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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還有一個曆史疑點：趙雲出斜穀誘敵被曹真的鐵騎擋住，張郃也是曹真派出來的，那麽，諸葛亮北伐的時候曹真在哪裏？是在關中還是在洛陽？如果此時如魏延所說鎮守關中的是安西將軍夏侯楙，那麽曹真就是從洛陽千裏奔襲而來的，兵分兩路把諸葛大軍擋住了，諸葛還能有什麽作為？但是事實上曹真是真有可能從洛陽趕來。
    黃初七年（226年），曹丕駕崩，曹真與鎮軍大將軍陳群、征東大將軍曹休、撫軍大將軍司馬懿四人受遺詔輔政，魏明帝曹叡即位後，進封邵陵侯，遷為大將軍，地位僅次大司馬曹休。大將軍一職等於三軍總司令，都督中外諸軍事，當然要坐鎮京都。而且曹真曾經擔任過曹魏的特種兵虎豹騎的領軍將軍，虎豹騎是打敗過西涼驍騎的，千裏馳援關中的應該是這隻軍隊。
    太和二年（228年），蜀漢丞相諸葛亮北伐，南安、天水和安定三郡皆投降蜀漢。曹叡於是親征至長安，遣曹真為督諸軍駐於郿，曹真派左將軍張郃進軍援救，於街亭之戰中大破馬謖，同時，曹真在箕穀擊敗趙雲、鄧芝的偏師，增援部隊開進隴右，諸葛亮為避免遭受夾擊，於是退兵。
    由此可見，隻要曹魏援兵一到，蜀軍撲街已成定局。
    這時我們再回過頭來看魏延的出子午道有沒有可能成功？答案是基本不可能。當年韓信奪取關中有兩個前提條件。
    第一是項羽遠在彭城（今江蘇徐州），根本來不及救援。當時齊國貴族後裔田榮不滿分封，趕走齊王，殺膠東王，自立為齊王，項羽正在滅火，所以劉邦乘勢奪取關中。
    第二是項羽當年分封的時候怕關中這塊秦國的龍興之地做大，將陝西的關中和陝北一分為三：封秦降將章邯為雍王，都廢丘（今興平），轄鹹陽以西及甘肅東部地區；封司馬欣為塞王，都櫟陽（今西安閻良），轄鹹陽以東；封董翳為翟王，都高奴（今延安）轄陝北。 將關中之地分封給秦朝三個降將。 故後世泛稱陝西為“三秦”，鹹陽成了三秦的分界點。《史記·項羽本紀》中有“是時，還定三秦”。其實當年的三秦是指潼關以西的關中地區，不包括陝南（陝南包括漢中、安康、上庸三郡，當時被劉邦占據。）隻是由於後來人們理解的“三秦”觀念的變化，即將陝北、關中、陝南合稱為“三秦”。
    因為秦地一分為三，又沒有外援，當時首當其衝的雍王章邯軍力有限，其他兩個家夥首鼠兩端，這才讓韓信撿了便宜。即使是這樣，韓信拿下關中也是費了不少力氣。
    漢元年（公元前206年）八月，劉邦用韓信的計策，從古道回軍，襲擊雍王章邯。章邯在陳倉迎擊漢軍，劉邦用趙衍之計，從他道攻陳倉，雍王兵敗。章邯在好畤停下與漢軍交戰，又被漢軍打敗，退保廢丘。劉邦隨即平定了雍地，向東到達鹹陽，率軍圍困雍王於廢丘，迫降司馬欣、董翳，
    劉邦久攻廢丘不下，至漢二年（公元前205年）六月，漢軍用計水淹城池而城破，章邯遂拔劍自刎。也就是說章邯從接戰到兵敗身死，堅持了十個月時間。魏延想二十天拿下關中，同時擋住洛陽的援軍，有點想當然了。即使奪下西安，麵對洶湧而來的援軍也會死得很難看。除了潼關，還有河東的渡口，《讀史方輿勘要》說的是，守關中就要守函穀，但是如果沒有浦阪，守住函穀也是白守。現在山西在魏國手中，魏國已經統一了北方，沒有內亂，所以還是要回到那句話：“天下有變”。洛陽沒有出亂
    子，就不要亂動。
    對於劉丹來說，隴右是個需要特別重視的地方。隴右、西涼、河套和東北平原這些地方都是出精兵和戰馬，而且這裏民族混雜，民風彪悍，東晉時期五胡亂華，氐、羌在隴右、河西走廊；匈奴、羯在河套；鮮卑在東北平原發家，都是產馬的地方。
    縱觀後世的曆史，凡是中華民族強盛的時期都是占有了這些產馬之地，相反，衰敗時候就是因為產馬之地丟失了。但總的說來，從秦朝開始到後麵的明朝，漢族強悍的時期少，衰敗的時間多，這是一個讓人沮喪的事實。如此，我們才會對於秦皇漢武，大唐盛世那段時期漢民族雄起歡欣鼓舞。從宋朝開始，漢民族再也沒有重現祖輩的輝煌，至於元朝和清朝，因為都是外族建立的政權，不被國人接受。
    在上古時期我們的祖先篳路藍縷，櫛風沐雨，為後人開創萬世基業；周王朝分封四方，華夏兒女遍布四方；秦王朝掃滅六國，統一海內，奠定了華夏兩千年的大統一的政治基礎；大唐立國，四夷賓服，萬邦來朝，書寫了中華民族曆史中最為輝煌的篇章。
    然後呢？然後沒有了。
    宋朝為什麽這麽衰落？建國的時候就丟了燕雲十六州，失去了東北的馬場和北方屏障。等到西夏立國之後，就連河套和河西之地也失去了。好水川之戰丟了六盤山的馬場，從此宋朝軍人成了短腿軍，很多軍官都沒有馬騎。沒有了戰馬的加持，加上朝廷被一群士大夫把持，失去了尚武精神，宋軍的戰力可想而知。
    熙寧元年（1068年），宋神宗起用早負盛名的王安石，任命他為參知政事，著手改革變法，以改變北宋王朝逸豫因循、貧弱不振的現狀，實現富國強兵的願望。正是在這一變法圖強的形勢下，王韶上《平戎策》三篇，詳論取西夏之略，其大意認為：西夏可以攻取。要想攻取西夏，應當先收複河、湟二州之地，這樣夏人就有腹背受敵之憂。
    河湟之地的中心在青海的西寧。是由湟水水係諸河穀，及積石峽以西的一段長約200公裏的湟河河穀所組成的。可分別將之稱之為“湟水穀地”與“河水穀地”。在唐朝這裏也是絲綢之路，可以通往西域。隻是相對於河西走廊，這條路更難走。
    由於《平戎策》既正確分析了熙河地區吐蕃勢力的狀況，更提出了解決北宋統治者最急迫的西夏問題的策略，其目的和宋神宗、王安石變法派“改易更革”的政治主張相一致，因此得到北宋朝廷的高度重視和采納，王韶被任命為秦鳳路經略司機宜文字之職，主持開拓熙河之事務。從此以一文人出掌軍事，擔負起了收複河湟的任務。這就是宋朝曆史上有名的河湟開邊。
    在北宋王朝中，王安石是王韶開拓熙河的積極而又堅定的支持者。王安石深切了解，王韶不僅謀略過人，而且指揮作戰也很勇敢，是一個敢於思考，敢於革新的難得人才。因此，他才敢於把進取河湟的任務交付給王韶。這個時候保守黨和改革派的鬥爭非常激烈，王安石看到王韶“內則為大臣所沮，外則為將帥所壞。”所以一遇問題，他就力排眾議，為王韶辯白。
    在宋朝，文官一般是做元帥，武官作將軍，文臣統禦武官，但是在王韶這裏開了先例，王韶是元帥又親自統兵，雖然他是個文臣，但是難得的是他知兵，藏地強大的吐蕃分崩離析，加上王安石在朝廷的支持，要風有風，要雨有雨，如虎添翼，不成功簡直沒有道理了。
    在開
    拓熙河的過程中，王韶采取招撫、征討、屯田、興商、辦學相結合的戰略方針，取得了“鑿空開邊”的重大勝利。期間，“用兵有機略”，“每戰必捷”。熙河之役，拓邊二千餘裏，收複熙、河、洮、岷、疊、宕六州，恢複了安史之亂前由中原王朝控製這一地區的局麵。並生擒木征，送往京師。
    河湟蕃部的畜牧業經濟，曆史悠久，基礎雄厚，尤其是在培育良種*馬匹方麵，更是得天獨厚，飲譽天下。河湟蕃族牧區，盛產馬、牛、羊等。北宋因此在熙河路置買馬司，設馬場六處，大力推廣良種*馬的培育，以解決北宋戰馬缺乏的困境。鼓勵蕃部養馬，專以名茶易馬，“茶馬互市”日漸興盛，良種蕃馬年以萬匹輸入內地，解決了北宋奇缺戰馬的燃眉之急。
    元豐五年（1082年）主管熙河路監牧的王君萬向內地“散蕃部馬種”。同時河湟區域蕃族用犛牛和黃牛雜交所生的犏牛，因產奶量高、耐寒成為取奶和耕作兼用的良種牛輸入內地後，深受內地農民的歡迎。
    熙河之役的勝利，是北宋王朝在結束了十國割據局麵之後，八十年來所取得的一次最大的軍事勝利。對於飽受外患的北宋是極大的鼓舞，使宋對西夏形成了包圍之勢，達到了使西夏“有腹背受敵之憂”的戰略目標。
    但是，不久王安石就被被彈劾下台，司馬光重新主政。他隨即廢除新法，連新黨取得的軍事成就也要否認，理由竟是這些地方深入敵境，怕惹來敵人襲擾大宋，導致戰禍頻發。在和西夏議和時，竟然想把河湟之地送給西夏。盡管他最後沒讓出河湟，但卻將米脂等四個戰略要地又拱手相讓！
    就這麽一個人，死的時候得到文官的最高諡號“文正”，真是豈有此理！
    明朝朱元璋立國的時候比宋朝好多了，把幽雲十六州、甘肅、河套地區光複了，使大興安嶺以東的蒙古諸部歸附明朝。1409年，明成祖永樂七年，遼東設置奴兒幹都司，至此明朝版圖達到巔峰。
    永樂元年（1403年）二月，發動靖難之役獲得明朝統治權的朱棣，為防漠南諸衛及塞王異動，將漠南諸衛及塞王盡遷關內，東勝衛大多被遷往北京拱衛京師。這是明成祖做的最大的一件蠢事，致使河套地區丟失，讓明朝自此永無寧日。
    河套地區防務空虛，逐漸為漠南蒙古諸部占據，成為其侵擾明朝內地的基地，明朝與蒙古諸部為了河套地區的控製權開啟了長達百年之久的鬥爭。
    明朝楊一清擔任陝西巡撫，負責督理陝西馬政，期間平定邊疆進犯、彈劾貪庸總兵武安侯鄭宏，並裁減鎮守中官費用，使得軍紀嚴明。他曾經向朝廷上奏：“欲保關中，先固隴右；欲保隴右，先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兵糧有備，則河西安。河西安，則關陝安，而中原安矣。”隻有在邊關待久了的人，才能說出這番有見地的話。
    1618，明神宗萬曆46年，西藏停止接受明朝冊封，後金崛起。後金的崛起讓我大明失去了東北的馬場，失去戰馬的明朝士兵在強大的敵人麵前隻能被動防守，同時讓大明兩線作戰，加重了朝廷負擔。若幹年後，努爾哈赤訓練的大清鐵騎踏進北京，宣告了一個時代的結束。
    很多人對於大清很不待見，但是至少有一點，我大清留下了一份相當豐厚的政治遺產——廣袤的領土，這是比大宋、大明多得多的土地。這就為中華民族的重新崛起打下了一個非常豐厚的地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