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任開封府尹乃是樂平縣公李昭賢，先不提他的履曆與資曆，就衝他的出身背景，就足以擔任這“天下第二府”的主官。

    他的父親叫李繼隆，母親叫劉葭，外祖父為世祖皇帝，也是當今天子的表哥李氏也算大漢將門了，不管是李處耘，還是李繼隆、李繼和，都是一時名將，尤其是李繼隆，統帥之英，中流砥柱，也是李氏最傑出的人才。

    不過，隨著李繼隆兄弟的先後辭世，李昭賢這一代開始承擔起家族重任，同時也走上大漢的政治舞台。隻是，李昭賢這一代，再無如李繼隆、李繼和那般的人才，第四代也還無人冒頭，因此，李氏家族的丁口多了，但那股家族發展的勢頭卻在衰落。

    長年以來，都是李昭賢在維持李氏在宮廷、朝野間的權勢與影響，即便他從小就接受李繼隆的教育培養，但實事求是地講，也就一中人之資，為政處事，也隻突出一個穩重、和協。

    但是，對於李昭賢這樣身份的來說，中人之資，已然足矣，開封府尹的職位，就是明證，這可不是一般勳貴能夠擔任的。

    平心而論，如果皇室與朝廷心存猜忌之心，那麽如李氏這種，將門世家，在軍隊中擁有強大影響力與號召力，又曾出將入相，掌管軍政權力，同時還是皇親國戚，對皇權的威脅才是最大的，遠比一般權貴要大。

    然而，大漢帝國從世祖時代一路走來，比之李氏更顯赫、親近的將門外戚家族都有，且不是一家，等到六七十年後的建隆時代，這種問題，已不是大問題了。

    這還得感謝世祖皇帝活得夠久，在位時間夠長，在他的統治時期，以其崇高的權勢威望，將這方麵的威脅逐漸淡化、消除了，再加上一係列平衡措施，以及太宗皇帝強化製度的各項政策規定，方才形成當下的局麵。

    對大漢帝國如今的權貴們來說，一旦有機會，他們會毫不猶豫地下手，攫取權力，侵蝕皇權，但誰也不敢生出造反篡位的念頭來，那隻會讓人群起而攻。

    但凡統治階級，想要從其內部形成一種根本性的顛覆，是很困難的事情。當然，若是到帝國的統治後期，那就不一定了，在此之前，仍舊需要一段漫長的發展、變遷。

    仔細想想，連皇室宗王都能在朝廷中擔任要職，還掌握實權、重權，采用一些皇親國戚，就更屬於尋常了。然而，不管是世祖、太宗，乃至康宗，都在有意地提拔庶族官僚，打壓勳貴，用以平衡，

    就更別提劉文濟了，他才是最需要對帝國權力、階級進行平衡的人，然而，到最後就會發現，所謂的平衡，隻不過在貴族官僚之外，培養出了一批庶族權貴罷了，而這兩者之間，本質上並無不同，隻不過享有的特權不同，對皇權的威脅在表現形式上有所不同罷了

    就拿時任開封府判官的呂夷簡來說吧，大漢帝國從中樞到地方設立的“判官”之職，可不隻是判獄案訴訟，而是所在職司大小一應州府院事悉可判之，也就是所謂的“通判”，可想而知在相應職事內的權威了，遠比傳統的“上三佐”要重得多。

    當然，隨著時事的發展變遷，“判官”一職也不是一個普遍常設的官職，嚴格意義來說，和朝廷應時則期遣重臣巡撫、巡檢地方一般，是個使職差遣。因此，大漢帝國上下部司、州府雖然數以百計，但判官數量並不是很多，隻有在特殊職司地方抑或特殊情況下才設立，而開封府當然具備這份特殊性。

    至於呂夷簡，時年不過四十出頭，名聲不小，才能也還算出眾，但朝廷上下，提及此人的時候，首先想到的卻是其其伯父，“開寶—雍熙”名臣、名相呂蒙正。

    當然了，呂蒙正膝下子嗣雖然不少，但以成就、名望及權勢來說，還得是呂夷簡在事實上成為呂蒙正在政治上的衣缽傳人。而若非同姓呂的這層關係在，以及呂蒙正在世、在朝時的一些教導與幫助，即便呂夷簡資質再好，想要達到如今的政治地位，也是千難萬難的。

    進入建隆時代的大漢帝國，或許還要早許多，就已經不是一個任由寒門、庶民、草根崛起的時代了，即便每年仍有不少寒門庶族通過科舉、吏職渠道進入仕途，被授命官，然而，這部分人數量比之億兆子民，就顯小眾了，同時，也很難說清這些庶民背後是否牽扯到哪些“不普通”的背景與關係。

    而曾經那些被世祖皇帝用以製衡勳貴階級的庶族官僚、寒門將領們，在漫長的歲月中，也早已成為一種新“權貴”，形成了一種新的傳承關係。

    畢竟，在官本位的帝國，出仕為貴，而一旦為貴，便實現了身份的轉變、階級的躍升，想讓統治階級的權貴們與被剝削的黎庶階級和諧融洽相處，這本身就是一件極其矛盾的事情。

    能夠做到的，就足以誇他是一個“有節操、有德行”的好官了，這也隻是部分統治階級的自我覺悟罷了。而不管是世祖皇帝還是太宗皇帝，他們所謂的製衡，隻不過是在統治階級內部培養了一批“新貴”罷了，與整個帝國的階級矛盾上，並無根本性的改變。

    當然了，由世祖、太宗完善的學政、考舉製度，保證給予庶民基本的上升渠道與機會，這就已經是其進步性了。

    另一方麵，掌握帝國核心話語權的功臣勳貴集團，他們的傳承維係基本都以血脈為紐帶，這是爵祿條製就規定了的，也是勳貴來源與傳承的基本特征。

    相比之下，“新貴”們在政治傳承上，就要顯得廣泛多了，血脈、親戚關係，依舊是個很重要的考量因素，但並不局限於此，師生、同學、同僚、同誌乃至同鄉，這些都可以成為一派政治勢力傳承發揚的脈絡。

    在廣泛性與包容性上，這部分“新貴”們顯然是要優於傳統勳貴們，畢竟總體的人才基數就天差地別，這也是他們能夠與功臣老貴們抗衡的根本原因，並且，從一個比較長的時間區間來看，老貴與“新貴”之間，必將是一個此消彼長的過程

    這些涉及到帝國統治階級的問題，一些深層次階級矛盾，作為皇帝的劉文濟，顯然是有所察覺，這一點，是難能可貴的。而劉文濟采取的解決或者說緩和辦法，就是那個同樣透著調合意味的中央、地方兩級吏政學校製度的嚐試與發展了。

    鑾駕在抵達東京之後，皇帝劉文濟首先發了一道恩旨，追贈前宰臣、計相向敏中，厚賞其子孫，以六品散官蔭其二子。老相向敏中，就在今年夏四月時，病逝於開封城內的府中。

    起初得知喪報時，劉文濟依舊已經表現出惋惜之情，遣人赴喪吊唁，此番隻是在之前的慰賜基礎上追加恩賞罷了，除了實惠之外，向敏中還被追贈為尚書令。

    實際上，向敏中之事，對劉文濟而言，可以說隻是一種旅至開封時改換心情的調劑，在處理完其事的一點小尾巴後，他將迎來一件大事，一件於大漢帝國曆史而言都意義重大的事。

    仲夏之末的開封城，不隻迎來了一年中最炎熱的時節，同時還迎來了一批四海八方的客人——分布於海內外的大漢帝國封王們。

    楚王劉曙、越王劉晗、饒樂王劉昕、九江王劉晅、安東王劉文淵、安西王劉文澤、康居王劉文潛、北廷王劉文共、臨海王劉文海、北齊王劉文瀚（齊王劉昀薨於端拱三年）、北魯王劉文浚（魯王劉曖長子，劉曖薨於建隆元年）、南梁王劉文浣、西雍王劉堪（前雍王劉淳之子）、勾吳王劉文渝，連同燕王劉昭、許昌王劉曜在內，一共十六，已然會聚於開封城。

    還有一個安南王劉繼丹，因其年少（不足十五），不堪大事，王太後遣其長兄劉繼元作為代表北上，參與此次大會。當然事實上則是，安南王室上層鬥爭激烈，王太後劉娥不敢擅離，更不敢讓她最重要的一張牌“安南王劉繼丹”離開交州

    一十六王，基本與世祖皇帝最初分封子侄、宰割天下的構想相合，也是分割中、東方世界的大宗小國之代表，而這些人集中在一起，說他們能夠掀翻整個世界都不誇張。

    上一次，諸王同坐、大小宗齊聚的情況，還在太宗時期，而共商國是，則要追溯到雍熙元年太宗初繼位當年，而那已經是二十八年前的事情了。

    對於國家與個體來說，二十八年的時間，已足以產生滄海桑田般的大變化。從當下宗王的構成來說，可以明顯發現的是，世祖皇帝的皇子們，已經陸續退出曆史舞台，老的老，死的死，剩下幾名年齡靠後者，除了掛著一個“皇叔”的名頭，對比一些皇侄，就連年紀都沒有優勢，遑論國家發展了。

    而除了物是人非，二十八年來，最根本的變化，大抵是宗藩關係之變化了，中央與封國之間、皇室大眾與諸王小宗關係的淡化、離心，是不可避免的，朝廷對諸國掌控力的下降更是極為明顯的趨勢，伴隨著的則是各國實力的逐漸增強，這是導致這些變化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到建隆三年，諸國如論國力，首屈一指，定是安西無疑，其次便是安東，這也是能夠理解的，畢竟也唯有這東西二國在早期得到了帝國幾乎無節製的輸血支持。

    安西、安東之後，康居、北廷、饒樂緊隨其後，從這個非官方排名的名次來看，如今這個世界還是大陸權時代，即便於大漢帝國而言，大航海時代已經開啟了，但海外的那些封國，比之陸上封國，從實力上來說，還是有不小差距的。

    當然，這份差距不隻是中樞輸血力度以及近幾十年發展造成的，也跟當地此前的文明發展程度有關。而南方封國，或者說海洋封國，在國力、實力的發展上能勉強跟上北方陸地封國地的，隻有安南、林邑、臨海三國。

    然而，就是這三個已經基本掌握中南半島的三國，論硬實力，真正能夠比擬的，也隻有饒樂國了。而即便作為北方最弱的饒樂國，真發起狠來，十萬控弦之士或許誇張了，組織起五萬騎兵是綽綽有餘的。

    而二十餘年間，戰爭頻繁的林邑、臨海兩國，在麵對真臘、蒲甘國時，動用兵力規模最大的一次，也不過三萬人。同時，至今真臘、蒲甘二國依舊橫亙在二國麵前，雖說日益式微，但也很難保證什麽時候能夠徹底實現消滅、吞並的目標。

    真臘國已經快被劉文演、劉珙二人輪番上陣打散了，蒲甘國也被壓縮在緬北山區，在劉文海的統戰行動下搖搖欲墜，事實上，真正限製二國完成並吞大業的，已然不隻是軍事問題，而是政治、經濟、交通、民族、宗教、人口問題。

    此番，諸王齊聚京師，也是劉文濟醞釀多時方才付諸行動，召諸王一道，效仿太宗皇帝當年，舉行一場宗王大會，將他籌謀已久的“新宗藩製度”拿出來，共同構建一套全新的大漢帝國宗藩體係。

    事實上，這股風已經吹了很多年了，最早甚至能追溯到開寶時代，隻不過一直沒有真正深刻、徹底的改變，劉文濟隻是想在“雍熙盟誓”的基礎上，更進一步罷了。

    而這股風，在過去的這些年，也早就吹到各國了，對於劉文濟為首的中央有什麽意圖，大夥多多少少都知道一些，但也正因如此，諸王有些難對付。

    就比如楚王劉曙，已經六十五的他，依舊不改當年本色，同時作為在世宗室中地位僅次於趙王的人，自然大擺皇叔的架子，在開封等了兩日，就開始與人抱怨皇帝不尊重他們，哪有讓長輩與貴賓等這麽久的。

    在劉文濟駕臨之前，主要負責迎候諸王的許昌王劉曜，也已經快應付不下這幹封王了，實在太難整了。倚老賣老、一副混不吝的楚王劉曙也就罷了，安東劉文淵更是出了名的攪屎棍子，有這二王在，加上其他人的含沙射影、陰陽怪氣，想消停都難。

    不過，所有的雜聲，隨著鑾駕抵至，都消沉不少，這畢竟是大漢帝國的皇帝，中央皇帝的權威在當下這個時代，還是很值錢的。

    說到底，還是諸國有求於大漢母國，否則在朝廷相召之下，大可托辭拒絕，也不會齊齊整整地遠赴京師。而之所以原因來，除了中樞的威懾之外，也因為這次大會的調子已經定下了，這是要決定接下來幾十年甚至上百年帝國以及皇室內部格局的重量級會議，為家國大計，也得走這一趟。

    針對楚王劉曙“不尊重長輩”的指控，皇帝劉文濟很給麵子，當著諸王眾臣的麵，親自向他行禮致歉，態度很誠懇，隻是嘴角的那點笑意有些讓人討厭，過程也讓劉曙膈應得不得了

    在會議正式開始前，自有一番流程鋪墊，設禦宴款待是必須的，劉文濟也需要暖暖場，以皇帝的身份亮亮相。然後是分別接見諸王，與諸王聯係交流一番，聽取他們的匯報，試探他們的態度，很多人他都不熟悉，甚至就是不認識。

    再之後，便是一場隆重而莊嚴的祭天、祭地、祭祖儀式，開封城郊那座作為世祖皇帝早年祭拜之所的祭壇，開封府早就收拾好了。

    郊祭之後，東京昭烈廟也少不了一場莊重的祭拜，以告慰在帝國開國奠基、創業守土過程中犧牲的所有前輩英靈。（西京功臣閣，東京昭烈廟，這兩者幾乎就是大漢帝國的文武廟了）

    然後，又是一場禦宴，前前後後拖了數日，愣是把諸王折騰得筋疲力盡了，劉文濟方才在開封皇城的崇元殿內，同諸王進行了一場“閉殿會議”。

    原本，劉文濟是邀請了趙王劉昉與會的，畢竟是宗室之長，也是諸王之望，不過，被劉昉拒絕了。用他的話說，這是宗藩大會，而他那一脈，早就傳給劉文共了，在如此性質的會議上，父子同席，不合適。

    這場“崇元會議”連續開了三日，具體過程如何，當時並沒有流出，後世之人也隻能在《起居注》、《世宗實錄》、《國史》以及諸王有關的一些世家傳記中找到一些記載。

    而守衛在殿周圍的侍從、衛士則能清楚地聽到崇元殿內激烈的爭執聲音，場麵應是很火爆的，但是，最終爭吵出的結果，則開啟了大漢帝國一個嶄新的“宗藩時代”，奠定了未來百年乃至數百年東方世界的格局。

    劉文濟與劉姓諸王盟誓，在“雍熙會談”的基礎上，擬定了一套新的“大漢宗藩守則”，變化不小，但排在第一的，仍舊是那一條：太宗皇帝一脈，乃是大漢帝國皇位永世不移的傳承者，當然，到了劉文濟，就得附加上他本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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