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大朝，之後就是年假了，大家各自回家過年。

    散朝之後，趙禎命把徐平在天章閣的奏對榜於朝堂，許百官議論。

    歐陽修和蔡襄立在榜下，看到徐平論朋黨的一節。“士大夫自為一黨，黨中有友無朋。”

    蔡襄指著對歐陽修道：“永叔，相公此論可是與你日常所議不合。”

    歐陽修籠起袖子，小聲嘟囔：“議不合，自然以相公為是。我自改之，隻是不知相公此論到底何意。同門為朋，同誌為友，士大夫當隻有一誌麽？”

    回朝的司馬光恰巧經過，歎了一口氣，對兩人道：“相公欲一道德也。”

    說完，一揚袖子，大踏步地走了。

    “一道德？”歐陽修和蔡對視一眼，有些明白了榜文的中心思想。一係列將要舉行的行政措施，其實不那麽重要，每個人都可以提意見，隻要是正確的徐平都會接納。

    徐平跟趙禎的長篇大論，核心其實就是在士大夫中一道德。用他前世的話講，是讓士大夫集團成為一個組織不緊密，但思想統一的執政黨。

    這樣一個類政黨，曆史上的王安石曾經努力過。他創立新學，改革科舉，根本目的不是做當世大儒，而是在士大夫中一道德，大家有同樣的政治思想。王安石一道德，反對者同樣一道德，結果就是新舊兩黨對立。不是隻有西方泊來的黨才是黨，北宋中期出現的新舊兩黨，實際上已經不同於以前的黨爭。他們各有明確的政治思想，政治綱領，隻是在組織上不如後世的黨嚴密罷了。或者說他們沒有明確的組織，也沒有明確的領袖。

    黨之所以成為黨，核心是自己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路線，而不是組織形式。不是非要像歐美那樣的黨才成其他為黨，宋朝的黨有自己的特點，思想比較統一，組織比較鬆散。

    王安石立新黨之失，之一在於思想過於龐雜，上到天理循環，下到人之性情，幾乎無所不包。如果要在天下一道德，這樣無所不包的思想是必要的，比如徐平前世的無產階級政黨，從社會發展到科學技術，從人到宇宙，涉及到一切的知識。這是鬥爭的需要，在每一個方向跟資產階級進行鬥爭。但僅在政治中一道德，其實不需要涉及到這些。

    僅及政治，就把政治思想統一好了。思想統一了，一切政治行為就有了依據。

    因為要舉行滿朝文武的大討論，旁邊有書吏抄寫。不印刷發給每一個人，而是榜於朝堂讓眾人傳抄，是要保證這裏惟一一份的正確性。除了這裏榜文上寫的，哪個上的奏章裏論到了榜文中沒有的，哪個自己負責。這是要保證嚴肅性，不要生發太多，什麽都論。

    歐陽修和蔡襄各自領了，拿著出了皇城。正是過年大假的第一天，商量一番，兩人一起到徐平和王拱辰的銀鋪去飲酒。

    到了鋪子，正看到徐平關於官員私財的論述，歐陽修抬起頭道：“依相公所說，為官不得有私財。那這處鋪子怎麽辦？莫不是就此賣了？”

    蔡襄拉歐陽修一把：“你看明白再論！走，不要看了，飲酒！”

    找位子坐下，把剩下的看完，才完整看白徐平的意思。官員不得有私產，指的是不得在治下有私產，這是一直就強調的，並沒有什麽不同。此時加的，是待製以上在朝為官的官員，如果在京城有私產，則在京為官時間，產業所有的收入沒收。朝廷不收，則由皇帝下詔賜給你。既然是賜的，隨時可以奪。

    沒收產業所得，不是沒收產業，產業還是你的，隻是這幾年的收入沒收。隨之而來的就是朝廷會派人監察，官員的產業要支付這些監察人員的成本。

    這個年代，不用擔心有錢人不願意，一氣之下跑到別的國家去怎麽辦。印出來的錢帶走沒用，產業帶不走，人走了實際影響很小。朝廷可以把整個會計係統、銀行係統全部抓在自己手裏，所有權和經營權隨時可收可放，調節社會的剝削烈度。

    徐平這樣做，主要目的不是為了防範待製以上的官員，怕他們為了自己的利益，影響國家的政策。對於自己人，這樣日防夜防，會讓組織離心離德的。有這樣的行來，或者是有這樣的嫌疑，自有台諫係統，把人趕走就是。還是那句話，要論跡不論心。

    這樣做的目的，是向待製以下的官員表態，確立待製以上官員的地位和權威。他們這些人可以不計私利，以下的官員當以此為表率，堅定大家的政治立場。

    官員有職、官和差遣，看起來係統複雜，有時候讓人摸不著頭腦，確實也一直有人要求改掉，認為官銜和職任應該相付。徐平堅持不改，隻是同意重新理一理官的係統，把與差遣混淆的地方改掉。不是徐平頑固，而是這真地改不了，強行改，也會變一個麵目回來。

    簡單地說，官員有這三樣，是由政治結構決定的，並不是什麽前朝遺留，習慣成了自然。職以待文學之先，其實徐平自己的文學不怎麽樣，但是他從邕州回來一直帶職。職真正的用意，其實跟文學無關，是來別士大夫的，是不是真正執政集團的一員。官員隻有帶上了職，才成其為士大夫，是清要，是有普通官員之外的紀律要求的。帶職和革職，以及職的升降，是對官員提拔和處分的一部分。小官帶職，一樣也以任關鍵差遣。

    士大夫要自成一黨，帶不帶職，就決定了是不是屬於這一黨中的一員。哪怕沒有徐平這樣明確，事實也是這樣，所以曆史上的元豐改製，改完也要回到這樣一個係統中來。

    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不是一句籠絡人心的口號，而是政治原則，是要落實到政治結構中，貫徹到政治行為當中的。官製是政治結構中的一部分，不是獨立的。

    官決定了官員的收入，享受什麽待遇，是與職級有關的。差遣是具體做的事情，一直有人抱怨太亂，特別是與前朝的官製比起來雜亂無章。亂是正常的，因為以前沒有哪一個政權跟宋朝這樣，管到了整個社會的方方麵麵，不如此不能夠適應。

    與徐平前世類比，職其實就是黨內職務，官就是你是什麽級別，差遣是實任職務。這個年代的各種使，各種提點差遣，其實就是徐平前世的各種長，各種主任。比如他的前世縣黨委委員、正科級、農機站長，對應的就是這個年代的職、官、差遣係統。

    隻是宋朝是黨政合一，沒有跟行政分開的士大夫組織結構，士大夫就是政治結構中掌權的人員。這樣的結構，是因為政權本身是調和性的政權，不是專政政權。不需要再把士大夫單獨成立一個黨，用來代表某一階級的利益，確保政權的專政性質。

    把階級理論中哲學基礎的否定之否定用三生萬物換掉，作為意識形態，士大夫集團就成了執政黨，而不是革命黨。作為執政黨，不需要單獨出來確保專政，因為這種意識形態之下沒有專政，而是調和。

    沒有徐平，不來做這種改造，而是正常發展到王安石變法，出現新舊兩黨，那麽條件合適就會出現資產階級形態的政權。沒有巨大的外部威脅，軍隊能徹底掌控，社會上出現一個資本家階層，官營事業慢慢向社會轉移，宋朝就成了資本主義國家。

    為了創造一個新社會，我們把舊社會的一切埋葬，除了吃喝玩樂，每一項都帶上了落後愚昧的帽子，事實當然不是這樣。曆史發展到了北宋這個時期，從意識形態，到政治的本身，已經具備了向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條件，隻是生產力和社會經濟條件達不到。生產和經濟條件達到了，會自然過渡到西歐最早的資主義。隻是可能會出現的，要麽是皇帝專權的君主立憲製，要麽是強國家元首的兩黨製。

    否定之否定的階級理論哲學，在東方沒有表現出來。日本走到資本主義，靠的是群臣一起改造，強行實行工業化。最後虛君，不過是曆史上的幕府而已。

    歐洲進入資本主義，國內暴動不斷，不知多少國王被送上斷台頭，多少封建領主被砍了腦代。與其說是體現的否定之否定的階級革命，不如說是從家天下的封建製走向私天下或者公天下的大一統。這個過程，類比的應該是中國從戰國封建走向大一統的過程。

    中國曆史，實際上沒有奴隸社會變成封建社會造成的大動蕩，是在春秋戰國時期完成的。而且中國曆史上，奴隸製國家的特質並不突出。

    在思想和政治上，中國在中唐至北宋中期這個曆史階段，已經具備了進入資本主義社會的條件，新舊兩黨已經具有了資產階級政黨的性質。因為新舊兩黨黨爭，隨之而來的君權加強，是因為中國的曆史傳統，要求在階級鬥爭，皇帝要獨立出來，不被掌控，以確保整個政權的調和性質。

    歐陽修的疑惑，就是在他朋黨論的思想中，已經有了兩黨製和多黨製的覺悟，卻被徐平一腳踢進了一黨執政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