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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1月20日，浙江大學師生經過了一個月的長途跋涉，最終抵達江西吉安。他們從浙江建德出發，途經金華、玉山、樟樹等地，行程752公裏。遷校的目的地本是江西泰和，但由於戰局發展迅速，浙大提前撤離建德，泰和房舍還未準備就緒，而吉安有兩所學校正在放寒假，所以全校師生暫時棲居吉安。

    吉安位於江西中部，禾水在此匯入贛江。城內贛江的堤岸長7.5公裏，有一座浮橋與江中的白鷺洲相連。白鷺洲是一個長約2.5公裏的江中小島，自古聞名的白鷺洲書院就建於此。

    白鷺洲環境優美，景色怡人，學生們在這裏暫時休息下來。經過一個月的長途跋涉,他們之間產生了更深的感情。

    初到白鷺洲的時候啊，有一天早上王人龍去洗臉的時候，正好一個女生叫範文蘭，隻有他們兩個人。她呢就說，今天的洗臉水不熱，不夠熱。我說可以呀。她呢就伸出手來摸底我的手了，啊喲，王人龍一下子就像觸電了一樣，從此以後他就跟範文蘭就好起來了，不過那個時候啊很單純的，隻是比一般同學更加互相關心而已，也不是什麽戀愛關係。

    浙大的同學經過西遷，真是共患難同甘苦，感情特別深，就像親兄弟姐妹一樣，

    全體師生抵達吉安兩天後，國立浙江大學在吉安中學複課，學校暫不放寒假，並決定在一周後舉行期末考試。

    竺可楨校長抓學生的學習是抓得很緊的，那麽就在吉安那裏大考，舉行正規的學期大考。

    要談到考試的話，一直在動蕩中遷移，所以這個功課要考好分數這是很難的。當然也有些同學考得好的，大多數都考不好的，能夠及格都已經是拜天拜地了。

    到達吉安後，竺可楨一家以每月十元的價格租下城中木匠街53號。此時，竺可楨的大兒子竺津，背著父母報考了中央軍校。很快，竺津以第一名的考試成績收到了中央軍官學校第十四屆考生的錄取通知書。

    從送通知書的軍事教官口中，竺可楨得知，前線急需軍事人才，已經內遷成都的中央軍校，將三年的學習時間壓縮到六個月。雖然竺津近視400度，但成績優秀，破格錄取。

    竺可楨夫婦並沒有因為兒子出色的成績而高興。而是極力反對年僅16歲的竺津入軍校學習。

    2月中旬，吉安中學與鄉村師範的寒假結束，泰和方麵的房舍也已準備就緒。在吉安過完舊曆新年的國立浙江大學師生開始收拾行李，準備南行40公裏，深入泰和鄉間。

    剛剛在溫州老家過完春節的蘇步青，也告別日本妻子蘇米子和五個子女，開始前往泰和與學校會合，繼續他抗戰時期的教學生活。

    贛江流經泰和，幾乎年年泛濫。贛江兩岸是泥沙淤積而成的平原，因而常常遭遇水害。浙江大學遷到泰和後，師生們大多數居住在當地最富有的鄉坤蕭百萬的宅院裏，浙大師生用來舉行重大活動的禮堂鹹正堂，是蕭百萬家族的宗祠。在這些宅院的樓壁牆角，常能看到淹過的水痕。這些水痕引起了竺可楨和文理學院院長胡剛複的注意。

    竺校長就和胡剛富先生一塊商議，並且和當時的地方當局，以及江西省政府協商，由他們出錢，浙大出力，讓那些逃亡的難民，以及當地的農民來做，修了一個十五裏長的長堤。

    一天，泰和人發現，贛江邊出現了一群年輕學生的身影。國立浙江大學土木係的學生在教授唐鳳圖、吳鍾偉的帶領下，開始勘測贛江的水位和地基。土木係的學生王人龍也在其中。

    當時老師、學生們正在搞測量的時候，好多老鄉也在看啦，可能是感到稀奇，沒見過，好多儀器沒有見過。問他們的話，大多數都沒有上過學，不識字，有的也就能上幾個字。

    浙大主要測量的話，就是把贛江東岸水平線給它測下來，同時在贛江邊上設計一個水尺。

    經過土木係師生的勘測設計，大堤在四月底開工。兩個月後，防洪大堤終於趕在汛期前完工。防洪堤東起泰和縣城，西至梁家村，全長七點五公裏。第二年洪水來時，躲過災害的泰和村民，紛紛稱頌浙大的功勞。此後，上田村再未遭受水災，為紀念國立浙江大學的功績，村民稱此堤為“浙大防洪堤”。江邊還有一碼頭稱為“浙大碼頭”，這個名稱一直沿用至今。

    6月初，過了端午，贛江的水溫已適宜遊泳。一天，竺可楨與體育係主任舒鴻一起暢遊贛江，遊著遊著，兩個人發現，這段江流很適合遊泳。於是，兩人一邊遊泳，一邊用腳勘探，選中一處水流平穩的淺水區，讓人用竹竿和繩索圈成一個臨時遊泳場，供學生使用。於是，遊泳成為學生的必修課。

    浙大對學生學遊泳是比較很注重的，舒鴻先生帶人遊泳是很注意的。所以學生們都去遊泳的，那時候不少學生才初學，還不太會遊泳的。

    為了讓新生盡快學會遊泳，舒鴻規定，學生必須遊完50米方可及格。當時，很多學生從來沒有遊過泳，一上體育課，見到江水就往後躲。

    他想了個辦法，就是拿個桌子放在潛水的地方，桌子固在水裏麵，每個人每天要報到的，一定要下水，下水了之後去簽報到，既然下了水當然遊泳了嘛。

    一段時間的練習後，學生們都學會了遊泳。這年初夏，泰和的贛江邊熱鬧起來。

    學校給學生們在江邊搭了兩個台，那麽大家可以學著跳水，一個地方呢，比水麵高一米多，一個麽大概兩米高。王人龍跳得不好，跳的那姿勢，同學們都喊叫插冰棍。

    當時學生們從浙江來，從城市杭州來的時候，很少人帶遊泳褲什麽，需要在街上買，所以大家說泰和的裁縫師傅發財了。

    190日，江西中部的小縣城泰和，天剛蒙蒙亮，上田村蕭家的臨清書屋裏，暫居在此的國立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妻子張俠魂正在幫他收拾行李。

    這一天，竺可楨要趕往已搬遷到武漢的國民政府教育部。竺安：有一天晚上就突然我母親跟我二哥發病，發病了，但是當時我們也不知道，第二天早上才發現，就是我二哥躺在床上起不來了，而且床上全都是拉的大便，後來可能聽我姐姐講，說他們得痢疾了。7月25日傍晚，泰和的天色漸漸變暗，田間勞作的農民已收工回家，上田村顯得很安靜。贛江大堤上，站著竺可楨的三個孩子，他們朝村外張望著，等待父親歸來。8點過後，一路顛簸的竺可楨終於回到泰和上田村，等候已久的孩子們一下子撲到了父親的懷裏。竺可楨撫慰著幾個孩子，卻沒有看到次子竺衡。

    （二）.

    1900公裏遠的小城宜山，晴空萬裏。

    一大早，城中一個叫群樂社的地方就聚集了一批國民黨軍官和當地縣政府的官員，大幅的挽聯使群樂社裏氣氛凝重。半月前，國民黨陸軍大學校長蔣百裏，因心髒病突發在宜山病逝。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派軍訓部次長黃琪翔到宜山主持追悼會。這一天是出殯的日子，國立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也出現在追悼會上。

    半個多月前，從江西泰和流亡到廣西宜山的國立浙江大學師生，正式開學。校長竺可楨則提前一個月抵達宜山。

    國立浙江大學未遷來宜山之前，國民政府教育部電令浙大遷往貴州安順，但竺可楨經過實地考察後認為，從廣西宜山至貴州安順一段，隻能靠汽車運輸，學校一千多人，幾千箱圖書儀器，要到達安順，起碼費時半年，戰時車輛不僅難找，而且運費昂貴，經遷校委員會再三討論後，決定先遷往廣西宜山，然後看戰事的變化再行決定。

    因為要考慮到運費的問題，很多的儀器、設備、圖書，還有這個學生，或者家長的行李，那麽都盡量走水路，走水路呢就要到廣東去，就要從湖南到廣東，從廣東再到廣西，就等於是繞一個圈子，從這個路線來講呢，距離太遠了，但是呢？運費便宜。

    參加過浙大長征的人們記得，從泰和遷到宜山這段路上有很多人走路的，有很多人走路的。當然有火車的地方還是坐火車。所以呢，有走路的，我記得有一個在路上有一個女生被那個土匪給劫走了，劫走了去啊，說是給他們的土匪頭當押寨夫人，結果好了，這個土匪頭子，也就是土匪頭目，他本人也是個大學生，他就把她放回去，居然把那女生又放回來了。

    廣西宜山縣是廣西慶遠地區九縣之一，1938年的人口約三十萬，人口和賦稅均占慶遠地區的三分之一。剛剛來到宜山的國立浙江大學師生對這座小城的第一印象是：市麵並不繁榮，但物價穩定，環境幽靜。

    11月，正值廣西柚子上市的季節。這也是土木係三年級學生王人龍在浙大求學的第5個學期。這個學期，王人龍交納了20元學費，包括學雜、體育等項目，學費延續了戰前的標準。

    剛去的時候，師生們覺得這個地方也不是很富裕的，但是他有一點亞熱帶地區的特點，植物生長得不錯，水果什麽比較多。

    當時國民黨中央銀行發的貨幣叫法幣，廣西呢叫桂幣，廣西自己有銀行，發的鈔票，桂幣嘛，兩塊桂幣抵一塊當時國民黨中央的法幣。那時廣西人他們比較凶，我記得吃飯，吃飯不常是在食堂裏麵吃飯，食堂裏吃飯經常會發生同學和辦食堂人的矛盾，一有矛盾以後，廚房的人就拿起刀來。這個時候大家都很害怕的，不敢和廣西人吵。

    宜山縣城不大，從省會桂林入雲南的公路和鐵路都要通過宜山。宜山城東門外500米處，有一凹字形大建築，被稱為標營。標營前麵有一個大操場，是昔日練兵的場所，可容納兩三千人練操，操場外一條名叫龍江的小河蜿蜒南流。

    在宜山學生們住的是一個標營，在東門外邊，在東門外邊有一個叫標營，原來是國民黨部隊裏邊的一個營房，所以它四周碉堡都做好的，防空洞都做得很多的。

    標營是國立浙江大學二三四年級的男生宿舍，學校還在操場上新建了教室。

    坐的凳子正反麵都是竹子做的，因為當地竹子很多，整個廣西境內和國內其他地方比竹子是很多的。房子都是竹子編的，牆壁都是竹子編的。上麵那個稻草這些東西都是現成的。就隻有兩座宿舍比較好，用瓦片，比較正規的。

    學校的辦公室、圖書館、女生和大一宿舍，以及一部分教室設在城內的文廟。文廟和標營間步行隻需十分鍾。竺可楨住在城內寓西大街元法幣。城外的小龍江成為浙大學生遊泳戲水的好地方，而江邊的綠地則是學生們野餐的好去處。

    （三）

    國立浙江大學在宜山開學的當天，民國時期的一位傳奇人物——軍事專家蔣百裏也來到宜山。

    蔣百裏在1899年考入國立浙江大學的前身求是書院，後又留學日本、德國，學習軍事。將近代西方先進軍事理論係統地介紹到中國，蔣百裏是第一人。

    在日本老一輩人中提起這位蔣方震將軍(蔣百裏名方震，以字行)，他的名氣比在中國還大，日本人記得他的《國防論》、他的抗日戰略理論。在這位隻講武不動武的陸軍上將麵前，他們說：“一個蔣百裏就兩次打敗了整個日本陸軍。”第一次，蔣百裏在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的時候，輕鬆奪魁，在所有日本畢業生麵前把代表第一名的日本天皇佩劍帶走了，而他的這些同學如荒木貞夫等恰好是太平洋戰爭中日本陸軍的主要將領。

    若說將軍最為傳奇的一幕，則發生在百裏將軍在日本學習軍事的時候。

    蔣百裏將軍在1901年留學日本，進士官學校。1906年畢業的時候，日本天皇賜刀給最重要的步兵科畢業生中的第一名，結果蔣百裏奪了這個第一，把日本天皇的賜刀帶回中國去了。

    日本的有關資料，描述的比國內所記載要詳細得多，特別是有一本叫《陸軍士官學校関係者》的，裏麵記錄的蔣百裏是一個讓日本陸軍曆史極為尷尬的人物。

    他畢業獲獎的場麵頗為傳奇，因為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宣布畢業生的名次是從前向後的，念的第一個名字就是“蔣方震”。

    當時九期步兵科畢業生有日本人三百餘人，中國留學生四名，泰國等國留學生若幹名。就這樣，第一名被中國留學生蔣方震，也就是蔣百裏拿了，天皇的賜刀當然也歸中國了。

    日本士官普遍感到麵子上難以忍受，誰知接著宣布第二名，還是中國人。這位第二名就是後來從雲南起兵反袁的護國將軍、風流將軍？蔡鍔。這樣引起的騷動更厲害了。

    於是宣布第三名之前日本方麵先檢查一下不幸，這次的結果還是中國人！名叫張孝淮。日本士官學校的畢業發布官是皇室的伏見宮親王，惶恐之下感覺無法向天皇交待，臨時從後麵換了一個日本學生作第三名。想想前四名日本人不過半也尷尬，又增加了一個日本學生作第四名，張孝淮得了第五。

    增加的兩個日本人是誰呢？一個名叫荒木貞夫，後來的日本陸軍大將、陸相、甲級戰犯，一個名叫真崎甚三郎，後來的台灣總督、陸軍大將、二二六事變的幕後黑手……此外，這一期裏麵的日本畢業生還包括如下名字：小磯國昭、本莊繁、鬆井石根、阿部信行……堪稱日本陸軍的一代精英，皆慘敗於蔣百裏、蔡鍔之手。

    從此以後，日本陸軍士官學校規定中國留學生必須與日本學生分開授課，以免同樣讓日本人丟麵子的場麵重演。

    同樣，後來的中國三軍統帥蔣介石，留學日本學軍事的成績和這些名將比，實在也是拿不出手的。

    第二次，八年血戰之後，看蔣百裏將軍的抗戰理論，日軍恰似按照將軍的指揮，老老實實的自東向西，前進到湖南，而後陷入中國泥沼式的持久戰中不能自拔，直到戰敗。具體戰役上，中國失利的例子雖多，戰略上，日軍的失敗早已注定。

    蔣百裏在《國防論》和其他著作中闡述的對日戰略，歸納起來有三：第一，中國對日不懼鯨吞，乃怕蠶食，故對日不應步步後退，而要主動地實施全麵抗戰，化日軍後方為前方，使其無暇消化占領區，從而使日本無法利用占領的地區提高戰力；

    他還第一個提出，抗日戰爭是一場持久戰：“這種戰爭不是短時間的衝突而是長時間的競走”；“千言萬語化作一句話，中國是有辦法的。”

    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部隊，在抗戰中就集中最主要力量在日本鬼子所占領的後方，狠狠打擊日本鬼子，不能說是共產黨按蔣百裏的理論辦事，隻能說是英雄所見略同。

    （四）

    不久前，蔣百裏接受蔣介石的任命，擔任陸軍大學代理校長。在前往貴州遵義時途經宜山，由於心髒病突發，被迫停留下來。陸軍大學在抗戰爆發後，從南京遷到湖南桃源，隨著日軍向武漢接近，陸軍大學又再次向貴州遵義搬遷。就在陸軍大學準備搬遷貴州時，10月11日，日軍向漢口發動攻擊。4天後，國民黨政府統帥部下令放棄武漢，武漢會戰日軍傷亡10萬多人，中國軍隊傷亡14萬人。就在蔣百裏抵達宜山的一周前，日軍攻陷了武漢三鎮，並血洗全城。兩周後，日軍又攻占嶽陽。

    蔣百裏和竺可楨是浙江同鄉。在宜山停留的第四天，蔣百裏拜訪了這位比自己年長八歲的同鄉，現任母校校長。竺可楨請蔣百裏為學校師生作一次關於持久抗戰的演講，以便在武漢淪陷之後，振奮一下人心，蔣百裏欣然應允。但這個約定卻成為竺可楨心中永遠的遺憾。

    與竺可楨會麵的當天夜間，蔣百裏因心髒病突然去世。第二天，竺可楨得知他的死訊，感歎到：“我聽後仿佛晴天霹靂，昨天談話時還精神矍鑠，我還自歎不如，真是悲慘啊!”

    11月19日，天剛放亮的時候，竺可楨便來到蔣百裏的靈堂。追悼會持續了一個小時，而後在儀仗隊和軍樂隊的伴隨下，送殯隊伍浩浩蕩蕩，穿過宜山城，出南門後，將蔣百裏的靈柩安葬於宜山城外的南山。

    此時，盡管武漢已經淪陷，但是千裏之外的宜山，除了偶爾的防空警報聲之外，還算是一個安全的地方。這一學年國立浙江大學共招生471人，占全國大學錄取新生總數的12，生源大部分來自它流亡時經過的省份：浙江、江西和廣西。流亡了一年的國立浙江大學暫時有了一個棲息之地，但疾病卻不期而至。

    廣西的宜山開始同泰和就不同了，比較起來，所謂瘴氣多了，瘴氣實際上就是，他四周是山嘛，所以山裏邊同我們這裏霧大的時候一樣，有的這種雲的樣子，那麽這個瘴氣為什麽叫瘴氣，就是當地曆史上邊下來嘛，老百姓都是叫它瘴氣，瘴氣的壞處就是要生病。

    當地宜山人吃岩鹽，而學生們原來都是吃海鹽的，海鹽裏麵有碘，這個岩鹽裏麵沒有碘，缺碘的人得大脖子病。高年級的同學對這件事沒有什麽太大反應，低年級的學生就不同了，有一個一年級的同學從廣東來的新生，看到有的同學大脖子嚇得就走了，退學了，不上了，不敢在這裏。

    為了預防缺碘而引起的甲狀腺腫大，即大脖子病，江浙一帶的學生紛紛寫信給家人，要求郵寄紫菜。

    紫菜裏有碘，含碘較多，而且紫菜又輕，裝在信封裏麵就可以寄得來，隨便哪一家拿到了紫菜，就交給這個飯師傅，就熬湯，每一桌一碗湯，大家吃。

    但最危險的疾病並非大脖子病，而是惡性瘧疾。參加完蔣百裏葬禮後的竺可楨，回到宜山城內的辦公室，準備召開校務會議，這時候他得知了一個令人擔憂的消息：任職於江漢工程局，此時也在宜山的侄子竺士楷患上了瘧疾。

    廣西宜山這些地方按古人講，叫作蠻瘴之地，宜山宜水不宜人。主要是指它瘧疾橫行。那麽浙大到了這個地方，也是在劫難逃。學生染病，家屬染病，數十人，並且發生了死人事件。

    瘧疾是由瘧原蟲引起的寄生蟲病，夏秋季發病較多，嚴重型的瘧疾極易致人死亡。在熱帶亞熱帶地區，瘧疾一年四季都可能發生，很容易流行。宜山舊稱“蠻煙瘴雨”之鄉，屬於亞熱帶氣候，這裏溫暖多雨。多雨的環境極易滋生蚊子，而蚊子則是傳播瘧疾的禍首。除氣候條件外，戰時增加的人口也成為瘧疾迅速傳播的一個原因。

    那時候，從湖北撤下來的十多萬傷兵中，有兩萬多疏散到廣西宜山一帶。隨後，廣州的淪陷也迫使廣州黃埔軍官學校向桂北搬遷，黃埔軍校第四分校奉令搬遷到宜山，這使得宜山人口激增，一時間燃料、房屋、食品，特別是藥品的供應驟然緊張。

    1938年10月17日，是浙江大學師生對瘧疾這種疾病，開始感到恐懼的日子。下午四點，浙江大學文理學院副院長張紹忠向竺可楨報告，其侄女因患瘧疾病逝。在隨後的兩個月中，浙江大學裏患瘧疾的人數從10多個增加到146人，其中惡性患者占77，到1939年1月，又增加了200多人，幾乎每家都有患病之人。電機係學生袁可誌不幸也染上了惡性的瘧疾，不是一般的瘧疾，一陣冷一陣熱的，是高燒不退的瘧疾，惡性瘧疾很容易死人。

    當時治療瘧疾的特效藥是撲虐母星和阿的平，浙大離開杭州時所帶的這兩種藥物早已用完，離宜山最近的柳州和桂林卻買不到醫治瘧疾的藥物。疾病在蔓延，但藥物匱乏，這讓師生們惶恐不安。為了解決瘧疾的傳播，竺可楨對宜山當地的蚊子進行研究，以便確定師生所患的是哪種類型的瘧疾，同時派人到梧州和已經淪陷的廣州購藥。

    過了一段時間以後呢，學校以及學生們自己通過各種渠道，總算是搞到了一點藥，但是也解決不了那麽多患者，主要還是靠自身的抗體，和能夠提供的一些，盡量好的這個休養的條件，來渡過這個難關。

    隨著冬季的到來，傳播瘧疾的蚊子逐漸減少，到1939年1月底，一度造成全校恐慌的瘧疾開始得到控製。就在師生們為瘧疾得到控製而高興的時候，又一場災難已經悄然而至。

    日軍占領武漢三鎮和廣州後，開始對桂林、南寧、貴陽等重要城市進行經常性轟炸。小小的宜山城上空，經常可以看到呼嘯而過的日本轟炸機。一旦發現日機，宜山城裏便會搖響警報。

    專門有一個人，手拿手搖的報警器，一搖了後會嗡嗡響的，這個警報聲傳的地方不遠，你一個地方聽得到，另外一個地方聽不到，你整個宜山城包括外麵聽不到，聽不到。所以就掛燈籠在這個山上。

    掛一個燈籠是預備警報，掛兩個燈籠緊急警報，就這樣子就告訴你們快點逃。

    為避免給日軍提供轟炸目標，宜山當地政府還做了特殊的規定。

    一個規定是不能戴眼鏡子，眼鏡子是反光的。一個不許帶電筒，還有呢，不許穿白衣服，或者接近白的淡的衣服。

    1939年2月5日，農曆立春，宜山天氣晴朗。南國的立春此時早已顯露出絲絲春意，國立浙江大學的學生們覺得，這是一個不錯的星期天，許多同學組織郊遊野餐會，宜山的農民不斷地看到浙大學生來到城外的小龍江邊，或者附近的山丘上，野餐、合唱。上午，竺可楨和教務長胡剛複帶著幾個師生，前往宜山城南10公裏的太平鄉看望從廣東逃難來的二百多名兒童。臨近中午時分，宜山的防空警報搖響了。

    那一天正好是中午的時候，學生們正在食堂裏麵，就是原來的標營，食堂在標營，正在吃飯，吃飯時忽然聽見警報了，大家把筷子啪一下放在桌子上就往外跑。

    因為2月4號聽到廣播是貴陽炸了嘛，所以那一天2月5號的話，大家都有警惕性的。

    學生們跑得快就跑到小龍江岸上躲起來了。那個炸彈下來，有噓尖叫聲的，所以那個時候呢，馬上要臥倒啊，還來得及的，臥倒以後炸彈炸起來啊，炸不到你的身上。

    這個炸彈落在學生們的旁邊，炸彈炸在泥地上麵，泥土像樹這樣一把起來，資源和許多泥土蓋在我身上，但是學生們並沒有受傷。

    龍江邊有許多天然的岩洞，這些岩洞成為浙大師生躲避轟炸的天然防空洞。

    據回憶，我跟那個同學我說，我們躲在那個洞裏麵去吧，跑到裏頭去呢，那個洞並不大。我們進去了以後呢，看到裏麵有一條蛇，差不多比我們一個人兩個手臂伸出來還要長一點，它在那裏看著我們。那麽我們兩個人也看著它，它大概看我們有兩個人，它也不敢來惹我們，我們也怕它，也不敢去惹它。然後等到轟完了以後呢，我們出來，我們也走了，相安無事，它還在裏頭。

    據回憶，到時候跑得太快了，這個洞都找不到了，所以就沿著這個路上走，走到我不是講有一個墳地嗎，那墳地上麵碑石，那東邊照過來有個影子，我們就兩個人穿著旗袍，兩個人就躲在那個影子裏麵。那麽炸彈，它來炸了三批，那一批走了以後，我們又爬起來跑，跑到聽見飛機，看到來了，我們又躲起來了。

    轟炸結束後，經過土木係學生的測量，日軍在標營學生宿舍共投彈118枚，二至四年級的男生宿舍，全部被炸毀。

    而且據有些回憶講，那一天的轟炸很怪，來了以後，在宜山城區沒有丟炸彈，直接就狂轟亂卸地，直接就奔著浙大來的啦。就是說有內奸，恐怕報告了浙江大學就在這個位置，日本人專門是衝著浙江大學來投炸彈的。

    在這次轟炸中，宜山市民死傷50多人，國立浙江大學共計損失3萬多元，但師生無一傷亡。

    王人龍後來說笑話嘛，說這個日本的航空員都是鬥雞眼，都是斜眼，眼睛斜的，斜視的，對不準。其實，對準沒法對準，不可能一個人扔一個炸彈，它是炸彈一大批下來。

    這裏麵有一個插曲，他們原來班上有一個，工學院的同學叫孫華，無錫人，他是神精病了，不知道怎麽樣得來的，那時候沒有辦法管理他的，把他隔離在農場裏邊哪一個房間裏，關在裏邊。經過這次大轟炸以後，他忽然跑出來了，說好了，大家都覺得很奇怪的，就是這樣子，沒有死一個人，反而還得了一個人，病好了。

    盡管在這次日軍的轟炸中，國立浙江大學的師生無一傷亡，但是轟炸留下的困難卻無法躲避，許多男生的衣服和被褥在轟炸中被大火焚毀。這些被毀校舍的照片都是竺可楨親自拍攝的，整個國立浙江大學西遷時的大部分照片，都出自竺可楨的相機。當天晚上，宜山城裏城外到處彌散著硝煙的味道，如何睡覺成了男生們的最大問題。

    據回憶，那麽因為被子、褥子都沒有了，晚上睡覺就沒有蓋的了，馬上學校裏就發動互救，特別是教師還有一些學生，自己有多餘的被子拿出來給他們睡，有地方騰出來可以讓他們住。所以沒有引起慌亂，也沒有引起教學次序的不能維持。

    廣西宜山遭到轟炸的兩周後，湖北宜昌市區遭到更大規模的轟炸，死傷千人。農曆元宵節後，中國從南到北的許多地方遭到日軍大規模的空襲。元宵節當天，河南鄭州遭日軍轟炸，死者遍布街頭。一個月後，江西南昌淪陷。

    據回憶，因為當時警報很多，警報很多並不一定每次都轟炸，實際轟炸的次數比較少，但是你又不能夠不躲起來，那麽都是疏散到郊外，疏散到郊外，你一等就一兩個鍾頭，這個時間浪費掉很可惜，那麽有的老師就是利用這個時間，躲警報的時間，來給學生講課。

    據回憶，所以浙大數學係當時蘇步青先生他們就提出來，幹脆咱們就在防空洞裏麵，山洞裏麵上課吧，那麽章用先生，就是章士釗先生的公子，當時也是浙大請來的年輕教授，他上課的時候黑板沒地方放，他就讓學生說，掛個繩子把黑板掛在我脖子裏，咱們照樣上課，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浙大堅持了正常的教學。

    這一年，在竺可楨的倡導下，國立浙江大學正式定校訓為“求是”二字，並請馬一浮圍繞求是校訓，創作國立浙江大學校歌，以激勵困境中的師生。

    據回憶，浙江大學以前就叫求是書院，求是書院，那麽求是呢，就是求一個事情都要求一個是，就是求真理。

    據回憶，1939年正是浙大西遷到廣西的宜山，是浙大整個西遷過程當中最艱苦，人心最不穩定的一個時期。有疾病、瘟疫的侵擾，有日本飛機不停地轟炸，當時生活艱苦、醫藥斷絕，教師和學生都人心惶惶。有的教師不辭而別，有19個學生是從泰和遷到廣西宜山的時候，受全校學生老師的重托，押運圖書儀器設備，結果他們在途中出現了集體逃跑的，這麽不光彩的事情。當時，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竺校長對浙大做出最偉大的貢獻，也是西遷當中最重要的事件就是確立了一個求實校訓，它就是我們在艱難困苦條件下，浙大的精神支柱，精神支點。

    在辦學最艱難的時期，國立浙江大學適應東南各省高中畢業生的升學要求，決定在浙江龍泉設立分校，下設文、理、農、工四個學院的龍泉分校先後招生七屆。分校從1939年開辦，延續到1945年。

    日軍轟炸宜山國立浙江大學的消息很快傳到廣西省會桂林，正在桂林師範學校教書的浙江籍畫家豐子愷把這件事寫進了日記，同時豐子愷做出一個決定，接受國學大師馬一浮和浙大校長竺可楨的邀請，去流亡中的國立浙江大學任教。臨行前，豐子愷在桂林的朋友為他舉行了歡送會，歡送會上，豐子愷對大家說：“浙江大學是我故鄉的學校，它對我有著你們不能想象的誘惑力。”

    1939年4月8日，廣西宜山，城外的桔子花已經全部盛開，農民正忙著收獲油菜籽。正午剛過，城裏響起了這一天的第二次防空警報。宜山城的東門外，早已不見了販賣蔬菜水果的小販和收菜籽的農民，一輛載著十幾個人和大堆行李的卡車被守城的警察擋在城門外，車上立著一位胡須長及胸口的男子，這個人是正準備到國立浙江大學任教的畫家豐子愷。

    兩個月前，搬遷到廣西宜山後的國立浙江大學，遭受了一次最慘烈的轟炸。此後，隻要防空警報一響，宜山城裏所有的人都會格外緊張，迅速躲入藏身之所，剛到宜山的豐子愷一家，不了解情況，一時間手足無措。由於被拒絕入城，豐子愷隻得讓卡車司機調轉車頭，原路後撤了數公裏，在路邊的一顆大樹旁停下來。豐子愷的女兒豐一吟，這一天也坐在這輛卡車上。

    據豐子愷之女豐一吟回憶：宜山用警報歡迎我們，我們還沒進城呢，說是警報，然後肚子很餓大家，因為盼望到了宜山以後就可以吃上飯了，後來就怎麽辦呢？就逃了，逃到遠遠的地方。幸虧有一點粽子，4月5號動身，所以呢有粽子吃，那時候粽子隨便什麽時候都可以裹嘛，我們大概也是防到有什麽意外，所以帶了一點粽子。

    這一天的經曆，豐子愷在7年後的散文《宜山遇炸記》中不無調侃地寫道：老幼十人，連司機及幾位搭客，都吃著粽子，坐著閑談。日麗風和，天氣晴朗。倘能忘記了在宜山“逃警報”，而當作在西湖上的野餐來看，我們這下午真是幸福！

    到達宜山的首日，豐子愷一家遭遇兩次警報，直到天擦黑時才得以進入宜山城。

    豐子愷，1898年11月9日出生在江南小鎮，浙江崇德縣石門灣。16歲時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老師便是後來被稱為弘一大師的李叔同。日軍占領上海後，豐子愷一家不得不離開石門灣，一路向西流亡。1938年6月24日，豐子愷到達桂林，受聘於桂林師範學校。其間，他在老家崇德的房子，緣緣堂，被日軍炮火摧毀。19月，豐子愷離開桂林前往宜山。他接受了國立浙江大學的聘請，擔任學校的藝術指導。此時距離浙大遭受日軍的二五轟炸不過一月。

    據回憶，那豐子愷之所以到浙江大學來，我想跟這個馬一浮很接近，落難了，要找一個飯碗，浙江大學是一個比較體麵的飯碗。

    就在豐子愷離開桂林前往宜山的這一天，日本陸相阪垣在師團長會議上宣稱：華南進攻到南寧，華北進攻到蘭州，方可結束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