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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個人覺得寫曆史、看曆史,既不能斷章取義,更不能以偏概全.

    在我黨領導全國人民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浪潮中，人民軍隊的曆史無疑是最重的。

    而人民軍隊從無到有，有弱變強，在大部分時間裏都能取得大大小小許多勝利。但人民軍隊也有幾次敗仗，一場是紅軍的湘江之戰，另一場就是新四軍的皖南被圍，大部犧牲在同是中國人的國民黨的槍下。

    如果紅軍的湘江之戰是有戰略目標的，就是與賀龍的部隊匯合，重新建立根據地的話，那皖南事變，一向組織嚴密，機動靈活的人民軍隊，在那一時刻，怎麽會如此混亂不堪？

    70多年來，讓無數的誌士仁人人扼腕，讓無數革命後代歎息！它就像皖南山間的霧氣一樣，時常盤繞在人們心頭......

    談到皖南事變,同樣不能孤立地談，孤立地談這件事情，因為此事按目前主流的解釋，不大合情理，各種生搬硬套的分析與理由，最終的結果隻能證明當時的蔣委員長精神處於不健康狀態，真要是這樣的話，那我們中國人命不好，在別國大步邁向現代的關鍵時刻，已經落後、貧窮、愚昧，絕大數人我們還攤上這麽個倒黴的家夥做領袖。如果否定他精神有隱疾的話，他還是個具有正常思維的人，那麽他製造皖南事變，自然有他的道理的邏輯。當然，按照後來的革命史觀，我們不能認同他的道理和邏輯，那這件事我們就占理了。

    可問題是我們在敘述曆史的時候，不能凡事都隻能按照自己的標準和邏輯，如果任何事件都用革命史觀這把尺去量，那完蛋了。比如在農民起義研究一朵花的年代，洞庭湖鍾相、楊麽起義，被嶽飛一路追剿過廣東，完全消滅為止。如何用一切農民起義都是正義的這把尺，來量度嶽飛的這段曆史表現？在當時就把史學界搞得狼狽萬分，難道還能把嶽飛定性為鎮壓農民起義的惡魔儈子手？所以最後隻能搭七搭八地說他有階級和曆史局限性，這樣的史學研究笑死人不說，這是以現在的社會環境套曆史事件,叫”穿越”,怎麽能讓人服氣?

    所以當我們不從一般的曆史觀出發，而從曆史的角度去看待“皖南事變”時，就發覺皖南事變發生的必然性，這是不以國共兩黨主要領導人意誌而轉移的悲劇，它產生的根源，本質上還是來自國共雙方的抗日策略.

    延安在1940年5月4日發電指示新四軍所在的中共東南局：“......所謂發展，就是不受國民黨的限製，超越國民黨所能允許的範圍，不要別人委任，不靠上級發餉，獨立自主地放手地擴大軍隊，堅決地建立根據地，在這種根據地上獨立自主地發動群眾，建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政權，向一切敵人占領區域發展。例如在江蘇境內，應不顧顧祝同、冷欣、韓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評、限製和壓迫，西起南京，東至海邊，南至杭州，北至徐州，盡可能迅速地並有步驟有計劃地將一切可能控製的區域控製在我們手中，獨立自主地擴大軍隊，建立政權，設立財政機關，征收抗日捐稅，設立經濟機關，發展農工商業，開辦各種學校，大批培養幹部。中央前要你們在今年一年內，在江浙兩省敵後地區擴大抗日武裝至十萬人槍和迅速建立政權等項......”

    10月19日，中國軍隊最負責人蔣阿拉命令何應欽、白崇禧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正副參謀長的名義，向八路軍正副司令朱德、彭德懷和新四軍軍長葉挺、副軍長項英發出“皓電”。“......新四軍原在江南作戰，其性質裝備，皆與規定地區悉相配合，乃兄等均不遵照命令，擅自放棄規定任務，而肆意越境略地，奪槍勾兵，自由擴編，故十八集團軍遵令改編之始，原僅四萬五千人，而至今竟稱為五十萬人，今姑不問其人員武器有無虛實，亦不計裹脅成軍能否作戰；而事前既未照章核準，事後又不許中央過問，僅要求中央照數發餉；現在全國集團軍總司令總計不下數十人，從未有未經奉準，而自由擴編者；敵後遊擊隊，且不下百餘萬，亦未有不經點驗編組，而自由領餉者......然而中央為顧全抗戰之大局，統帥為愛護抗戰之實力，對於兄等部隊種種違令幹紀之行動，不惟迄今大度包容，不加罪譴，而且始終顧全，期以精誠相感，始則改劃作戰地區，屢將被兄等攻擊之國軍，設法他調，以避免摩擦......切望兄等迅即遵令將黃河以南之部隊，悉數調赴河北，厚集兵力，掃蕩冀察殘敵,完成抗戰使命，全國軍民同胞，所蘄求於兄部者，惟此而已矣！”

    此電係要求新四軍接電報後迅即將全部撤到舊黃河以北的命令。11月19日，延安答覆：“同意將皖南的新四軍部調往長江以北。”何、白先後於1940年10月19日和12月7日發出皓電、齊電，勒令新四軍限一月時間移向江北，最後的期限確定為12月31日。可新四軍部與延安的電文往返商量的結果，卻是過了這個期限才走。這一拖，便拖出悲劇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