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微杜漸。

    政治行為中，最恐怖的莫過於習以為常。

    當一件不合理之事，逐漸的變成了潛規則，大家都默認其可行，最終就是千裏之堤，上那密密麻麻的蟻穴，最終潰堤之時，大家才惶惶不可終日，殊不知，其禍根早就埋下。

    比如到現在朱由檢都無法解決的問題，各種群小和蓄養家人的勳戚、官吏、豪門、庶民之家。

    既得利益者其實是一小部分人，即使他們作威作福，其實本身影響力能有幾何？

    但是一旦他們聚集在身邊的群小和家人越來越多，危害就會越來越大，直至最後，就是地方聯袂做大，尾大不掉。

    在蒙元之時，全國範圍內的蓄奴是風潮和合法的行為，這些勳戚、官吏、豪門自然可以明目張膽的蓄奴。

    但是在洪武五年五月，政權逐步穩定，紀綱粗立的時候，朱元璋就迫不及待的頒布了《皇明詔令》，第一款就是對蓄奴問題進行了規定。

    明文規定，詔書到日，任何蓄奴之庶民之家，即放為良，毋得羈留強令為奴，亦不可收養，但是功臣及有官之家不在此列。

    也就是在天下初定之時，朱元璋的《皇明詔令》充斥著對自己合作夥伴的妥協性，無法背叛階級的朱元璋，無論多麽文韜武略，都無法違背他階級的利益。

    而洪武十五年四月，再次頒布的《皇明詔令》中，大明對於因為天災流離失所，不得已賣身為奴的一批人，進行了一波全國範圍內的贖買。

    由典賣之家出具申明，大明官府出錢，贖買奴仆的賣身契，得以放良。

    而此時的朱元璋已經不是十年前國朝初定的朱元璋了，他大範圍贖買奴仆賣身契，是為了打擊蓄奴進一步做籌備。

    他的合作夥伴多數都被薄涼寡恩的大明皇帝朱元璋，給幹掉了。

    此時依舊沒有背叛階級，但是把他同階級消滅差不多的朱元璋，對於蓄奴問題，開始進一步的收束，除了勳戚之家，官吏、庶民、豪門、巨賈，任何蓄奴行為，都是杖一百，即放從良。

    將奴隸脫籍政策的不完整性、殘缺性、有條件和不徹底性，進一步縮小。

    這種大範圍的奴隸脫籍的行動，在洪武十七年，洪武二十五年又進行了兩次，將合法蓄奴的範圍縮小到了勳戚和朝堂大員之間。

    公侯之家蓄奴不得超過二十人，一品大員，十二人。二品大員十人，三品大員不過八人。除此之外，皆不可蓄奴。

    孫傳庭此時的官職，順天府丞，是不可蓄奴的。

    畢自嚴這樣的戶部尚書，僅僅可以蓄奴十人，抬轎夫就占了四個名額。

    八抬大轎，就是三品大員才可能養得起的專屬禮儀。

    各地知府也就是個正四品，是不可以蓄奴的，各布政司的主事都是從三品，隻有巡撫是正二品官職。

    什麽時候這一套蓄奴之事蔚然成風，耿如杞在山西辦十大豪商之家，每家蓄奴少說上千人之多？

    其實大明的官吏、縉紳、庶民、豪門、商賈獲得合法蓄奴的時間，並不長。

    在嘉靖年間，刑部尚書雷夢麟就曾經上書，打擊福建地區的火者和揚州瘦馬，這一點上，修仙皇帝倒是罕見的聞訊奏對，連續三日廷議，最終決定讓雷夢麟親自前往福建督查此事。

    火者，福建地方豪強乞覓他人子弟，仿效宮中行事，閹割良家子迫使其為奴為仆。

    揚州瘦馬，則是四處購買小丫頭片子，打小進行培養，他們可不是青樓裏的風塵女子，而是專門用來進行權色交易的籌碼，每一名瘦馬，最低價也超過了一千五百兩。

    而嘉靖年間，修仙皇帝對於有人敢仿照宮中行事，閹割良家子之事大為震怒，也是殺的血流成河，雷夢麟手起刀落，絲毫不留情麵。

    大明的官吏、縉紳、庶民、豪門、商賈獲得合法蓄奴的權力是在萬曆十六年正月二十二日，一個題準從刑部的部算送進了文淵閣，此時的文淵閣自顧不暇，朝中齊楚浙黨專政，文淵閣一字未改，送進了司禮監。

    而後被朱批的題準，關於《大明律》蓄奴若幹問題解釋的題準，就這樣悄然的出現在了大明的律法中，自此之後，大明除勳戚、一品、二品、三品大員，皆可蓄奴的法理出現了。

    這條題準其實很簡單，大約就是在訴訟案件中，涉及到財買義男時，若恩養年限不長，未曾婚配，凡是縉紳之家，比照奴婢律論。

    表麵上看沒有絲毫問題的題準，卻成為了蓄奴的新標準，這條題準乍看沒有問題，但是恩養年限時間不長，未曾婚配以奴婢論，這兩個限定條件之下，就有了太多可以操作的空間。

    未曾婚配，那就童養媳，恩養年限不長，那就擬一封大小收養的標準。

    一旦從律法上開了口子，那操作起來，不要太過於簡單，大明蓄奴合法至崇禎元年，不過五十年的時間，但是這五十年，就釀成了江南奴仆大興的大幕，而江南奴仆起義軍也應運而生。

    讓耿如杞這樣的實權巡撫都忌憚的豪門自此誕生。

    即使朱由檢再三申明蓄奴的標準，但是依舊無法徹底解決這個問題。

    蓄奴合法化，完全不符合大明立法精神的條文，就這樣誕生了。

    江南奴仆起義軍們，他們並不是在反明，他們更多的是想要回到過去那個蓄奴不合法的大明罷了。

    萬曆五年的進士徐三重，就曾經在科舉之時，列舉了十大亡國之兆，震驚朝野，而被張居正點為進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