度來，否則必失人心，那同樣於他統治不利。
    最終經過皇帝用璽下印，簽發了出兵軍令，調發河東、山陽、榆林步騎五萬，由殿前都虞侯楊延朗作為統帥，征討乃蠻。
    這可不是虛張聲勢，命令下達之後，自樞密、兵部二衙，到地方諸軍，都在迅速推進出兵籌備，作為主帥的楊延朗更是先行出發北上，於豐州組建牙帳。
    與此同時，朝廷又給漠北契丹降了一道詔旨，讓其動兵西進，與天兵一道，攻伐乃蠻不臣，有朝廷牽頭，對乃蠻深惡痛絕的契丹自無不允的道理。契丹王耶律隆緒即以皮室詳穩耶律先為主將，調集兵馬，不過，契丹人也很精明，隻打算在漢金之戰中渾水摸魚，順便看看如今大漢帝國軍隊的具體成色，因為動靜雖不小，實則並未盡力。
    而漢金之戰，最後也沒能打起來，見大漢朝廷動真格的了，乃蠻劉金那邊果斷認慫了，在當年冬便遣使南來，就擾邊之事進行解釋，誤會，全是誤會！
    隨使者而來的，有健馬百匹，牛羊各五十頭，作為禮物，另有幾十顆首級，據說是“擅自”襲擊劫掠的部屬頭領，被金王劉金以軍法處置斬首，懇求朝廷念愚蠻無知，寬宥其罪。
    金國那“可憐”的謝禮，引發大漢朝臣們的嘲笑，幾十顆猙獰的頭顱，則更讓人厭惡，這深刻地詮釋了化外蠻夷之野蠻、殘暴。
    然論實際，金國通過這樣一番讓人鄙夷的操作，卻成功獲得了朝廷“諒解”，止住一場大征，避免了一場災禍。同時，前者自山陽邊陲劫掠所得，卻沒有吐出來的意思，至於被殺的幾百名大漢屬民，暫時也無法替其討回公道。
    說到底，朝廷這邊，與金國打一仗的決心也不強，首先天時不對，冬春之際動大兵，兵家不為。而打乃蠻這樣的部族國家，動兵少不起作用，動兵眾則勞民傷財，要起到實效，還得像開寶遠征那般，遣良將精騎遠征才行，這筆賬，怎麽算怎麽不劃算。
    如今帝國的形勢不比開寶時期了，皇帝在此事上垂拱而治，而作為推動此事的向德明、李繼隆，則要擔其責，他們不能不考慮若事敗造成的政治影響。
    朝廷有朝廷的顧慮，金國也有金國的忌憚，作為金王，劉金一方麵畏懼漢兵之強，一方麵又向往南朝之富，他用了二十多年時間，方才真正整合起乃蠻諸部，使其與漠北契丹分庭抗禮。
    然而，二十年之積累，麵對龐大的大漢帝國時，又顯得太過弱小了。若僅僅麵對漢軍，他們能走能打，搞襲擾戰術，遊擊作戰，實在扛不住了，還能投降求和，與帝國相比，他們是光腳，負擔沒有那麽重，漠北惡劣的環境逼得他們充滿攻擊性。
    但朝廷若是同漠北契丹聯合起來，劉金就不得不當心些了，漢金之間不那麽熟悉，但契丹與金國之間打了那麽多年，交鋒無數，可是知根知底，這就不得不防了
    就這樣，一場戰爭消弭了，大漢邊陲再度恢複了往日的安寧與平靜，漢、金、契丹繼續過以往的日子。然而，有些事情是不可逃避的，至少山陽西北部倒下的數百軍民，流淌的鮮血，深刻地訴說著與過往的不同。
    這已經是金國兩年之間第二次對大漢采取退縮與妥協的態度，上一次就是康宗十萬大軍塞上行時，與契丹的和議。
    但對金國來說，發生在端拱元年秋冬的這場風波，意義重大，教訓重大。最大的意義就是，讓金王劉金對未來的戰略更加清晰了，對金國的經營也更加冷靜與理智。
    首先，劉金明確了一點，乃蠻金國若想成事，首先就要消滅契丹，統一漠北，然後整合草原，再其後方可南下與大漢爭鋒。這是高原之上諸多強大豪傑、部族崛起，成就大業的成功路線，上一個就是契丹的開國之祖耶律阿保機。
    其次，在第一點的基礎上，還需要盡量維持與中原帝國的友好，要加強通商往來，從大漢獲取草原稀缺的物資，在帝國保持強盛之時，襲擾犯邊，實在不可取，收益太小，風險太大。
    當然，帝國當下的情況來看，想要實現統一漠北的戰略，隻怕也會麵臨阻礙，大漢換了個皇帝，似乎整個帝國的氣質都跟著改變了。那是一種莫名其妙，但確實有之的變化，劉金雄居漠北，南望帝國，即便隔得甚遠，也能感受到。
    於中央帝國而言，消弭了一場明顯耗費巨大且不太必要的戰爭，自然是一件好事，不少此前對征討乃蠻存有異議甚至明確表示反對的朝臣，都不勝欣喜。
    同時，圍繞著此事，新一輪的政鬥又展開了，這一回牽頭的，乃是徐士廉，他痛批“乃蠻之征”的決策，為莽撞不智、疲軍費糧、勞民傷財、虛耗國力的行為，目標直指策動此事的尚書令向德明。
    雖然戰爭消弭於未發之際，但前期的準備可都是來真的，調動的兵馬可以回到駐地，征召的民力方歸鄉裏，未發的被服也可以重歸倉庫，然已行之糧草，舉動之間的錢糧資源損耗，卻是基本浪費掉了，五萬軍隊的後勤準備可是極其龐大的，也意味著其中的浪費有多嚴重。
    因此，徐士廉的攻訐，並非無的放矢，就事件本身而言，都是言之有物，直指要害。而朝中附議徐士廉的人，也不在少數，就比如左都禦史魯宗道，也上表劉文濟，斥為舉措失當、有傷軍國、靡耗民力。
    與此前不同，這一回的風波，向德明是從容度過，因為他不是一個人。且不提徐士廉為何對在此事上發起對向德明的聲討，但他與那幹朝臣、清流的攻訐意見，卻惹怒了在朝中很少說話，但每一句話都不容忽視的群體：樞密係統，或者說實權軍功集團。
    對他們而言，他們可以不管行政係統內的鬥爭，但你不能把鬥爭波及到軍隊。而徐士廉等人，恰恰忽視了這一點，他們的條陳中，很多內容都引起軍隊係統的極大不適。
    此番征發未果，的確損耗不小，但若沒有這些損耗，乃蠻金國豈能伏首服軟，其猖獗之勢豈能收斂？同時，依那群清流所言，那軍隊的正常調動輪戍、演習訓練，算不算勞民傷財？朝廷養著那麽多兵馬，打造更新那麽多軍械艦船，算不算虛耗國力？
    於軍隊來說，“馬放南山”是最討厭的事情了，在這方麵，也格外敏感。而即便隻談決策之事，征討金國也是尚書令與樞密院共同做出的決議，軍爭之事，他們這些將門世家、行伍出身，還不如一幹文臣明白？
    被激怒的軍隊係統是可怕的，其報複也來的迅疾，手段更是直接。駙馬、樂平公、樞密使李繼隆直接拖著病體找皇帝劉文濟，態度決絕，語氣嚴厲，向皇帝表明對徐士廉等人的不滿。
    並且上了一道劾章，說徐士廉等人不通軍務卻妄談軍機，其言行包藏禍心，藐視將士之功苦勞，為免寒軍隊之心，請皇帝嚴懲，還將士一個公道。
    順帶著，李繼隆還提起一樁往事，言三十多年前榆林之亂時，徐士廉作為一名戴罪士子，也曾於豐州與守軍浴血奮戰、力卻賊寇、保境安民，籍此得幸於太宗，一路提拔，平步青雲，累進宰相。
    那些清流也就罷了，徐士廉曾久經邊陲之苦，對將士之苦，戍邊之勞，當有深切之體會，當有憐恤之心才是，然今日卻以偏概全，大肆指責，必有不可告人之私心。
    李繼隆一番話，幾乎是赤裸裸地指責徐士廉假“未竟之征伐”，行黨爭之事，居心叵測，其心可誅.
    劉文濟當然知道徐士廉此舉，含有一定私心以及明顯的政治意圖，但也不至李繼隆說的這般嚴重。不過，麵對李繼隆那怒氣騰騰的模樣，還是得善言勸慰，加以安撫，並表示會給樞密院與軍隊一個說法。
    事實上，皇帝劉文濟心裏，對徐士廉、魯宗道的一些說法與立場，也是不大認同的。劉文濟打小從世祖皇帝那裏學到了很多東西，其中一點關於政策的認識極為深刻，那就是凡是皆有利弊，當揚長避短，絕不能以偏概全。
    倘若什麽政策、決策都隻盯著弊的一端，那就不要做事了，不做才能不錯。同時，對魯宗道劉文濟也有些意見了，他承認此人的正直、忠貞，但是這不是他任意攻訐的本錢，大漢的皇帝叫劉文濟，掌握朝廷大權的是權貴們，不是所有事都得依著區區一個左都禦史的認識來，拂其意，逆其願，就要上表彈劾，都察院也不是你魯宗道開的.
    不出意外的，“說法”來了！
    端拱二年春，在參加完人生最後一次乾元禦宴後，刑部尚書、宰臣徐士廉遭貶，坐言行無狀、狂悖失察，貶至嶽州當知州。嶽州作為湖北道三大州之一，氣候適宜、魚米豐足、經濟發達，乃是劉文濟給徐士廉選的養老地。
    結果天不遂人願，或許是徐士廉憂思過度，又或者晚年失意本就難捱，還沒有到嶽州，徐士廉在渡長江時，見江水滔滔，奔流東去，於船上吟詩一首，當夜與江陵驛館鬱鬱而終，享年六十七。
    得到江陵府的匯報，皇帝劉文濟也不禁唏噓，感慨不已。作為太宗皇帝身邊的心腹之臣，劉文濟對徐士廉實則是很熟悉的，也佩服其堅忍，隻不過，此人太過眷戀以往，難為己用.
    與徐士廉一同遭貶的大臣還有一些，官職、名氣最大的，就是魯宗道了，遷泉州知府，據傳那裏吏治腐敗，正好讓魯宗道這股清流去滌化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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