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隆二年（1019年）夏五月，在經過近半年時間，跨越萬裏長途之後，康王劉曄終於抵達帝國西京。這一路漫長而辛苦，對年近六旬的劉曄而言，不管是意誌還是身體，都是一種考驗。

    不過，劉曄的意誌是經過歲月與世事千錘百煉而成就的，因此道阻且長，但他走得從容，行得放鬆，精神上也沒有什麽負擔。

    就像是沉下心來，完成人生中一場難得的旅途，一路上，他考察著安西軍政，巡視自己的王國領地，同時也觀察著大漢西北諸道的軍政狀況，遇到那些他年輕時曾履足、奮鬥過的地方，也會停下腳步，追憶往昔，動情之時，甚至老淚縱橫。

    而從進入高昌道後，一直到關內，每到一大城，劉曄都拒絕當地官府的禮物迎奉，隻要求他們把當地的中下層僚吏、行伍、士紳、商賈、百工召集在一起，聽他為康國展開的“宣講”。

    過去，安西三國常有使者、官吏，到大漢內地來宣揚政策，傳播名聲，以招攬人才，但那些下麵的牛馬走，如何能與堂堂康王親自開講延請相比，明顯更具權威性以及誘惑力。

    即便很多人，都隻是抱著看熱鬧的心態去參加劉曄的宣講會，但依舊有一部分人為劉曄描述的藍圖所吸引。安西三國，為了從帝國吸引人才人口，已經使用了不少手段，明裏暗裏，黑的白的，可是煞費苦心。

    當然作為康國的王，又是在大庭廣眾之下，劉曄還是得走堂堂正正的路，他重點講述是康國的“人才（口）安頓計劃”。

    作為一個馭民百萬的王，劉曄也深諳如何打動人，開疆拓土、建功立業什麽的對西北士民已經不大管用了，因此，劉曄所言所述，都是最實際的東西，重點就著眼於“利益”二字上。

    劉曄詳細地介紹了康居國所擁有的大片優良水土、草場與特產，城市、人口及貿易，以及王國製定的對漢地人口優越的安置政策。

    當然，類似的政策宣講，此前康國的使者、專吏已經做過，但從劉曄嘴裏親口說出來，效果就是不一樣。同時，劉曄一點也不繞彎子，甚至不避諱談及錢與權，甚至對一個漢人入康能夠產生的經濟效益，都被赤裸裸地明碼標價了。

    隻要是漢人，去了康國，官府會發錢、土地、耕牛、農具，甚至會分配仆（奴）從（隸），前三年一切稅收減免，這還是針對普通漢人勞動力的。

    至於有學識、文化抑或有特殊技長的，待遇就更加從優，同時，在移民上有突出貢獻的，比如能帶百人前往康國的就能當營所製下的都頭，五百人就能在官府謀個鎮長的職位，上千人那就能成為營主，連同仆從人口在內掌管數千人的生計乃至生殺大權。

    也不要怕康國沒有足夠的錢糧、牲畜、工具，在幾十年的擴張掠奪中，康居國攫取了大量財貨，刨除內部封賞以及正常行政、軍事支出，依舊有足夠的積累來滿足人口安置計劃的長期進行。

    當然，財富與奴隸都是有上限的，先到先得，後來利短，這是必然的，因此，有誌西進者，需要抓緊、從速，否則機會隻能讓其他人搶了去

    劉曄的一番宣講動員，對於帝國西北的上層權貴抑或底層黔首，誘惑力都不是那麽的足，前者在國內已經是人上人，後者所求也不過一個安穩與溫飽。

    但是，對於處於中間階層的，包括墨吏、退伍官兵、商賈、工匠等城市小民，還有那些不安分的流氓無產者、黑惡勢力，卻有極大的吸引力。

    康國，是為他們這些人，提供了一個發財的機會，一個階級躍升的平台。有些事情，在大漢帝國的體製下，要想實現需要千難萬難的努力，但在康國這樣的封國，實現的難度卻呈指數級降低。何況，哪怕衝著康王人格魅力以及鄭重保證，康國也是值得一去的地方。

    隻要是個人，就沒有不想往上爬的，就沒有不想著騎到別人頭上做人上人的，說不想的，要麽他已經實現了，要麽就沒有能力或者碰不到機會，一旦讓他碰到了，再看看其嘴臉如何？

    再退一萬步，那些虛的都不提，就衝劉曄拿出的一項重磅誠意，就值得一眾冒險者蜂擁而去。那就是，康國決定把和州地區的玉石產業拿出來共享，歡迎漢地商賈前去采掘、經營。

    玉石，由於其特殊的意義與象征，千百年來，在中國都備受推崇，圍繞著玉石，也誕生了一片龐大且覆蓋麵極其廣泛的市場。

    尤其在太平時節，上至王公貴族，下至販夫走卒，不論什麽階級，隻要薄有資產的，基本都會想辦法搞一塊玉，做成配飾。

    而在大漢帝國，即便從開寶時代算起，整體上也太平了快六十年了，其中又伴隨著人口的激增，生產力的提升，商品經濟大爆發，社會財富大積累，自然也催發了玉石市場的大繁榮。

    這個市場的廣闊，幾乎是無限的，關鍵就在於，玉石尤其是優質玉石的原材料資源的匱乏，而過去幾十年，帝國最大的玉石產業鏈的源頭在哪裏？

    毫無疑問，是於闐！烏玉河、白玉河，兩條河流，雖然不產黃金，但在於闐權貴的眼中，就是兩條流淌著財富的黃金水道，由二河出產的各類玉石，在大漢市場從來都是供不應求的。

    但是，這一筆財富，幾十年來確一直掌握在於闐國的權貴手中的，外人根本插手不得，通過玉石貿易帶來的巨額利潤，滿足自己奢華生活的同時，還能養兵、養民。

    於闐所擁有的玉石之利，顯然也是其滅亡的原因之一，如今，輪到康國掌握“玉石大盤”了，並且明確表示，願意將之分享出來，可想而知造成的影響有多大了

    劉曄一路東來的種種言辭作為，在西北大地掀起的陣陣波瀾，自然通過武德司的情報係統，完完整整上呈於皇帝劉文濟禦案上頭。

    得悉其事後，劉文濟除了讚其處變不驚、從容有度之外，對其苦心孤詣，甚至不惜拉下臉麵自賣自誇，以吸引招攬遠人，發展康居國的做法，也頗感唏噓。

    其所言所行，似乎已經能夠說明其為何冒著逾製亂法、遭遇帝國反噬的風險，去吞並同屬藩國的於闐了。他是明明白白地告訴皇帝與朝廷，康國要發展，要立足西域，要維持和鞏固漢人的統治。

    作為帝王，劉文濟甚至一定程度上能夠理解劉曄，然而，他是大漢帝國的皇帝，漢族國度最高的統治者，他必須得站在中央朝廷的立場，站在漢帝國宗藩體係的格局上來考慮問題。

    不過，對劉曄於沿途宣講招攬人口、人才行為，劉文濟卻沒有設阻，這也導致，劉曄入京一行，就為康居國吸引了超過三萬的漢族移民，當然這個數據是沒有經過官方準確統計的，但效果是很明顯的。並且，“康國民”的轉化率也不高，因為其中有半數的人都是為了去從事玉石相關生意。

    同時，劉文濟也按下了朝廷內部，因為劉曄姍姍來遲，而準備的歡（彈）迎（劾）儀（攻）式（訐），就事論事即可，更多的，細想著來，實在沒有必要，徒惹人非議罷了。

    時隔十數載，劉曄再次踏足大漢帝國京畿，上一次，還是太宗皇帝駕崩之際。需要指出一點，在康宗皇帝駕崩之時，親自到帝京奔喪吊唁的封國王就已經不多了，安東王劉文淵這種過分積極的人不多。

    拿安西三國來講，當時隻有北廷王劉文共親赴洛陽，但更為主要的目的是看望其父趙王劉昉。至於劉旻、劉曄兩兄弟，隻是遣有身份、夠資格的重臣為使，趕赴西京，代為致哀。

    十多年的時間，有多少物是人非，又引發了劉曄多少的唏噓感慨，就不贅言了。不過，當康王那一副一臉遲暮、形如枯槁的模樣落在帝國中樞君臣眼中時，都難免生出惻隱之心，當然，這份惻隱根本上是源於劉曄的身份。

    玩政治的往往心髒，但不意味著同情牌、感情牌不能打，這得看時間，分對象。康王劉曄，畢竟是世祖皇帝的兒子，是當今天子的皇叔，年紀既長，麵對朝召令，不辭辛苦，萬裏迢迢，實在是不容易。

    晚年這趟辛苦且漫長的旅途，又趕在一個不那麽適宜時節出發，跨越冬、春、夏三季，其中僅季節的變化，就足夠人受的了。就是正常的青壯年，都未必能扛下如此一段旅途，就更被替老邁且本就有疾的康王了，也就是拉長了趕路的時間，否則劉曄早就客死途中了。

    因此，可想而知，劉曄最終是以怎樣一副形象出現在帝國君臣麵前，即便保持著基本的體麵，但那種由內而外散發出的暮氣，總是讓人戚戚然。

    在廣政殿中，政事堂裏，當著皇帝、眾宰、禮部、理藩院等諸多相關部司重臣的麵，當劉曄解開衣袍，裸出上身，露出那密密麻麻、大小小的創傷印記與疤痕時，帝國君臣明顯被震撼到了。

    無法想象的不是創傷什麽的，而是這些傷痕會如此密集地出現在劉曄身上，都知道安西三國常年戰爭，三王更是屢次親自統軍作戰，但是作為國王與統帥，總不至於像一般的軍漢那般，披堅執銳，廝殺於戰場吧

    但劉曄身上的傷，已經足夠解釋一切，戰場之上，刀箭無眼，中亞戰場上的大小戰鬥也不是一帆風順的，多少次麵臨危機，多少次劉曄親自率隊衝殺方扭轉戰局，這些他自己都數不清楚。

    他們這些人，是受到世祖皇帝遣派，是受世祖皇帝欽封，多少生死危局，多少流血犧牲，朝廷若是罔顧這些，不加辨別、不通情理地拿那些冷冰冰的宗藩條文來問他劉曄的罪，那麽，莫說劉曄，整個康國，整個安西人心都會不服！

    比起這些鐵與血印記，尉遲玨的求告則顯得更加無助與悲情了，康王當麵，這年輕人連頭都不敢抬一下，就仿佛他才是犯錯的那個人一般。

    而在於闐故土的事情上，尉遲玨注定隻有一個悲情的結果，且不提皇帝與大臣們是什麽想法，康王劉曄都還有大招，他提出了一事，世祖在位時，曾與他言：於闐雖曰臣屬，其心不純，他日，你自取之

    世祖皇帝究竟有沒有說過這樣的話，誰也不知道，都無法從起居注中去尋找，因為不是世祖所有話都有記錄，但這樣的話從劉曄口中傳出來，卻有其可行性，至少不能完全否決有其事。

    當世祖皇帝這座巍巍大山被劉曄搬出來的時候，一定程度上，廣政殿的質詢都成了笑話，先去證明其言是否真實吧。對這樣的結果，即便涵養如皇帝劉文濟，在離開之時，臉色都不禁有些難看。

    康王劉曄，也再度讓人感受到他這個人的“叛逆”，循規蹈矩不是他的風格，出其不意則往往把人陷入尷尬的境地。

    而實事求是地說，他這樣的做法，是很危險，也很犯忌諱的。與世祖皇帝有親密關係的人可多了去了，在世的也有不少，若每個人都壯著膽子，高舉“世祖口諭”來行事、謀利，那天下還不亂了，又置當今天子於何地？

    因此，比起康國滅於闐之事本身，劉曄在廣政殿上所奉“世祖遺命”，才是更為重大的政治事件。此風，更不可漲！帝國中樞，君臣上下，對此都看得很清楚，尤其是皇帝劉文濟，對此格外敏感。

    不過，就在劉文濟為“世祖口諭”而憤怒難抑，絞盡腦汁考慮壓製辦法，以消除惡劣影響時，並沒有太久，他就發現，他又白費了心機。

    康王在回京過程中很高調，但在進京之後，卻低調得不像他本人，這一點，主要從他回京後的交際往來體現。準確地講，幾乎沒有什麽交際，朝廷大臣，公卿權貴，皇室宗親，除了四哥趙王劉昉之外，他是一個沒見，更沒有拜訪聯絡，讓其代為說項，以徹底達成吞並於闐的目的。

    便是過去與康王一脈有所聯係的人脈資源，劉曄也沒有鞏固的意思，別人主動找上門，同樣婉拒。除廣政殿接受質詢之外，劉曄隻主動去拜訪過劉昉。

    劉曄這輩子，大概除了世祖皇帝，就沒有能折服他的人，便是武德充沛的四哥劉昉，他打心裏，也未必有表現出來的服氣。

    隻不過，如今年紀大了，青壯年時的盛氣，總是被歲月時光消磨掉了大部分。再麵對趙王四哥時，大概也是劉曄這輩子第一次真正心平氣和地同劉昉進行交談，沒有攀比較量，沒有功利之心，隻敘兄弟情誼、光輝往事。

    在劉曄長達三十多年的軍旅生涯中，於劉昉還是有重大交集的，尤其是榆林平叛之時，那是劉曄初出茅廬，那時的劉昉已經是功成名就的帝國親王、宗室統帥了。兄弟二人交談的，當然也離不開戰場、軍事與兵法，對榆林平叛以及西征經曆，是談得最多的。

    對劉曄來說，最值得高興的，大概是第一次從四哥嘴中，聽到盛讚他們在中亞地區開拓進取的成就與榮譽，包括對他個人的認可與讚賞。

    不過談及於闐之事時，劉昉並沒有表態。等告別劉昉之時，劉曄顯得有些悵惘，因為他發現，即便頤養天年了，這個年近七旬的四哥展現出的風度與器量，也不是他能夠比擬的。

    對於驕傲如劉曄者，認識到不如人很困難，而承認不如人，哪怕再灑脫，對他的精神都是一種打擊，這意味著放棄了內心那股名為“不甘”的堅持。

    在拜訪完趙王之後，劉曄在京中舊邸又閉足兩日，然後備好祭品，再度去拜祭世祖皇帝，隻不過，這一回沒有去太廟，而是出城北去邙山，在山腳下大哭一場而歸。

    又兩日，劉曄於洛陽康王府與世長辭

    而康王之薨，也讓皇帝劉文濟坐蠟，讓朝廷陷入一個極其尷尬的境地。萬裏迢迢把人召來，要興師問罪，結果罪沒問道，牽扯出一個“世祖口諭”，人還就在京中沒了。

    這事，隻能說辦得太疵了！到了這個地步，再去計較“於闐事件”什麽的，也毫無意義了。雖然不是劉文濟的做事風格，但此事終究還是以一種虎頭蛇尾的方式收場。

    康居吞並於闐之事，得到朝廷的金冊授命，那是怎麽也不可能，但朝廷決定采取默認態度。至於於闐的流亡君臣，則在不久之後，便被理藩院派人，“護送”著前往安西去了。

    安西國那邊，在劉旻時期，便已經同意劃出一塊地盤，給於闐君臣棲身，讓其複國。隻不過，位置由安西那邊決定。

    安西方麵還真就不小氣，好地方，呼羅珊，從那裏劃出三城十鎮的地盤。最大的問題在於，其治下以波斯人居多，隱藏著大量的msl，同時，還是直麵伽色尼威脅的前沿地區。

    在這裏稍微擴展一下，尉遲玨到呼羅珊後，靠著此前的積累、朝廷的部分支持以及“於闐國王”的號召力，在一幹追隨者輔助下，還是初步將國家給建立起來了，並且組建了自己的軍隊（雖然規模不大）以及行政機構（雖然隻是草台班子）。

    不過緊接著，苦日子就來了，劉旻之死不隻對安西國震動劇烈，在ysl世界同樣掀起了波瀾，來自東方的征服者死了，可謂大快人心。

    尤其是伽色尼王朝，在劉旻手上吃足了苦頭的馬哈茂德，在得知其死訊之後，迅速將目光從印度轉移到北方，收複呼羅珊失地則成為了他第一個目標。

    於是，呼羅珊再度陷入廝殺與混亂，“於闐”這個小胳膊小腿的，在兩大強國的廝鬥之中，就像被殃及的池魚，動亂不斷，時刻麵對伽色尼軍的威脅以及msl教徒的襲擊，過著朝不保夕的生活。

    在呼羅珊，尉遲玨過了足足三年的“艱難生活”，慘兮兮，惶惶不可終日，最後，連王位也丟了，被掌握軍權的王叔尉遲廣林給篡了位。若非忠仆提前通知，怕是連命都丟了。

    逃亡河中，求到安西王劉文澤，但彼時的劉文澤，才剛剛把幾個挑戰王權的兄弟給徹底打壓下去，收權安內，緊跟著就要應對來自伽色尼的威脅，哪有心思顧及一個尉遲玨。

    同時，尉遲廣林也很有先見之明地遣使上告，表明追隨河中王廷、抗擊伽色尼的決心，並把嫡子送到河中為質。於是，尉遲玨請河中王廷做主的意圖落了空，唯一慶幸的是，劉文澤還講點體麵，沒有如尉遲廣林所請那般，把尉遲玨送回“於闐”，而放他東去。

    兜兜轉轉，最終，尉遲玨又回到了洛陽，最後還是靠著皇帝劉文濟恤他可憐賞賜的俸祿，度過“寓公”餘生，雖然平淡，但至少安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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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回到建隆二年夏，幾乎捏著鼻子處置了“於闐事件”，皇帝劉文濟還得顧慮“殺叔”的惡名再度落到自己頭上，即便做了預防處置，但還是出現了類似的流言，範圍並不廣，然人心之猜測總是很難阻止的。

    平心而論，康王劉曄之死，倒也將“世祖口諭”對劉文濟造成的影響給消除了不少，人一死，比任何補救的手段、措施都要有效。

    隻不過，劉文濟的名聲，就不要想著完美無瑕了當然，這也是有為之君必然要經曆的。

    同時，“於闐事件”也是劉文濟繼位以來，遭遇的一大政治挫折，不隻沒有達成自己想要的效果，反而在海內外封國之中造成了不小的惡劣影響，中樞與封國的離心趨勢，明顯加劇了。

    但是，這又何嚐不是劉文濟想要實現的改革呢？隻不過，他想要的，是離而不散，清楚來往，各自安好，而要實現這個目標，就需要建立一套更有效的溝通機製，也由於康王薨於洛陽，劉文濟又不得不再推後這一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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