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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是經濟學探討的永恒課題之一，在市場經濟中，企業是市場供給和市場需求的主體，其發展水平可以作為一國經濟發展的衡量標準，因而在經濟模式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現在共和國政府采取的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充分發揮國家計劃和指導的開發性作用，也可以叫做“國家指導的高速增長體係”。這在當時的國際世界中，是具有鮮明特色的創舉。

    政府通過產業政策和經濟計劃指導經濟活動。特別是對企業決策進行強有力的幹預和誘導，依靠財政、金融、稅收等經濟杠杆對經濟活動進行宏觀間接有效的調控，並一直管到微觀，落實到企業

    當然，對於任何一個國家來說，隨著時間的流逝，政策重點不可能是一成不變的，他們都在不斷地總結和學習更為有效的方式，調整和改革經濟發展模式以提高國際競爭力。

    隨著共和國四大銀行的成立並開始運行，政府力求讓銀行與公司之間建立起密切的聯係。由於銀行和工商企業關係密切，公司管理者受到保護，從而使之能夠不受股東影響而進行長線投資。

    以重工業發展帶動輕工及相關產業，曆史經驗證明，這是行之有效的發展策略。隨著柳州、鞍山、上海、大冶等鋼鐵廠的建成投產，為鐵路的建設提供了物質保證，而鐵路的建成，又將拉動其他地區的經濟發展和工業化進程。

    一環套一環，依賴於中國百姓的低起點，以及眾多的人口與偏少的耕地之間的矛盾，為中國的工業化建設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並相對節省了所要花費的工資成本。

    隻要一個相對穩定的環境。隻要別逼得太緊，這個要求不過分吧，陳文強知道得多，也便比別人更為擔心。所以說，隻有不懂事的孩子和不想事的傻子，最為心寬快樂。

    然而。不天遂人願，沙俄在中國的蒙古、新疆、西藏等邊疆地區培植親俄勢力，收買烏泰、海山、陶克陶呼、哲布尊丹巴八世和杭達多爾濟等多人，利用外蒙民族上層反對新政的強烈情緒，積極煽動其中的親俄派出麵邀請俄國幹預，以便據為口實，幹涉中國內政，挑起中俄糾紛。

    一九一一年二月，在俄國的策動和援助下。哲布尊丹巴活佛在庫倫（今烏蘭巴托）宣告成立“大蒙古國”。同時，大“蒙古國總理內閣衙門”向內蒙古發出了《致內蒙古各盟王公文》和《優待條件》八條，鼓吹“內外蒙古皆屬一家”，勸諭各蒙旗“一體歸順”。對歸降“大蒙古國”者許諾享受“王公以下貴族皆晉升一級，庫倫政府支給年俸”，“所承擔的捐稅與外蒙古人一律免除”，“若民國政府施加壓力，庫倫政府則出兵予以保護”等優待。

    共和國政府早就注意到了蒙古地區政治形勢的複雜性。封建王公貴族和上層僧侶。在民主革命的衝擊下惶惶不可終日。其中一部分上層人士，挑起了“泛蒙古主義”旗幟。投靠沙俄搞起“獨立”活動，構成了對中國領土主權的危害，而這個階層是有一定規模的。他們有著牢固的政權與神權相結合的封建基礎。考慮到當時的國內各種政治力量和中外關係，製定靈活適宜的政策，是擺在新政府麵前的一個重要課題。

    針對這種態勢，新政府建立之初。便積極倡導“民族之統一”“領土之統一”。總統宋教仁指出：“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各民族為一國，即合各民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願中國“各種民族，相親相愛。如兄如弟，以同赴國家之事”。新政府的這種民族觀，成為北京政府處理國內民族關係的綱領。宋教仁在就職大總統的《宣言書》中，希望西藏蒙古各位活佛王公認清：“政體雖更，國猶是國”，在維護中華版圖完整的前提下，實現全國的共和。

    宋教仁特別提醒蒙古王公活佛們注意，“俄人野心勃勃，乘機待發”、“不可倚賴”。盼望王公活佛們關懷時局，眷念桑梓，派出代表到北京“參議政要”。同時新政府對蒙古王公聯合會提出的不變動“蒙古製度”的要求，同意讓步。這種妥協，當然是以取消哲布尊丹巴活佛型的“獨立”為前提的。

    當中國革命成功，新政府開始執政後，駐京的內外蒙古王公們，以貢桑諾爾布、阿穆爾靈圭等為首，以外蒙古八十六旗、內蒙古四十九旗代表的名義，成立了蒙古王公聯合會，代表蒙古王公的利益登上政治舞台。蒙古王公聯合會順應形勢，隨風轉向，改變立場，表達對共和的妥協願望，唱出“讚助共和”的調子。

    一九一零年八月，北京臨時參議院通過了《關於滿漢回藏各族待遇之條件》，共七條。其核心內容是維護蒙古王公貴族的私產、王公世爵製度“概仍其舊”、對喇嘛教信仰自由。以此為起點，內外蒙古王公貴族階層，開始明顯地分化，以蒙古王公聯合會為代表，團結絕大多數王公貴族和上層喇嘛擁讚共和，高舉愛國的旗幟，與各種形式的民族分裂勢力展開了鬥爭。

    一九一一年初，內蒙古科右前旗郡王烏泰公開響應外蒙，宣布獨立，並且組織隊伍進行大規模武裝叛亂。烏泰在本旗及周圍各旗煽動蠱惑，挑唆民族仇恨，號召蒙民起事，驅逐漢人。為號召更多不明真相的百姓，他還特別唆使本旗地位最高的活佛葛根，號召全旗各寺廟喇嘛奉經念佛，散布種種謠言，蠱惑群眾。同時，庫倫政府支援烏泰俄國“別列達”槍1200杆，子彈50萬發。另有外蒙軍四、五十人也秘密前來，幫助烏泰。

    但是，妥協和退讓，並不是新政府的本質，烏泰顯然是估錯了形勢。隻要他們讚助共和。維護統一，政府可以暫且不動。但全力確保內蒙，向外蒙進行威懾和滲透，是新政府的既定方針。武裝叛亂既然已經出現，就斷沒有再姑息遷就的道理。否則，難免會有人跟著鬧騰。使得蒙古局勢更加混亂。

    由總統任主席，國務卿、國防部長、參謀總長、陸軍總長、海軍總長、國安部總長為委員的國家安全委員會，迅速做出決定，電令東北軍區司令員姚雨平“烏泰附合庫倫，逆跡昭著，如再隱忍，勢必牽動全蒙盟，即三省亦無寧日，現經國家安全會議決定。由你派員前往科右前旗對烏泰進行勸諭，先撫後剿，隨撫隨剿，若和平勸告失敗，立即以兵力剿辦，並駐兵內蒙，以懾庫倫。”

    幾乎與共和國政府發出命令的同時，俄國代理外交大臣涅拉托夫通知駐庫倫領事廓索維慈。俄國政府將召開大臣會議對蒙古事件進行討論。他說：“喀爾喀內部形勢本身並無損於我國的切身利益，蒙古問題對我們所以重要。因為它是一種手段，在解決我國在華的其他政治問題時必須加以利用。”

    “喀爾喀的目前運動及蒙古代表團赴聖彼得堡，使我們有理由向北京政府指出，在與我國交界的蒙古發生擾亂不能不使帝國政府感到憂慮，並迫使我們在邊境上采取相應措施，這些措施勢必導致蒙人中**運動的發展。這樣，我們才能指望打下同北京政府談判蒙古問題，並影響北京政府的對蒙政策的基礎。”

    從曆史上看，外蒙的獨立和自治，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清政府的軟弱。還有民國政府被沙俄的虛聲恫嚇所嚇阻。其實，沙俄並沒有做好武裝侵略，吞並外蒙的軍事準備。當然，那個時候國內形勢不穩，沒有多餘的力量震懾獨立分子，也是一個重要因素。

    現在，共和國政府搶先發難，不僅要以兵剿滅，還斷然拒絕了俄使廓索維慈要求談判的照會。

    外交部長陸征祥稟持政府的旨意，態度很強硬，他指斥俄國此舉無異幹涉中國內政，威脅要在媒體上公開俄使的照會，讓中國人民自己判斷俄國的用意。你嚇唬我，我還要嚇唬你呢！外蒙古再怎麽樣，也不會比曆史上差，等到十月革命一爆發，吃多少就要給我吐多少，還要算上利息。

    同時，東北軍區司令員姚雨平接到電令後，在奉天成立奉天軍備處、軍餉籌備處，在昌圖、洮南兩地，分別成立兵站，撥款二十萬，供應各營軍餉和兵需；調動所屬軍隊，做兵力鎮剿的準備。下令調遼源卅(今吉林省雙遼縣即鄭家屯)駐軍吳俊升部，馳援洮南府。

    吉林衛戍司令曹琨接到命令後，在長春設立後站，農安縣設立分兵站。負責供應征剿各營隊所需糧秣及器械。調動馮德麟所部，並令手下將領吳佩孚特編成一個混成旅，會同奉天、黑龍江省軍隊“相機剿撫”。

    黑龍江衛戍司令藍天蔚接到電令後，設立籌訪處，並調動張作相所部監視、控製紮賚特旗。

    飛快的部署，迅速的行動。將不利轉為有利，平叛之後，使軍隊名正言順地進駐內蒙古，政府的意圖並不隻是剿滅叛匪那麽簡單。

    一九一一年二月三日，烏泰叛軍的三路兵馬一齊向預定的目標大舉進發。

    第一路(左路)，約五百人，從葛根廟出發。十七歲的第六世葛根為“元帥”，協理台吉巴圖吉爾嘎拉為“統領”，烏勒木吉為參謀。欲先攻取靖安縣，之後撲擊洮南縣。

    第二路(中路)，約一千人，從旗王府出發。錫勒圖喇嘛布和烏爾塔為“元帥”，協理台吉色楞旺寶為“統領”，直撲洮南縣城。

    第三路(右路)，約六百人，從嘎欽廟出發。嘎欽喇嘛為“元帥”，奇默特色楞(烏泰之弟)為“統領”，布和吉爾嘎朗為參謀。欲先取醴泉縣，得手後再從西邊進軍洮南府。

    叛軍所到之處，廣出布告，曉諭百姓，布告大意是：大蒙古哲布尊丹巴博克達皇帝明降諭旨，力圖清理蒙疆，這是天時劫數，由佛爺出馬掛帥。所有漢軍營伍，一律驅逐出境，士農工商民眾，各安業如常。

    洮南縣長孫葆晉得知他派的勸降人員已被烏泰扣留，便料知叛匪定會大舉進攻。當時洮南縣城方圓五裏，四周僅有土圍子，無城牆，城內守軍兵力單薄。

    在重兵壓境、四麵受圍的情況下，城內守兵“晝夜不離城壕”，商務公會招募商團協助守兵守城。一方麵命令城防部隊加緊修築工事，一麵派人向吳俊升部告急，要他急速馳援。怎奈路途遙遠，吳俊升部又在行至通榆以北時，因為橋梁損毀，被阻三天，所以，未能如期到達。

    眼看著叛匪逼近洮南，陳葆晉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倒讓他想出個“緩兵之計”來。他讓城防部隊的兩百名士兵每天天黑時悄悄出城，到了第二天白天，再舉旗整隊入城，城內官員及各商界人士敲鑼打鼓，鳴放鞭炮迎接。為了演得逼真，他還把士兵所穿的衣服顏色每次都更改一下，且多次改變進城方向，日複一日，給對方造成援軍源源不斷開進城的假象。

    叛軍潛入城中的密探，被假象所蒙蔽，立即報告給烏泰。烏泰驚疑不定，認為現在不可輕舉妄動，況且已集中在洮南一路的兵馬尚還不足，須調左右兩路兵馬前來助陣，便將進攻洮南的日期向後延遲。

    在烏泰部署向洮南進攻的同時，科爾沁右翼後旗鎮國公拉喜敏珠爾糾集本旗五百餘人，集結於鎮東城東二十餘裏之包特敖瑞村，準備攻城。

    當時鎮東縣縣長是陸慶曾，駐軍連長李樹勳，手下有近兩百名士兵，但士兵中有不少蒙古人。李樹勳擅長蒙語，又娶了一蒙族女人為妻。拉喜敏珠爾手下的管軍協理烏爾塔利用李樹勳手下的蒙族士兵打通關係，借商談解決蒙漢兩族關係為由，邀李樹勳在包特敖瑞村參加宴會。李樹勳不知是計，如約率數十名衛兵前往。

    宴會中，烏爾塔軍依然要求李樹勳率部投降，並獻出鎮東縣城。李樹勳當場毅然拒絕，無奈其所帶的蒙古族衛兵早已和烏爾塔串通一氣，非但不能保護李樹勳的安全，反而助紂為虐，倒向叛軍一邊，李樹勳遂被拘禁。參加叛亂的蒙古族士兵受烏爾塔詐降之計，回鎮東向陸慶曾報告：“李樹勳已經向蒙古軍投降，蒙古軍隊有數千人，準備明日進攻鎮東縣城。”(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