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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子軒站在甲板上，望著漸行漸遠的上海。

    他們乘坐的是一艘英國郵輪，由於有英國大使館的關照，條件很不錯，大家比較放鬆。

    這次前來的都是上海出版領域的知名人物，平時在一個圈子裏混，彼此熟識，互相閑聊，倒也不會寂寞，反而有種相見恨晚的感覺。

    以往大家在不同的書局做事，是競爭對手，此刻朝夕相見，攀談起來才覺得誌趣相投。

    商務印書館的領隊是王雲伍，作為中國最大規模的出版社，他自然成為眾人的中心。

    至於林子軒，雖然是萬象書局的大老板，但他還是著名的文學家，早已脫離了出版行業的範疇，檔次不同，找他聊天的人並不多。

    他隻是和徐至摩、鬱達浮兩人說著閑話。

    徐至摩和鬱達浮兩人很有意思，他們都是浙江人，年歲相近，還在同一所中學上學。

    1911年春，徐至摩考入杭州府中學堂。

    鬱達浮也考上了這所學堂，不過他覺得費用太高，又考入嘉興府中學堂，第二學期開學後，他嫌嘉興離家遠，又轉入杭州府中學堂。

    兩人有半年時間在一所學堂上學。

    在杭州府中學堂，鬱達浮對徐至摩的印象是：身體不高，臉麵卻是很長，頭也生得特別大，戴著金邊近視眼鏡。平時不怎麽用功，考試總是得第一。

    實際上，以少年時顯示的文學天賦來說，鬱達浮一點都不比徐至摩差。

    鬱達浮上中學的時候，就以筆名在浙江省的報紙上發表舊體詩了。

    他們都有在海外留學的經曆，隻是地點不同。

    鬱達浮十七歲的時候，他的哥哥要去日本考察，他就跟上哥哥去了日本，第二年考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獲得官費生資格。

    日本的高等學校相當於中國的高中。

    當時北洋政府的留學政策規定，在日本指定了五所高等學校。凡考上的就是官費生。

    後來，鬱達浮又考上東京帝國大學，學的是經濟學，他在日本待了整整九年時間。

    徐至摩中學畢業後。考入北京大學預科，隨後自費赴美國留學。

    他先入克拉克大學學曆史，畢業後考上哥倫比亞大學攻讀經濟學。

    這正是和林子軒同學的那段時間。

    1920年9月，徐至摩前往英國，先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學習。後在劍橋大學皇家學院學習，他在美英兩國，待了整整四年。

    有趣的是，他們在國外學的都不是文學。

    仔細想想，民國時期的文學家大多是專業不對口，或者說都改行了。

    魯訊留學的時候學醫學，胡拾學的是哲學，周作仁在日本先攻讀海軍技術，最後學習希臘語，算是外語人才。郭沫偌學習醫學。

    像是沈叢文和張痕水連中學都沒有畢業。

    加上徐至摩和鬱達浮，這些人都沒有正兒八經的學過文學，也沒有人教過他們該如何寫作，但他們就是憑借著天賦和自學，成為了文學大家。

    這說明學什麽專業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喜歡什麽，隻有喜歡才能發揮潛力，才能做好。

    什麽是文學天賦？

    鬱達浮在日本的時候就有小說《銀灰色的死》在國內報紙發表，隨後出版中國第一部新文學小說集《沉淪》，比魯訊的小說集《呐喊》還要早一年。

    在新文學領域。他是中國除了魯訊之外最有影響力的小說家。

    到了1927年，他都準備出版《達夫全集》了。

    當然，他的名氣和林子軒沒辦法比，不過林子軒是作弊。他可是真才實學。

    徐至摩的詩歌天賦不用多說，就算沒有《再別康橋》，也能寫出無數才情飛揚的詩句來。

    “最是那一低頭的溫柔，像一朵水蓮花不勝涼風的嬌羞。”

    像這種詩句沒有一點小才華還真寫不出來。

    所以，讀者可以批評他的人品，但不能否定他的文學才華。

    徐至摩和鬱達浮都是有真性情的人。他們看到了社會的陰暗麵或者不公就會說出來。

    比如，徐至摩對蘇聯的批評，鬱達浮對廣州國民政府的抨擊。

    然而，他們兩人畢竟不同，這點從梁時秋對兩人的看法中可以得到印證。

    梁時秋屬於文壇後輩，新月社的成員，和創造社也有聯係。

    在新文學領域，按照文壇輩分來說，胡拾和魯訊屬於啟蒙者，林子軒和徐至摩屬於開拓者，沈叢文和梁時秋就是文壇後輩了。

    梁時秋對徐至摩非常敬佩，對鬱達浮則較為厭惡。

    有一天，徐至摩去看望梁時秋，看到院子裏有圍棋，便要求和梁時秋對弈。

    徐至摩棋力較高，到了中盤，大勢已定，他沒有窮追猛打，反而借故離開。

    這就是紳士風度，也是徐至摩能夠交遊廣闊的原因。

    他會照顧朋友的情緒，不會使人難堪，有種文人名士超然灑脫的氣度。

    相比較而言，創造社給梁時秋的感覺就是頹廢。

    “我有一次暑中送母親回杭州，路過上海，到了哈同路民厚南裏，見到郭、鬱、成幾位，我驚訝的不是他們生活的清苦，而是他們生活的頹廢，尤以鬱為最。”

    “他們引我從四馬路的一端，吃大碗的黃酒，一直吃到另一端，在大世界追野雞，在堂子裏打茶圍，這一切對於一個清華學生是夠恐怖的。”

    還有一次，鬱達浮北上到了北平，找到梁時秋。

    當麵提出兩點要求：一是訪圓明園遺址，二是逛北平的四等窯子，這讓梁時秋更為不喜。

    梁時秋在文章裏這樣評價鬱達浮。

    “譬如鬱達浮先生一類的文人，報酬並不太薄，終日花天酒地，過的是中級的頹廢生活，而提起筆來，輒拈酸叫苦，一似遭了社會最不公的待遇，不得已才淪落似的。這是最令人看不起的地方。”

    在中國古代的文壇，有名士和狂士的說法，如果說徐至摩是名士，那麽鬱達浮就是狂士。

    這和兩人的家庭環境有很大關係

    徐至摩家境優渥，是大家族的公子哥，有成為名士的資本；鬱達浮家道敗落，難免憤世嫉俗，頹廢彷徨，這就是成為狂士的條件。

    其實，無論是名士還是狂士，隻要具有真性情，不虛偽，便可以結交。

    當林子軒在海上漂泊的時候，在上海，或者說在中國發生了一件改變國內局勢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