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範仲淹的治國思想與理念，堪稱集世祖、太宗、世宗三朝之精華，他所推動的諸多政策措施，絕沒有超脫既往三朝眾多的改革的範疇，在影響與力度上，更難與之相提並論，哪怕是以謹慎、保守著稱的世宗皇帝，都有不少突破性的創新。

    範仲淹不得不將精力從“自我革命”，轉移到“鎮壓革命”上。同時，由於心態的變化，他不再那般“急功近利”，或者說，他的目標變化了。

    因此，等到正統十一年（1052）時，範仲淹雖然依舊坐在尚書令的位置上，但他的屁股，卻是越來越坐不穩了。朝裏朝外，反對之聲迭起，而宮內，皇帝的態度依舊那般“從容”。

    在秉政的五年多時間裏，憑著滿腔的熱忱與忠心，範仲淹對帝國進行了涵蓋政治、經濟、軍事等諸多方麵的改革。

    為此事，無數功臣勳貴、官僚大臣跑到皇帝劉維箴那裏訴苦，不過，最終還是在範仲淹的堅持下，推進了。為此，範仲淹雖然自朝中簡拔了大量朝官、清流，前往各道州進行監督巡視，但效果顯然不佳。

    他不再嚐試去觸動那些早已根深蒂固的帝國權貴們的利益，他隻是竭自己所能，在自己能力範圍之內，從自己的道德忠心出發，為君王社稷，做著一些實事。

    但不管如何，受到這樣的攻訐，以這樣的方式，離開朝廷，對範仲淹來說，也是一種極大的羞辱與打擊。就在當年，便病逝於蘇州的“範莊”之中。

    範仲淹想做的、嚐試做的事情，比先帝祖宗，並沒有本質上的區別，甚至在目的上，都有相似性與一致性。但為何，最終都以失敗而告終，歸根結底，權威不夠。

    對於這些，範仲淹不是沒有預感，但他能做的，隻是在其位謀其政，隻是堅守在自己的職位上，同時等待著罷相的一天。

    當然，本質而言，範仲淹的種種政策措施，隻是改良，隻是匡正大漢帝國這艘巨輪航行過程中的偏向與謬誤，而對帝國一些深層次的、根本的問題，卻往往顯得無力。

    在對王則黨羽的審訊之中，得知了一件秘事，在王則禍連州縣，聚眾十萬之時，曾與左右言，他們舉事是為活命，朝廷諸公皆鄙，若能打到洛陽，當奉範公為王

    這等謠言，明智者都知其愚蠢不實之處，但在此事上，帝國大部分公卿們，都集體“失明”、“失聰”了，於是，大名鼎鼎的範相公，就以這樣的方式，罷相了。

    在文臣史官們的春秋之筆下，太宗皇帝劉暘的地位與曆史評價，是呈逐漸上升的態勢，到正統朝時，幾與世祖皇帝相當了。

    正統十年是一個關鍵的節點，在這一年的，因為河北地區連年的旱災，大漢帝國終於又爆發了一場讓人措手不及的叛亂：王則起義。

    範仲淹的名望很高，能力很強，道德品行上更為世人敬仰，但是，對於帝國真正的統治階級來說，這大漢的胙肉，還輪不到你範希文來分。

    於是，範仲淹秉政期間，大漢帝國朝堂上出現了最怪誕的一幕。“範黨”高舉“祖製”，欲匡扶帝國為政之失，改興除弊，而“保守黨”們，則同樣高擎“宗法”，進行批判攻訐，勢必要維護朝綱正統，祖宗成製。

    唯一值得慶幸的是，有百年沉澱的大漢帝國，不管爭得如何頭破血流，都還沒有人膽敢打破既有之政治規則，權貴之間，基本的體麵都還保留著，鬥爭都留有餘地，處於一種理性、平衡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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