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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可夫少將(後為蘇聯元帥)1940年秋來到中國擔任蘇聯軍事使團團長(即蔣介石的總軍事顧問)，斯大林給他布置的任務除了指導中國的抗日戰爭，還要求他協調國共兩黨的關係。

    兩名顧問日裏耶波夫大校和舒金上校，都是很有經驗的蘇軍幹部，作戰經驗豐富，對黨忠誠。以舒金上校為例，他1928年加入蘇共，畢業於伏龍芝軍事學院，在遠東紅軍當步兵團長時還和日軍交過手。他參加過蘇軍反擊日軍的張鼓峰戰役(19日結束，蘇聯方麵稱其為喀山湖戰鬥)，戰功卓著，還得過軍功章，雖然性格豪放粗獷，喜歡喝烈性酒，但是心很細，工作自有一套。在來中國之前，他們就受過集中培訓，深知中國此行的重要性。崔可夫來重慶後，也與他們交流過，對他們還是很滿意的。

    所有蘇聯顧問都非常明白，他們來中國是代表蘇聯向中國伸出援手，也是為了保衛好自己的國家。如果國民黨政府戰敗投降，則日本可能進占西安、成都、蘭州、酒泉，甚至烏魯木齊，從而威脅到蘇聯的遠東國土。那樣的話，日本空軍甚至可從容轟炸蘇聯苦心經營了20年的國防工業要地烏拉爾--庫茲涅斯克重工業基地。由此也不難理解為何蘇聯要把後來在衛國戰爭中建立奇勳的朱可夫、崔可夫這樣的名將派到中國對抗日本。日裏耶波夫大校和舒金上校兩人自然也深知自己工作的重要性，但他們卻沒料到在自己眼皮底下會發生這樣的慘劇。

    那麽，問題出在哪裏？

    首先在於國民黨軍隊對新四軍的敵意和對蘇軍顧問的蒙蔽。以顧祝同為中心，上至蔣介石，下至各個師長、團長，都對以前的死對頭--共產黨軍隊懷恨在心。此前，在河北、晉西和蘇北等地，國民黨軍曾與中共軍隊發生衝突，但是都以國民黨軍慘敗告終。所以，國民黨部分軍事領導人心理上極不平衡，認為那純因地方軍隊戰鬥力太弱所致，故必欲報複。

    另外，當時國民黨想把中共軍隊全部限製在冀察地區，這一無理要求被中共拒絕。與此同時，新四軍江北陳毅部還與國民黨軍的韓德勤部發生了猛烈衝突。

    在這種情況下，顧祝同等人想從軍事上一勞永逸地解決共產黨的願望自然更加強烈。國民黨為此決心不惜武力驅除、消滅皖南要害地區的新四軍。恰逢新四軍領導人項英、葉挺在撤退到長江以北的問題上猶猶豫豫，這在顧祝同等人看來，更是個好機會。

    對此凶險局麵，日裏耶波夫和舒金卻毫不知情。他倆帶著電台技術員兩名，炮兵、工兵、通訊兵顧問各一名，被顧祝同別有用心地安排在第三戰區總部屯溪(現在是黃山市政府所在地)城內的舒適宅子裏，這兒花木繁茂，庭院幽深，但卻不易於和外界聯係。顧祝同還借保護之名派了一個班的衛兵進行監視。雖然兩名顧問每周都參加顧祝同或其助手主持的軍事會議，提出很多建議，與總部參謀、下屬各集團軍總司令等人混得挺熟，但他們兩人身為顧問，在很多方麵卻得不到準確消息。

    在第三戰區總部的國民黨軍人內部這樣說：”蘇聯顧問是共產主義國家派在國軍中的探子，若讓他知道國軍打共產黨新四軍，於我們很不利。”兩個顧問也很想多了解些情況，但人生地不熟，語言也不通，加上和當地共產黨沒有聯係，所以對國共兩黨的鬥爭情況一點也不清楚。

    另外，蘇聯軍事顧問團的一項規定也束縛了他們的手腳，按照他們和國民黨政府的約定，蘇聯軍事顧問不能直接聯絡中國共產黨人，在八路軍所在的第二戰區(由閻錫山、朱德領導)就因有八路軍而未設蘇聯顧問，因此日裏耶波夫和舒金一時也沒有多少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