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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6年12月10日，瑞典斯德哥爾摩。

    在斯德哥爾摩的藍色音學院為意大利女作家格拉齊亞黛萊達頒發諾貝爾文學獎，她的獲獎作品叫做《邪惡之路》。

    與此同時，一位叫做斯文赫定的瑞典人來到了中國。

    此人出生於1865年，精通多國語言，經常在世界各地冒險，是一位探險家。

    他最主要的成就是在中亞的高山和沙漠中三次勇敢的探險。

    他完成了塔克拉瑪幹沙漠的地圖以及帕米爾高原的地圖，並成功穿越了整個西藏。

    斯文赫定在瑞典是家喻戶曉的人物，他還是瑞典兩個科學學院的成員，因此他在諾貝爾獎的科學和文學兩項評選中具有發言權。

    1926年年底，他受德國漢莎航空公司的委托前往中國。

    此行是為開辟經中亞通往中國的航線做氣象探險，並帶來一支由不同學科科學家組成的大規模遠征隊，主要探索戈壁沙漠和蒙古等地。

    在這個時代，坐飛機需要極大的勇氣。

    1920年，北洋政府交通部航空事業處籌備“京滬航線”。

    北平到天津段於1920年5月8日正式開航，飛機名為“京漢號”。

    1921年7月1日又新增了北平到濟南段，不過因為戰亂很快就停飛了。

    這是中國國內最早的航空線路。

    1919年2月8日，飛機從法國的巴黎穿越英吉利海峽，到英國的倫敦。

    這是世界上第一條國際航線，到了1926年，歐洲各國之間的國際航線較為普遍，但還沒有開通到亞洲地區的航線。

    德國漢莎航空公司無疑走到了前麵。

    說實話，即便是中國開通了國際航線，林子軒也不敢坐飛機到國外，想想徐至摩的例子就知道，飛機有風險。乘坐需謹慎。

    這是斯文赫定第四次來到中國了，對於這次探險，他需要得到中國官方的同意。

    在中國人看來，瑞典和西方列強不同。它是個較為中立的國家，並不強大，看起來沒有威脅，所以北洋政府和瑞典關係不錯，會聘用瑞典科學家進行科學考察。

    比如。丁聞江就和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有過合作。

    斯文赫定是最早想把中國文學推向諾貝爾文學獎的外國人。

    他在1923年來過中國，在北平認識了德國漢學家衛禮賢。

    衛禮賢當時在德國公使館內任職，精通漢語、在中國政界和文化界有深厚的人脈。

    北平一別，兩人始終保持著書信往來。

    1924年11月中旬，斯文赫定在給衛禮賢回德後的第一封信裏，談及了提名中國作家入圍諾貝爾文學獎的設想。

    這個時候也正是瑞典學院確定當年諾貝爾獎獲獎人選的時候。

    “我突然想起，我們曾贈予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以諾貝爾獎，他還親自到斯德哥爾摩來。中國文學目前的狀況如何？那裏還有沒有可考慮的，在世的、真正的大作家，還是說那裏的文學也和歐洲一樣處於衰落期？我們隻能通過譯文來評判泰戈爾。對中國我們也隻能這樣。”

    這隻是他的一種設想，向衛禮賢谘詢中國有沒有值得入圍的文學家。

    衛禮賢接到信後很興奮，他第一個想到的人是梁啟朝。

    “我認為把諾貝爾獎授予一位中國作家的想法非常出色。這將必然在文化政策上具有最深遠的影響。我尚不清楚，哪個方向的人選會被考慮。作為對中國哲學、曆史和文學都有涉獵的學者型作家，現代人文領域的領袖人物梁啟朝應被考慮。”

    隨後，他又提到了胡拾和林子軒，並給出了自己的評價。

    胡拾，哲學家、改革家，很激進，盡管年輕。卻具有驚人的學識，充滿激情。

    林子軒，詩人、小說家、戲劇家，非常年輕。但很有才華，在西方有影響力。

    “但我傾向於梁啟朝，因為他更具代表性。”他在信中如此說道。

    這是1924年，林子軒在西方文壇還處於嶄露頭角的階段。

    斯文赫定把這封信在瑞典文學院朗讀了，諾貝爾獎委員會的成員也全都在場。

    瑞典學院的院士們對他的建議雖然感到震驚，卻又不失興趣。覺得提名中國作家入圍諾貝爾文學獎並非不可接受。

    斯文赫定在回信中對候選人做出了說明。

    “首先可以考慮的是文學作者，也就是依據想象力創作者，其次是那些對現有資料進行加工的作者，或者哲學家。”

    同時，斯文赫定還寫信征詢瑞典漢學家高本漢的意見。

    然而，高本漢不僅對梁啟朝等人選不予支持，甚至對推舉中國候選人根本不看好。

    “就我所見，無論在敘事文還是詩歌方麵，中國尚未誕生任何重要作家。假如梁啟朝、章泰炎和胡拾等人的最優秀的作品翻譯成西方語言的話，盡管這些文章對中國人很重要，但根本不會得到欣賞。我因此認為，目前根本無法找到任何一位諾貝爾文學獎人選。”

    這兩位漢學家其實都不怎麽靠譜。

    瑞典人高本漢在中國的時候研究的是漢語語音，他是語言學家，很少接觸中國新文學。

    德國人衛禮賢主要的興趣和精力集中在對中國古典著作的翻譯上，比如《易經》，根本沒時間深入研究中國的新文學。

    由於衛禮賢和梁啟朝交往的比較多，才力薦梁啟朝。

    不過，斯文赫定受到高本漢的影響，對提名中國文學家入圍諾貝爾獎的興趣淡了很多。

    他本人是探險家，既不精通漢語，也沒有高深的文學造詣，很容易受到漢學家的影響。

    這一次，斯文赫定來到北平，德國漢學家衛禮賢已經回國了。

    他的考察計劃得到了北洋政府的批準，沒想到卻遭到北平學術界的激烈反對。

    這和林子軒有點關係。

    林子軒成立中華文物救助會，提倡保護中國文物，嚴防外國學者以考察為名盜墓的行為。

    經過不斷宣傳，中國學術界如今對外國學者前來考察非常敏感。

    而且，斯文赫定考察的正是中國的西北地區，也就是甘肅和新疆一帶。

    甘肅的敦煌文獻正是被以考察為名的外國學者給盜走的，有了前車之鑒，難免惹人生疑。

    林子軒看到了報紙上的報道，他支持北平學術界的抗議行動，即便是北洋政府同意了，考察行動也需要接受中國學術界的監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