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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皖南事變前，皖南新四軍各部北移有三條路線可以選擇，這就是向東、向南和向北：向北是由雲嶺、蕭村、北貢裏、土塘等皖南新四軍各部駐地向北，經銅陵、繁昌之間的渡過長江至江北無為一帶。

    這條路線基本上是日本鬼子的占領區。

    向東是由我軍駐地向東開拔，由蘇南北渡，其具體路線是，從駐地經涇縣的馬頭鎮、

    宣城縣的楊柳鋪、孫家埠、畢家橋、郎溪、梅渚鎮、南渡鎮至簣橋、水西地區，然後進入蘇南之敵占區，從鎮江附近渡江。這條路線所經之地是日本鬼子、國民黨頑顧派的交錯防區。

    向南是皖南新四軍最後所選擇的路線，這就是從駐地向南開拔，經茂林、三溪、旌德、沿天目山腳附近的寧國、

    郎溪，繞道蘇南的溧陽，然後待機北渡。

    這條路線所經過的地區，不僅行程最遠，而且全是國民黨軍隊的防區，沿途有國民黨駐軍的幾個師。

    新四軍最終所選擇的路線是向南的路線。從皖南事變事後的結果來看，新四軍所選擇的北上路線與北上時間是最壞的。在新四軍北移的問題上，新四軍所選擇的路線是一條絕路，結局是皖南部隊的全軍覆沒，試想，即使選擇

    向東、向北的北移路線，最壞的結果也不過如此了，因為已經不可能有比這更差的結果了。

    也有人認為是在對向東、向北和向南路線作出比較後作出的在當時看來是最佳選擇的路線。

    新四軍部隊最後確定的北移路線，並不失為一種有利選擇，它並非是一條自投羅網的自殺路線。有誰能保證說由涇縣往北在銅陵、繁昌間北渡，或向東去蘇南再北渡，就一定是平安無事，就是你好我好哥倆好，無需經過激烈的戰鬥而流血犧牲，主要還是以項英為首的部分領導人把困難想得太小了。

    （二）

    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頑固派及其所代表勢力的本性，讓人們不能忘了，國民黨有1927年在北伐接近勝利時，蔣介石集團發動的對一起北伐的兄弟——中國共產人的大屠殺，破壞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前科：

    1926年5月在廣州舉行的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蔣介石就向全會提出了《黨務整理案》，旨在排斥共產黨，全麵掌控國民黨黨權。在這次會上，毛澤東以國民黨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執行委員及國民黨中宣部代部長的身份，堅決抵禦時任中國共產黨總書記陳獨秀推行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反對蔣介石背叛孫中山先生生前倡導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的獨裁路線。而被國民黨右派報紙公開辱罵為“叛徒”與“會場三怪”的南社創始人、詩人、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的柳亞子，與何香凝、彭澤民等國民黨元老一起，旗幟鮮明了支持了毛澤東的主張，並在公開發言中反對蔣介石的以反共、排共為終極目標的這個《黨務整理案》。次年，距蔣介石拋出《黨務整理案》才11個月，隨著共產黨人起衝鋒陷陣作用的北伐戰爭勝利剛剛結束不久，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就舉起血淋淋的屠刀，在南京、上海等地，向著昔日的同盟軍——共產黨人及其支持者，乃至國民黨左翼人士大開殺戒。三天後，1927年4月15日，在北伐的發源地廣州;三個月後，1927年7月15日，在北伐戰爭勝利目的地武漢，都發生了大規模的殺戮共產黨人、左派群眾的血腥慘案。在蔣介石鼓吹的“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的反革命殺人宣言煽動下，短短幾個月時間，在蔣介石、汪精衛、戴季陶等極右翼國民黨人的控製區內，有上百萬共產黨人和革命人民倒在了血泊之中。值得一提的是，麵對蔣介石之流的血腥屠殺，麵對汪精衛的背叛與步蔣介石後塵舉起屠刀，孫中山夫人宋慶齡不由得拍案而起，於1927年7月14日在武漢起草發表了《為抗議違反孫中山的革命原則和政策的聲明》，發表在次日出版的《國民論壇》報上，並以傳單的形式廣為散發。《聲明》義正詞嚴地指出：“如果黨內領袖不能貫徹他(孫中山)的政策，他們便不再是孫中山的忠實信徒;黨也就不再是革命的黨，而不過是這個或那個軍閥的工具而已。黨就不成為一種為中國人民謀未來幸福的生氣勃勃的力量而會變成一部機器，一種壓迫人民的工具、一條利用現在的奴隸製度自肥的寄生蟲。”在聲明中，宋慶齡莊嚴地宣布道：“我對於革命並沒有灰心。”而違背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的叛徒們“注定要失敗”，“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終究是要勝利的，革命中國是不可避免的。”之後不久，為示抗議，宋慶齡毅然踏上了孫中山先生生前為之推崇的十月革命的故鄉——蘇聯之行。在臨行前所發表的《赴莫斯科聲明》，宋慶齡再一次義憤填膺地痛斥蔣介石、汪精衛之流是“孫中山遺訓的叛徒”、“投降帝國主義的逃兵”和“新軍閥”……抵達莫斯科後，宋慶齡與陳友仁、鄧演達三人發起成立了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高舉孫中山的革命旗幟，與背叛孫中山遺訓的蔣介石反革命集團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兩年後，宋慶齡回到國內參加孫中山先生靈柩由北平香山遷葬至南京紫金山麓的奉安大典活動。但她堅決不與蔣介石為伍，而且，還在拍發給德國柏林召開的國際反帝大同盟會議的電報中，以極為激烈的言辭抨擊國民黨反動派對內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的工農大眾，對外執行親帝反蘇的路線。電報一針見血指出：“反革命的國民黨領導人背信棄義的本質，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無恥地暴露於世人麵前。在背叛國民革命後，他們已不可避免地墮落為帝國主義的工具。”電文中，她還大義凜然地向全世界表示：中國人民“不因受鎮壓而氣餒，不為謊言所蒙蔽”，他們將站在革命者一邊進行鬥爭。”而統治者的恐怖行動“隻能喚起更廣大的人民群眾，加強我們戰勝目前殘忍的反動派決心。”但是，蔣介石是鐵了心要背叛孫中山先生遺訓的，更是置民族深仇大恨於腦後一條道走到黑的反革命頑固死硬分子。

    時間過了十多年，鑒於黃橋戰役、皖南1940年秋季反掃蕩、曹甸戰役中新四軍在作戰中的那種統治力的表現和實力的顯現，“工於心術”蔣介石怎麽可能看著你共產黨的軍隊，在他的眼皮子底下做大？他發動內戰與同室操戈的事不可避免，但隻要我們前方的指揮員，如項英等人保持高度的警惕，並和中央的步調一致，這種內戰發生的具體地點、時間，最重要是我方所受到的損失最小化，是完全可以移易的。

    但是，筆者以為，在新四軍北移的問題上，皖南新四軍最後走上一條絕路，結局是皖南部隊嚴格意義上的全軍覆沒。

    試想，即使選擇向東、向北的北移路線，最壞的結果也不過是全軍覆沒這個結果了，因為已經不可能有比這更差的結果了。現在的問題是，曆史隻具有唯一性，任何邏輯推論畢竟代替不了曆史

    事實。走向東和向北的路線無非有這樣幾種後果：1.全軍覆沒；2.遭遇（頑軍或日軍）阻擊，有部分傷亡；順利北移。如果走了其他的路線，該是哪一種結果？但在日本鬼子,偽軍和國民黨頑固派的夾擊態勢下,肯定的是,走哪條路都是不安全的——隻有皖南的青山綠水永遠記住那些沒有倒在日本鬼子的槍下，卻冤死在所謂友軍的刀下的新四軍指戰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