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平覺得有些好笑，自己用矛盾論給這個年代的書生們上課，自己講得一本正經，他們聽得也異常認真。這是徐平一以貫之的思想，《富國安民策》已經有體現，這些書生已經不陌生，把儒家體係用這樣一種簡明的辦法表述出來，還有一種新鮮感。

    世間的道理本來沒有那麽複雜，隻是人們一定要找一個理由說服自己，便就變得複雜起來。從上天找道理，把一切歸之於天命，結果到最後上天對人世不理不睬，失望的人們隻好轉向人自己，從人的本性中去找一個理由。天理不可測，而人性總有跡可循，結果使整個體係變得愈發繁複。世上並不是每一件事都要給你一個解釋的道理，擺在那裏發生了本來就是道理，隻是去認識，去理清其中的規律就好了。

    見眾人不語，徐平又道：“講過了仁、義，便就明了君子何義。仁是兩個人，義是三個人，那麽君子就是一個人。何為君子？從於仁，合於義，便就是君子。無仁、義，也就無君子。合於仁、義為至善，故曰君子至善。至善於君子如北辰，求之不可得，卻可以指引前進的方向。是以我們朝著仁、義的這條路走，便就是君子之行。求之不可得，世間隻有君子之行，故君子隻可以行跡論之，論跡不論心。”

    張載眼睛一睜，麵上滿是茫然，實在忍不住，起身拱手道：“都護，小子一事不解。依都護所言，豈不是世上並無君子？然曆代聖賢，又作何解？”

    徐平道：“蓋棺而論定，世間隻有先君子，而無現世的君子。活著的人，隻有合不合君子之行，而沒有是不是君子這一說。隻有身故，後人依其所言所行，指其為君子。古人講蓋棺而定諡，夫子論語中隻論君子之行，都是這個道理。因為所謂君子，不過是觀其行跡合不合於仁、義，人未死，則以身行仁、義之路不止，故曰至善於君子如北辰。”

    聽了這話，眾人多是滿麵茫然，還有被嚇怕了的人。君子、小人之爭，正在朝中掀起波瀾來，曆史上還大大加劇了黨爭的嚴重程度，徐平卻把君子、小人的定性一筆直接抹掉了。沒有君子、小人之別，隻有行為合不合君子之行，事情就完全不同了。

    這倒不是徐平故意用這個手段消弭已有苗頭的黨爭，而是事情本來就是這樣。從文化係統中去除人的本性決定後天行為這一思想，自然就沒有了天生的小人和君子。

    從哲學的角度來說，當你下了一個明確的定義，便就提供了否定這個定義的反麵。故正確的定義，必然是不明確的，是以孔子講仁，隻是表述什麽樣的行為是仁，而並不下仁的定義。定義了直立行走的動物是人，便就同時提供了猩猩、狗熊這樣的反例。定義了會使用勞動工具的是人，同樣就提供了猩猩、烏鴉這樣的反例。不管是從這些方麵，還是從社會學的角度，隻要定義了人的概念，就同時提供了反例。哪怕是定義一個無所不能的上帝，也就同時提供了上帝悖論。這不是不可知論，而是人隻是世界的一部分，人的認識是自己的主觀對客觀世界的認識，定義概念是主觀意識對客觀世界的限製，必然是不完備的。

    不隻是社會概念如此，自然界也是同樣的道理。當牛頓力學大發展，人們歡呼即將揭開自然界的秘密，從此人類掌握了自然界的真理，接著就出現了相對論。當人們欣喜地以為相對論描述了客觀的宇宙，又出現了量子力學。每當人類以為把宇宙放到了自己的理論體係當中，從此一切盡在掌握，就會催生出新的理論來。無他，當把概念定義清楚，便就把宇宙的一部分排除出了概念之外，同時製造出了反例。

    客觀世界可以被認識，可以摸索出規律來，不代表世上就有一條真理，你過去抓住了從此宇宙就全在其中。中國信天命，洋人信上帝，或者其他什麽惟一的神，映射到自然科學中就表現出來去追求一條終極真理。科學講精確性，而如果沒有神存在，那麽科學必然是不能用公式和真理來完整表達客觀世界的。這是主觀和客觀的矛盾，否認這一矛盾，就是人把自己代入上帝當中了，在不信上帝的同時自己要去當那一個上帝。

    隻要承認客觀第一性，主觀意識第二性，唯物主義，則這一對矛盾就存在。隻要承認運動是宇宙的永恒，矛盾是鬥爭與發展的，永無盡頭，則人類認識客觀世界也永無盡頭。

    這不是什麽高深的知識，是徐平前世中學就開始學習的唯物主義與辨證法。徐平無法改變自己的這一基本認識，就隻能改頭換麵，融入到這個世界的文化體係當中去。

    理出了這一套體係，加上前麵的《富國安民策》，徐平便就完成了自己在這個世界的意識形態構建。以這一套意識形態，再進行細化，來進行政治結構的調整，施行各種各樣的政策措施，便就是徐平在這個年代將要進行的改革。

    自然科學尚不能有一套永遠不變的真理來精確地表述客觀存在，針對社會就更加沒有定義好的了一套體係。變化是永恒，靜止是暫時，認識到了這一點，則就會放棄把萬世法精確下來，形成固定製度的努力。萬世法隻是指導思想，製度和措施是隨時要變的。

    麵前的諸生大多茫然，顯然他們不會想到徐平會給他們理出這樣一個脈絡來。本來在大多數讀書人的認識中，徐平是個善於做事的能臣，文詞上麵不擅長。書生要做的，是把徐平所做的事，理出其中規律，納入一套理論體係當中。徐平做事，他們來整理，最終這是徐都護的功績，但卻是由書生們建構起來的。卻沒想到徐平心中早有一套體係，隻是等待細化、完善，與原來的文化傳統接合。大的框架已經立起來，隻剩細功夫了。

    要做事，首先要統一思想。對內施政如此，對外作戰也是如此。

    仁就是對內，這個含義跟好不好、善與惡無關，而是要合乎忠恕之道。國家對百姓的治理，要求百姓遵守法律，完糧納稅，積極向善，勤奮勞作，都不是無條件的。國家做到了施政遵從百姓的利益，百姓才會對國家盡自己的義務，不然一拍兩散。由此引申出的法律製度，也會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不盡國家義務，則進行懲罰，就是刑。還有一部分是犯了錯誤，則進行教育改造，就是律。這些概念本來是個什麽樣子不重要，實際上他們也並沒有一個統一確定的麵目，隻要找出根據來，重新發揮就是了。

    義最大的意義是對外，即對外不興不義之兵。人和人的關係難以理清，與外邦總是容易一些。國家、百姓和外邦，這三者之間，用義來進行規範，就容易得多了。徐平在這個時候把一套體係拋出來，最大的目的也正是對外。

    黨項之戰被徐平定性為內亂，這已經是既成事實，定義為內亂隻是為了好處理接下來的善後。郡縣其地，派官員進行治理，總得有一個說法。如果說這是化外，那麽花費巨大的人力物力，來把這一塊地方占住，就失去了道義上的立場。朝中反對的官員，總有一個這錢花得值不值得的爭論。你覺得開疆拓土，去侵占別人的土地是很威風的事情，但為了此事作戰犧牲，為此承擔稅收錢糧的人為什麽也要這樣認為？你覺得這樣對國家有利，那其他人還覺得沒有好處隻好壞處呢。這個問題不解決，就終會麵對參軍的將士們，覺得打的仗不值得，軍心渙散，戰力下降。甚至有一天，連招兵都招不到。對外義戰，是國家和百姓加外邦三方的事情，隻有用一個義字，讓百姓堅定地站到國家的立場上來。

    徐平的前世，軍隊有一種說法是不開第一槍，其實也是要占住一個義字。隻是這個義字過於難以精確定義，在某段時間采用了這樣一種方式而已。

    滅了黨項之後，還要接下來麵對契丹。要不要與契丹開戰？以什麽樣的理由開戰？都需要從道義上站住腳。不能說我現在能打了，所以就來打你，那會失去民心的。

    軍失民心，戰力的喪失靠武器裝備是救不回來的。如果用利益來引誘民眾參軍，用利益誘使軍隊去打仗，失去了大義，最終還是要走到現在禁軍的老路上來。隻有憑著武器裝備比別人好，國家實力比別人強，打一些順風仗。一遇實力逆轉，再無力回天。

    君子之行是對朝中官員的約束，不在朝裏當官，你管人家怎麽做呢，有法律、道德進行約束呢。而君子的要求，是遠遠嚴於法律和道德的，某些方麵不近人情也正常。比如不能在轄區娶妻，不能在治下置產，官員私下交往要注意，親友在職務上要回避。相對來說吏便沒有這樣嚴的要求，官吏有別，也別嫌官的地位就要比吏高，約束在那裏呢。

    總而言之，要用君子、仁、義這樣一套體係，建立對內的製度和施政措施，對外的交往的文化根基。朝廷的製度和施政，對外的交往，都有一套內在邏輯。這樣統一起來，才有完整的政治製度，而不是心血來潮去定一件事情要怎樣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