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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毛澤東主席憤怒歸憤怒，不滿歸不滿，他不會感情用事，但莫斯科的態度仍舊不能不重視。這是因為，毛澤東主席作為中國共產黨的舵手，他必須困難想得多一點，難一點，對形勢的嚴重估計，使他不能不考慮在軍事上采取主動或及早準備反攻的問題。可是中共軍事上，尤其是在裝備和武器彈藥方麵，困難極大，與當時國民黨的軍隊完全不能相比。毛澤東主席為此曾特別詢問過指揮華北軍事的彭德懷：三個月內華北能抽出多少兵力？能集中多少有效炮兵及炮，有把握打破較堅固之碉堡否？因為如果立即取攻勢，即須調動華北兵力，而一經調動即須有決心打到四川去（非打到四川不能奪取陝甘），即須有決心同蔣介石打到底。

    彭德懷的答複顯然不能令毛主席滿意。毛主席隨後明確告訴軍委其他領導人說，僅軍事一項，由於“我們缺乏重武器及使用武器的技術人員”，無法實現奪取西南西北幾個重要省份的戰略目的。而如果不能奪取西北，控製中蘇西北交通樞紐，就無法取得蘇聯的援助。沒有蘇聯的援助，要同時對付蔣日兩個敵人，就會極其困難。正是考慮到這種情況，毛澤東主席因為皖南事變的發生，相當反感蘇聯繼續援助國民黨，明確講：“蘇聯如再接濟重慶武器甚為不好，請要武官設法停止”，因為“蔣介石反革命是確定了的。”

    當然，毛澤東主席不能不同意蘇聯武官關於應當盡可能延長蔣介石抗日時間的說法，他說：蘇聯武官延長時間的意見是對的，事實上我們即使要出兵至快在半年後，目前隻打防禦戰。而問題是何種時機他們可以公開援助我們，而不是去援助蔣介石？五月後蘇聯有何辦法援助我們奪取蘭州？如果沒有飛機及攻城部隊奪取蘭州及甘涼肅三州是不可能的，而這一問題遲早必須解決！

    莫斯科的態度顯然極大地約束了毛澤東主席的反攻計劃。而恰好在毛澤東主席反複考慮軍事反擊可能性的這個時候，即1月下旬，日本開始集中幾個師團的兵力，乘國民黨抽調兵力向華中對付共產黨軍隊的機會，對河南突然大舉進攻。這一新的變化證實了莫斯科的看法，不可避免地讓毛澤東主席對前此關於中日已告休戰，蔣介石即將叛變的形勢判斷起了變化。在這種情況下，1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一方麵固然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關於目前時局的決定》，告誡全黨要做好與蔣介石分裂的準備，稱：蔣介石已經從革命走到反革命，國共破裂的前途已經確定了，“對於以蔣介石為首的反動了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我們過去一麵鬥爭一麵聯合的兩麵政策，現在已經不適用了，對於他們，我們現在已不得不放棄聯合政策，采取單一的鬥爭政策。”今後的鬥爭方向，就是要“動員全國人民，孤立與克服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及其首領蔣介石的反動，使一切主張抗日與民主各階層的人民代表去代替反動了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組織抗日民主的國防政府。”但是，它在另一方麵也不能不承認，由於日蔣尚未公開妥協，以及受到各方力量的牽製，國共目前未完全破裂。因此，當前的策略仍然應當是政治上堅決反攻，而軍事上須取守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