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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繞徑寒雲拂步生，巑岏青嶂壓孤城。
    東連華嶽三峰小，北擁蕭關大漠平。
    山外煙霞閑隱見，世間塵土自虛盈。
    勞人至此深惆悵，樵唱悠悠何處聲。
    這是清代詩人梁聯馨寫的《六盤山詩》。說起馬政，我們就要談談秦王朝發家的地方隴右——六盤山。六盤山也叫隴山，在古代六盤山是指六盤山山脈，這條山脈與渭河平原南部的秦嶺整體呈丁字形相交。而渭河就是這兩條山脈的分割線。由於六盤山的分割，關中地區與隴右地區形成不同的農業生產方式——關中地區以種植業為主，隴右地區以牧業為主。
    “隴”地之所以稱之為“隴”，得名於隴山，中國古代有“東為左，西為右”的說法，因此隴山以西地區也就被稱作“隴右”。漢武帝遠征匈奴，打通西域，“隴右”的概念被向西延伸至河西走廊一線，就是後世的甘肅省，因為河西走廊狹長，甘肅省的樣子就像一個啞鈴。到了唐朝開元二十一年（733年），設“隴右道”，轄隴山和嘉陵江以西，直至今中亞地區。這是唐朝最重要的省級管理單位，護佑著大唐關中的安全，隴右要出事，大唐就完蛋。
    在西周，隴右的核心地區隻在隴山的西側，渭河上遊的“天水”是它的中心。天水的地形要比周邊地區略低。這就是最初的隴右，也就是秦人最早生活的地方。為何說隴右呢？因為這裏產馬。
    馬政，指我國曆代政府對官用馬匹的牧養﹑訓練﹑使用和采購等的管理製度。既然馬政為國家重務，馬政即成為政府行政的重要內容，養馬即成為百姓的重要義務。
    騎兵代表古代戰略投送能力，定位相當於近代的坦克，今天的戰鬥機。在古代中國隻有兩個地方產馬。一在東北，一在西北。東北即所謂薊北之野，即今熱察一帶。西北即甘、涼、河套一帶。一定要高寒之地才能養好馬。養馬又不能一匹一匹分散養，要在長山大穀，有美草，有甘泉，有曠地，才能成群養，才能為騎兵出塞長途追擊之用。
    養一匹馬所需的土地，拿來種田，可以養活二十五個人，這是在農業社會裏要準備戰爭一大缺點。所以漠南天然牧場一旦失去，中原地區想養馬，就要從人的嘴裏奪糧食去喂馬，代價太大，農耕民族隻能用絲綢和茶葉去遊牧民族那裏換馬匹，戰馬掌握在遊牧民族手裏。曆史上一旦農耕或遊牧政權建立起農耕+遊牧複合型帝國就碾壓對方。
    曆代古代中原地區因為缺乏大量優秀的戰馬而無法消滅周圍眾多的威脅力量。在冷兵器時代，戰馬不僅是衝鋒陷陣、克敵製勝的極為重要的軍事裝備，也是驛站、後勤保障的主要戰略投送能力運輸工具，直接關係到戰爭的勝負，因而備受關注。
    也就是說，從春秋戰國一直到後世的宋元明清，如果占有東北或者西北的馬場，這個時候的國力還是不錯的，如果丟掉馬場，就隻能蹙國喪師，被動挨打。
    西北馬場是甘、涼、河套，這三個地名在曆史上都是非常有名的。甘就是甘肅，也就是曆史上的隴右；涼就是涼州，河西走廊，河套就是黃河河套地區，這三個地方因為是
    天然的馬場，自古以來都是兵家必爭之地。
    說起這些馬場，我們就不得不提起一直在漢族西麵和北麵生活的遊牧民族。從西周開始，漢族以中土自稱，中土以外於是有了四夷：東夷、南蠻、北狄和西戎。
    《尚書·大禹謨》：“無怠無荒，四夷來王”；《禮記·王製》：“東曰夷、西曰戎、南曰蠻、北曰狄”。《春秋》在莊公三十二年記載：“冬，狄伐邢。”這是《春秋》中第一次出現狄的記載。這時晉獻公在位，與狄人的關係錯綜複雜，但戎與狄常常混稱。
    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被發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發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在上古時代，我們的祖先從馬背上下來，首先在關中渭河盆地開墾荒地，種植農作物，從遊牧民族轉為農耕民族。人口增加之後，再從渭河盆地出發，一支向東沿著黃河進入河洛地區，一支過黃河向東北沿著山西的汾河進入汾河穀地，再以這兩個地區為中心向四麵八方開拓領土。這個過程是非常艱辛的，是在和其他遊牧民族血與火的不斷搏殺中拓展漢民族的生存空間。這個過程曆經五千多年沒有中斷，這是世界民族史上的奇跡，期間無數的民族倒在血泊之中，不為曆史記載。
    中華民族刀光劍影的曆史被儒家美化，於是有一個奇葩傳說風行了幾千年，就是上古時期的禪讓製度。禪讓成為中國政治史上的美談，一直為後人所津津樂道。其實，所謂的堯、舜、禹禪讓，完全是虛構，根本就不可能存在。
    關於堯、舜、禹之間的關係，《尚書》中的《堯典》、《舜典》、《大禹謨》，《論語》以及《孟子》等書都有記載。
    《論語》中沒有明確講三者是禪讓關係，僅《堯曰》說：“堯曰：‘谘！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我們無法根據這些話就斷定孔子肯定了禪讓說。
    其後的《墨子·尚賢中》說：“古者舜耕曆山，陶河濱，漁雷澤，堯得之服澤之陽，舉以為天子，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堯把天子的位置讓給舜，並不能證明禪讓製的存在。而且墨子主張非攻，說出的話很有可能是被改編的。
    第一次明確認為三者為禪讓關係的是《孟子》：“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孔子曰：‘唐虞禪，夏後殷周繼，其義一也。’”在這段話裏，不僅孔子承認禪讓製，孟子對禪讓說更是深信不疑。
    而另一位儒家大師荀子則否認禪讓製的存在，他在《荀子·正論》中說：世俗之為說者曰：“堯、舜擅（禪）讓。”是不然。天子者，勢位至尊，無敵於天下，夫有誰與讓矣！……故曰：諸侯有老，天子無老，有擅國，無擅天下，古今一也。夫曰“堯、舜擅讓”，是虛言也，是淺者之傳，陋者之說也。
    《荀子·非十二子》曾批評孟子說：“案飾其辭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為仲
    尼、子遊為茲厚於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 明確指出子思、孟子自己造出許多故事言論，並把這些故事言論說成是“先君子”之言，結果後世小儒就信以為真了。荀子這樣講，當然也包括了堯、舜、禹禪讓之事，因為孟子說禪讓說出自孔子。
    荀子的弟子韓非雲：“古之所謂聖君明王者，……逼上弑君而求其利也。”彼曰：“何知其然也？”因曰：“舜逼堯，禹逼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譽之。察四王之情，貪得人之意也；度其行，暴亂之兵也。”（《韓非子·說疑》）
    上古時期到底有沒有禪讓製度眾說紛紜，一時下不了結論。西晉王朝立國之初，因一次盜墓事件，挖掘出了大量的竹簡文史資料。後來晉武帝司馬炎（236—290年）安排史官研究破譯整理出來：《名》三篇、《大曆》二篇、《易經》二篇、《國語》三篇、《穆天子傳》五篇、《瑣語》十一篇、《紀年》十三篇，可以說所獲取的文史資料非常豐富。
    尤其是《紀年》十三篇尤為珍貴，記載了上古三皇五帝時期到戰國魏國時期，近1800年的曆史。由於秦始皇焚書坑儒，導致東周之前的中國史書都已亡佚，這套《紀年》十三篇成為唯一沒被焚燒掉的上古曆史書籍。晉朝文史官員經過研究注釋，將《紀年》十三篇注解為初釋本和考正本，題名《竹書紀年》。
    秦漢之後研究戰國之前的曆史，主要是參考《春秋》和《史記》，這兩部經典史書才是正朔和權威。但是《竹書紀年》的出現顛覆了許多《春秋》和《史記》所記載的上古曆史。雖然《竹書紀年》大部分的曆史事件和人物與《春秋》和史記基本吻合，但是記載的立場卻相差很遠。甚至完全與我們認知的曆史不同，現舉例如下：
    一、《春秋》中的堯舜禹實行的禪讓製，在《竹書紀年》中被推翻。《竹書》是這樣描繪禪讓製的：舜囚禁堯，奪取帝位；殺死同黨稱為四凶；禹據夏地抗舜，流舜於蒼梧後殺死。
    儒家學者在《春秋》中所推崇的上古三皇五帝的禪讓製，《竹書》中被描繪成厚黑、宮鬥、血腥的奪權戰。所謂禪讓製根本不存在，有的隻是血淋淋的你死我活的爭權奪勢。
    二、《竹書紀年》記載一代賢公伊尹是這樣記載的：伊尹放太甲於桐，乃自立。七年，王潛出自桐，殺伊尹。直白的意思就是伊尹將年幼的商王太甲流放，自己直接篡位，後被殺。
    而《春秋》和《史記》都記載是因為太甲貪玩被伊尹關閉，後太甲承認錯誤，伊尹複位太甲並輔佐他治理國政。如此明君賢臣的典故在《竹書》卻被顛覆，一代大賢伊尹完全是個亂臣賊子了。
    三、關於被後世所推崇的周公輔政的曆史，《竹書紀年》根本沒有提到。周公、召公聯合執政的事跡在《竹書》表述為：諸侯國共國伯和代周天子執政，甚至連周成王重大的活動都沒有記載。
    按說伊尹的事跡都記載了，周公這麽大的人物《竹書》不應該忽略。以至於很多人懷疑所謂的周公輔政是儒家學者根據伊尹的事跡杜撰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