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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年後，在蔣京國的回憶錄中從一個側麵記載了林子軒的這次思想轉變。＋，

    從紮米亞京的家裏出來，先生一路上都很沉默，我想他是在同情這位蘇俄作家的遭遇，但這種事情在蘇俄相當普遍，我更為擔心的是回到學校後該怎麽辦。

    我一直勸阻先生不要和蘇俄的顛覆分子接觸，那樣會惹來麻煩。

    隻是事情已經發生了，我在考慮要不要把今天的情況告訴學校的校長。

    在學校裏，教員告訴我們，要隨時匯報自己的思想狀況。

    我想回去後一定會有人找我問話，我該怎麽回答呢？

    正當我憂心忡忡的時候，先生突然問了我一個問題，你願意做一隻有壞習慣的公雞麽？

    我當然回答不願意，做那隻有壞習慣的公雞會被砍頭，誰會願意被砍頭呢。

    先生笑了笑，沒有說什麽。

    我當時還年輕，不曾多想，後來想了想，才發覺先生想必在那時已經做出了決定。

    他想要做一隻有壞習慣的公雞，每天比其他公雞早叫上一個小時，來提醒這個世界。

    第二年，先生便發表了在世界上引起了極大爭議的小說《1984》。

    這部小說讓先生成為了半個世界的敵人，遭到了猛烈的抨擊。

    我想這就是做一隻有壞習慣公雞的代價。

    但正因為如此，先生才是一位真正的作家，才值得我們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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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子軒的確問了蔣京國這個問題。他也在考慮要不要把《1984》這部小說寫出來。

    《1984》和《蠅王》不同，《蠅王》隻是寓言小說。《1984》卻是政治小說。

    《蠅王》討論的是善惡的問題，更深層次則是對戰爭的反思和對人類未來的擔憂。

    《1984》展現的卻是極權主義統治下的世界。這是對政治製度的探討和諷刺。

    這本小說不僅會被蘇聯這樣的國家禁止，由於小說內容具有煽動性和危險性，在西方社會也會被一些國家禁止。

    在帶來巨大榮譽的同時也會帶來極大的抨擊，甚至可能產生難以想象的後果。

    奧威爾1949年出版了《1984》，1950年1月他就過世了，這是他的幸運，沒有碰到之後《1984》遭受禁止和攻訐的遭遇。

    林子軒還有很長的日子要活，所以必須做好麵對一切的準備。

    關鍵是他要不要做那隻有壞習慣的公雞。

    他可以選擇抄襲一些不帶有政治傾向的小說，同樣能獲得榮譽。

    在後世。有位名叫王曉波的作家寫了一篇雜文叫做《一隻特立獨行的豬》。

    文章講了他在插隊的時候遇到了一隻與眾不同的豬。

    這隻豬像山羊一樣敏捷，一米高的豬欄一跳就過；它還能跳上豬圈的房頂，這一點又像是貓——所以它總是到處遊逛，根本就不在圈裏呆著。

    這隻豬很聰明，會模仿各種聲音，學汽車響、拖拉機響，學得都很像。

    它後來學會了汽笛響，和工廠下班的聲音一樣，從而惹來了麻煩。遭到了圍捕。

    但這隻豬還是逃跑了，後來成了野豬，長出了獠牙，冷冷的看著人。

    林子軒明白無論是有壞習慣的公雞還是特立獨行的豬。都不太見容於這個社會。

    和其他生物不同，就是它們最大的罪過。

    它們如果想要生存下來，需要把自身的個性和棱角磨平。變得平庸。

    否則最終的結果要麽被砍頭，要麽遠離人類。

    不過。在這個世界上總有些人不甘於平庸，想要保留個性。那就需要付出代價。

    比如因為堅持真理而選擇喝下毒酒的蘇格拉底，堅持“日心說”而被燒死的布魯諾。

    曆史上有很多因為堅持己見而被迫害的人，正因為有這類人的存在，人類才能取得進步。

    選擇要不要做一隻有壞習慣的公雞，就是選擇一條不同的人生道路。

    林子軒沒有那麽偉大，他很珍惜自己的性命，內心裏仍然是小市民的思想，隻是覺得自己或許應該做點什麽了。

    回到莫斯科中山大學，他和馮程程商量著回國的事情。

    算起來他來到蘇聯已有半個月的時間，參觀了列寧的墓地，看了不少莫斯科的古跡，在戲院裏欣賞了芭蕾舞劇和幾場電影。

    特別是愛森斯坦導演的《戰艦波將金號》，可以說是默片時代的經典。

    愛森斯坦把蒙太奇運用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說是電影大師也不為過。

    林子軒沒有能見到這位蘇聯導演。

    據說為了給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十周年獻禮，愛森斯坦接到命令，正在外地拍攝表現十月大革命的電影《十月》，場麵非常宏大。

    這一時期蘇聯電影大多是革命題材，或者反應俄國農民生活的片子。

    他們的紀錄片很有特色，能拍攝出那種宏大的氣勢來，尤其是宣傳軍隊的紀錄片，讓人感覺到熱血沸騰。

    這種紀錄片會時常在影院放映，看多了還真能產生向往革命的熱情。

    蘇聯電影采取國有化管理，審查非常嚴格，上級下達命令才能進行拍攝，對於外國電影的引進更是謹慎。

    目前的中國電影恐怕是沒辦法進入蘇聯市場了。

    林子軒在莫斯科中山大學還遇到了曾經在巴黎見到的那位四川口音的青年。

    這位四川青年因為在法國被巴黎警察通緝才來到蘇聯，先是在莫斯科東方大學上學，後來轉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學，安排學習俄語。

    林子軒和他聊了聊巴黎的情況，並沒有多大的改變。

    隨著歐洲經濟的衰落，工廠的薪水降低，勞動強度增加，中國留學生的日子不太好過，舉行過幾次罷工，但效果不大。

    林子軒也沒有辦法，這需要政府出麵，籌集助學基金，個人的力量畢竟有限。

    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學生名單上看到不少熟悉的名字，比如王名、博穀和張文天等人。

    還有十幾位廣州國民政府要員的孩子，以及先前黃埔軍校的學生，可以說是群英薈萃。

    這些人在以後的數十年間將會影響到中國的政治格局，改變中國的麵貌。

    在離開莫斯科之前，校方舉行了一場座談會，讓林子軒向學生們談談在蘇聯參觀的感受，這是想試探林子軒對待蘇聯的態度。

    1925年那場“仇俄聯俄”的爭論在中國國內造成不小的影響，中國留學生都有所了解。

    他們也想知道林子軒怎麽看待這個問題。(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