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事堂，徐平與晏殊和章得象端坐，三位執政拱手行禮，分座議論朝政。

    徐平道：“以後至午時，眾宰執到政事堂集議，用茶點。若無難決之事，午後各自休務歸家，諸位以為如何？此為常例，若有緊急大事，可以急召眾人來政事堂。”

    眾人拱手：“謹依相公吩咐。”

    晏殊道：“豐勝路範仲淹奏，西北事務繁多，在朝廷多有阻滯，甚是不便。他提出宰執中可否分出一人，專理西北事務。如此一來政令通暢，上下皆得其便。”

    陳執中道：“我覺得，此議可行！”

    徐平看了陳執中一眼，淡淡地道：“公事之中，沒有我覺得！各路事務，自有中書門下諸衙門處置。依製度而上奏，合於道理則行，不合道理則格。現在事有阻滯，是各衙門道理未通。政，就是當政者要正，學而能改則正。我初居相位，道德未立，其理未通，衙門理事心中有惑，至有阻礙。接下來的日子，你們定個章程，凡在京待製以上官員，每過多少天，聚集學為政。道理不辨不明，大家邊學邊辨，心中無惑才好理政！”

    眾人沒想到徐平穿上公服真是一點麵子不給，心中一凜，一齊拱手聽命。

    徐平又道：“宰執對省事通治還是分治，自唐朝就有議論。雖然一直有人說眾宰執分治省事為便，卻終究不行，凡分治用不了多少時間必改回來。為何？”

    “宰相當國，以什麽當國？以賢當國還是以能當國？對道理似解未解，自覺君子當政該信而無疑者，就以為當政者必選賢君子，選賢君子後當用之不疑。此想法大誤！宰執正位政事堂，非用其能也，用其賢也。理政當由各衙門依製度而行，宰執通其理。道理於政事中一以貫之，行於天下，去萬民對朝廷政事之惑。一人其賢終有道理不通之處，是以數位宰執共處政事堂，查漏補缺，集眾人之力而正宰相之位。朝廷理政之能，在中書門下諸衙門，非在宰執。若分治省事，是把中書分成幾衙門，政事堂名存而實亡！”

    宰相是幹什麽的？確切地說，宰相不是處理朝政的，而是對朝政把關的。行政製度中的這最後一道關卡，就是要把政權的治國之理，徹底地貫通於全部製度和施政中。把秦漢時的丞相製度，改成多人執政的宰執集團，並不是為了分相權，也不是為了互相牽製，而是天命已經不被人民認同，執政者再由一個人向天命負責，已經難解人民對政治的惑了。

    丞相製時，天下有災異，說明天對政權有意見，由宰相出來負責。或貶官罰俸，或者是直接換人，以應天變。在昭昭天命之下，如此做會獲得治下之民的心理認同，有凝聚力。

    一個國家的政權性質由什麽來保證？靠著選舉製互相牽製？其實那隻是部落遺風，並不是什麽先進的文化。現在北邊的契丹還在行柴冊禮，契丹皇帝是由世選製產生，凡有大事他們也是進行各世選諸侯的大集議。這是從部落直接進化到帝國的文明中，很多都會有的現象。徐平前世，很多人對政治不解其理，心中多有疑惑，至生心鬼，便請了洋人的製度來鎮自己的心鬼。凡是洋人的製度中有的，便高呼為神，覺得不可戰勝。從史書中看到契丹還存在著部落遺風，被心中的那尊洋神震懾，便就以為發現了什麽驚天大秘密，高呼為什麽大宋打不過契丹，人家契丹有著洋人那神一樣的傳統呢。

    如果按照這樣的道理，那豈不是文明永遠打不過野蠻，大家返祖算了。

    政治文明中，對政權有一套一以貫之的道理，合於這個道理的製度和施政，才能夠施行下去。從開始選人才的第一步，便就開始貫穿這套道理，一直到最後的行政措施。通過長處累月的政治行為，這套道理與人心相呼應，最後形成牢不可破的群體文明。

    這就是徐平所說的，公事中，沒有我覺得。穿上公服為扮，按照道理定製度，定施政措施為演。在這個過程中，必須去除個人的想法，一切按照治國之理來進行。

    範仲淹錯把聖賢政治當成了君子個人修行，在思想意識上，確實還沒有滿足做宰相的要求。曆史上他行慶曆新政，就是讓宰執分治省事，也就是一人管朝政的一塊，以此提高行政效率。如此做看似很美好，卻讓政事堂名存實亡，失去最後把關的作用。政治中沒有了一以貫之的治國之理，政治必然一片混亂，會迅速銷蝕政權的合法性。

    慶曆新政失敗，後人歸於呂夷簡等保守派的打壓破壞，是在失去政治道理後，非要找忠臣奸臣。這個年代哪來的忠臣奸臣？個人操守或有不同，但隻是各人正位或失職，非關忠臣奸臣的事。不明道理則惑，惑而不解疑心生暗鬼，把人的文明政治解成了鬼神世界。

    此時政事堂裏的人，對道理或有未通之處，但都知道以理治國，對徐平的話並無疑義。

    章得象道：“日前聖上訪進士取士，詩、賦、策、論先後。葉清臣言，查唐朝取進士舊製，先策，次論，次賦，次帖經、墨義，似較為穩妥。”

    徐平道：“朝廷取進士，選賢也，通治國之理者用之。科舉之製，其來有自，查其源當起自兩漢察舉之製。兩漢為何用察舉？因其以昭昭天命，大鏡懸天而解民於政之惑。以天命治天下，則民間必有知天命之賢士大夫，以此查而舉之，與其共治天下，此漢之朝廷不敢違天之意也。兩漢其國得自天命，是以天子必孝於天，天則佑之。以廉治國，不敢欺天是也。是故漢之察舉，為舉孝廉，為學者不得不查。”

    “董仲舒一儒生，為求進用，曲改阿附，以天命代人心，使漢借周德。漢興於此，亦亡於此也。此天命，終是借來，借來者豈可久守也？以民聲而應天命，王莽代漢，終至天下大亂。光武帝神武英資，中興漢室，鑒王莽之禍，後漢天命不查民聲，而求之讖緯。讖緯達天命，終是偽詐，以偽詐者為真則國必為人所盜。後漢末年，天下之權漸移入豪室門閥之手中也，天子僅拱手聽命之木偶爾。此天命之偽，天下已曆曆在目，後來者再建天命已無可能。是故自隋起，執政者漸知天命不可複，終求周之真德。德散化仁義入民間，科舉代察舉之製，此其義也。欲以科舉求世間知仁義道理之賢士大夫，以共治天下。”

    “何謂周德？朝廷為天，民心為地，立製度施政治事，使朝廷達於民心。天地相合則德立，德立天下自治。不知民心則有天而無地，地若不存，天又安在？天地之間再無一物可存也。策者，論者，皆朝廷之政也。詩賦者，民之聲也。帖經、墨義，古人之道理所存也。以此知之，當先策，次詩賦，次論，以帖經墨義結之。”

    “為學者當知策、論、詩、賦，其來有自，非文學之謂也，實治國之道也。進士之詩賦不可隻查其四六、韻律，此必擬民聲而為之。是故，策以擬朝廷之政，詩賦擬民之聲而應此策，論則對其論治國之理。此三者通，才可為暫通治國之理，為朝廷之選。”

    這就是道理通了，一切皆通，一切製度都有一個一以貫之的理在。

    用策、論、詩賦和帖經、墨義來取進士，不是考他們的文學水平，而是看他們對治國理政的理解。文學水平要求並不高，最重要的是裏麵反應出來對治國之理的理解，對天下胸懷的感悟如何。這就是從準備隊伍開始，便就貫穿治國之理，一以貫之。不能夠在這個道理之中的人，終究無法在朝廷立足，把個人的小聰明從一開始就防掉。

    漢朝的天命是借來的，皇帝能夠借，就能夠被別人偷。前漢以民聲查天命，最後就是王莽以民聲而代漢，再次走到了上古的禪讓製上去。王莽誌大才疏，其改革最終是激起了天下大亂，光武帝劉秀才有機會光複漢室，把自己的天命搶了回來。如果王莽成功，則漢朝就變回了上古的禪讓製，皇帝的世襲製早早就不存在了。

    劉秀鑒於王莽代漢的教訓，不再查民聲，而是由讖緯中去知天命。讖緯是方士儒生們製造出來的，是一個比天命更假的東西，把假的當真的，漢室天下就被門閥世族偷走。到了東漢的末年，漢帝隻是門閥世族的傀儡，沒有地，那個天就是假的。

    後漢不查民聲，張角應勢而起，得民心而成大勢，天下板蕩。劉備再是英資神武，也無法挽回漢失天下民心的嚴重後果，終於不能再興漢室。

    到了隋唐，都沒有建立起完整的治國之理，製度和政策隨意性很大。黃巢起兵橫掃天下，平黃巢之亂的還是大唐招進來的軍事集團。

    從韓愈柳宗元發端，到了宋朝才真正解決這個一以貫之的治國之理，曆時二三百年基本完成。隻是麵臨著蒙古興起，武德不修的宋朝沒有頂住，最後亡於外患。

    到了明朝，再一次像後漢一樣，不去管宋朝儒學背後的治國之理，把那個假的儒家當作自己的天命。實際上儒學在宋朝基本沒有稱家，隻有道學家和理學家。這個假的天命皇帝能用，別人就也能用，到了明朝後期，跟後漢大權入門閥之手一樣，明朝的大權實際上已經落入了士紳和地方大族之手。沒有民心，政權再是掙紮，也難以守住天下。

    把曆史全歸入王朝更替，完全不管其背後的道理，還是神神鬼鬼。明明每個朝代各有其亡的原因，籠統地歸入階級鬥爭，完全不管跟這個理論不符的事例。有惑不解，疑心而生暗鬼，隻能夠借階級論這尊神，來鎮心中的鬼。

    階級鬥爭當然是社會發展興亡的重要原因，但不能因此就認為沒有其他原因了。這就跟資本主義國家有經濟危機，便就固執地認為其必亡於經濟危機一樣。明明人家在那裏好好的，盲目相信自己所相信的，閉眼我不聽我不信，跟我想的不一樣的都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