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鐵路、交通等問題和現在不一樣了；當幾年後十幾年後的社會存在和現在不一樣的時候。
    必須要用將來的情況，思考將來的政策，而不是以此時鬆遼分水嶺以北的現狀、社會關係的形態、從屬還是被從屬的種種，來製定將來鐵路修通後的政策設想。
    簡單來說，劉玉在扶桑的土地政策，是在維護誰的利益？
    封建是社會關係，資本也是社會關係，最終還是要繞回到維護有利於統治階級的社會關係上。
    很明顯，是在維護工業資產階級的利益。因為，如果沒有劉玉的土地政策，遷徙者，不會從屬於工業資本，他們會跑路，而不是非要在那做工。
    而在大順本土，這種情況又是反過來的。因為極大的人地矛盾，以及“相對過剩的人口”，使得失地流民，會“天然”地從屬於工商業資本，如果有的話。
    其實很多事，揉碎了，就是個社會關係的問題。土地問題，更是非常明顯，很多政策的存在，就是為了維護某種特定的社會關係。
    更多的人，無非還是希望得到好處，得到利益的。
    資產階級假設支持他，那麽他得給資產階級利益。比如說，資產階級想要在路修好之後，圈占鐵路附近方便運輸地區的土地種黃豆，那他就得給政策。
    實學派的那些人，要是跟著他幹，那也得給點好處。
    老馬說：【欺詐讓渡國有土地、盜掠村社公有地、掠奪封建所有地氏族所有地，把這一切在無所顧忌的恐怖之下，轉化為近代的私有財產，這都是原始積累的方法。這些方法，給資本主義農業以活動的領域。】
    李欗支持劉玉在扶桑移民的政策、也支持在“荒地”地區的資本主義農業發展，甚至他的開拓思路就是資本主義式的。
    但是。
    劉玉很清楚。
    李欗，首先不可能是一個偉大的資產階級的革命家，一切以為實現資本主義秩序在世界或者在大順的建立而奮鬥。
    其次，他更不可能是一個以三萬萬大順的百姓的福祉而努力、一切為大順小農的生活水平提升而為奮鬥之目標。
    所以說，即便他支持，甚至說開拓思路，是明顯的逆練老馬的資本主義式的。
    但是，他的目的，並不是前麵說的那兩種目標。
    即便不考慮他自身的野心，或者說即便認為他不是個純粹的野心家。
    那麽，他的思路，仍舊是明確的：
    九州之內的人地矛盾已經這樣了、繼續按照舊的方式統治下去，指定要完。
    一旦完犢子了，他這種正兒八經的“與國同休”的，肯定要跟著完犢子。
    李欗是不認可階級矛盾的，或者說他不是以這個思路來考慮問題的。
    他把大順的問題，濃縮成抽象的“人地矛盾”，亦即“人均土地不足”的矛盾。
    在這種思路下，他和老皇帝的“王謝燕、百姓家”的思路，本質上是一樣的。
    無非就是老皇帝認為，要提畝產；而他認為，提畝產現在不現實，不若提升土地總數。
    所以，他為什麽支持資本主義式的農業開拓？為什麽思路如此？
    不是因為他是偉大的資產階級的革命家，要為全球建立資本主義的秩序、甚至他自己說的“新禮法”天下而努力。
    而是因為，這種方式遷民，最效率。
    目的，是遷民。
    怎麽效率怎麽來。
    資本主義相對於小農自行遷徙，效率嗎？
    就劉玉之前搞得幾次改革，不管是下南洋還是移扶桑，顯然，都非常的效率。比之小農的自發遷徙，可謂是效率了幾十倍。
    那麽，是否有更效率的方式？
    理論上，有。
    實學激進派的靠國家控製龐大的土地收入作為資本，國家的全部施政重心，都放在移民、墾殖、占地上。
    但是，這種理論上更效率的方式，李欗不可能接受、也絕對不敢接受、更絕對不可能成為全天下舊的鄉紳士大夫地主勢力的眼中釘肉中刺。
    他或許羨慕劉秀、羨慕朱棣，但是，絕對不可能把自己定位成王莽。
    所以，他會選擇相對來說比較效率的資本主義農業的開拓模式，從而試圖迅速解決九州內的“他認為的最大的矛盾”——人地問題。
    為什麽會這麽想，除了前麵說的他屬於是統治階級中看到危機的那些人的代表之外，還有個更重要的原因。
    此時，中國二字的“中”。
    尤其是大順下南洋、打贏了一戰、在阿拉巴契亞山劃線之後。
    這個“中國”，不是簡單的國家概念、地理概念。
    這個“中”字，是個確確實實的“國際政治秩序”的“中心”的意思。
    誰掌握了九州，誰穩定的九州，那麽誰就世界政治秩序中心的天子。
    用一些很傳統的朝貢體係來說。
    誰能在九州完成大一統，那麽誰就是“天下”的天子。朝鮮等藩屬國，會自發朝貢。
    天子的核心，是九州的皇帝。
    隻要九州內部不亂，憑著此時大順已經打贏了一戰、在阿拉巴契亞山劃了線的態勢，一切都是小事。
    扶桑西海岸，現在也就是個附屬品。南洋，更是徹底和九州綁定。
    所以，一切的關鍵，在於九州之內。
    而九州之內，在李欗看來，最大的問題是啥？
    人地矛盾。
    所以，一切以“解決九州之內的人地矛盾”為出發點。
    在此目的下，怎麽快、怎麽效率、但又不至於引起大亂，便是最佳選擇。
    至於什麽那種模式，到底要走尹裏奇說的“普魯士道路”還是“美利堅道路”， 那都無所謂。
    怎麽快，怎麽來。
    怎麽能快速穩住局麵，怎麽來。
    怎麽能快速達成每年從九州核心區遷走百十萬人口，怎麽來。
    也即是說，不管怎麽樣，李欗是要“改善”九州之內的小農生存環境的。不管是輕徭薄賦、亦或者贖買自耕、亦或者其餘怎樣，都有可能。
    但是，一旦出了九州基本盤，去了扶桑、去了鬆遼分水嶺以北、去了南洋，那邊愛怎麽來怎麽來。
    說句難聽的，要是那邊能搞奴隸製，說不得李欗都得支持奴隸製，他甚至可能主動把人賣到扶桑賺銀子。當然這可能是誅心之論，畢竟此時的現實並無這樣的條件，但他的思路，在劉玉看來是非常明確的。
    亦即是，他和劉玉的隱藏分歧：他沒經曆過未來，所以內心潛意識裏其實並不相信劉玉說的工商業容納大多數人口的未來。
    而他對於開拓的思路，雖然是標準的資本主義農業的思路。但是，這是手段，而非目的，他的目的仍舊還是解決他認為的“人地矛盾”問題。某種程度上，他或許認為，要是人均三十畝地，那麽就算存在租佃製和土地兼並，那也問題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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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是一個李欗自己想不想搞成這樣的事。
    而是，他如果想要幹點什麽，他自己就是個屁。
    總得需要有人支持。而有人支持、或者有人跟著他幹，那這就得給人回報。
    比如說，現在大順從下南洋開始到一戰結束，崛起的這批軍功新貴族。
    此時此刻，說你們有功，按照傳統，有功封賞賜地。皇帝說，我看這烏蘇裏江畔土地甚多，一家賜地萬頃以酬功吧。這些新的軍功貴族，隻怕當場就要在心裏罵兩句：有功而不賞，非人主也，你在那賞我萬頃土地，都不如在京城旁邊賞我3000畝地。
    但是，如果修通了鐵路，類北美鐵路事，賜地1.18億英畝、約7億畝土地於鐵路兩側。哪怕是和之前同樣的土地，那肯定就完全不一樣了。
    恩格斯說，土豆，以及土豆釀酒法，拯救了普魯士的容克們，使得他們在新時代完成了轉型。
    那麽，可以不可以這樣認為，假如鐵路修通，鬆遼分水嶺以北的大豆，和大豆榨油壓榨豆餅產業，會催生出大順的一批轉型的軍功貴族？
    否則，這就又是刻舟求劍。
    那麽，李欗考慮的鐵路修通之後的問題時，就必須要考慮清楚。
    固然說，實學派裏可能有一些人，是以天下為己任的，覺得繼續這麽搞下去要完，必須要進行深入的變革。出於這一點，可能會支持李欗。
    但這種理性主義者，畢竟是少數。
    但問題是，大順的情況在這擺著。比如說，一些和尚廟周邊的“周圍十八裏，都是老丈人”的傳說。佃戶說，法律沒有除夜權或者人身依附這樣的義務。但是和尚說，說得好，你是懂法的，那你別租我的地了，餓死吧。
    當人地矛盾到了極致，而工業又沒發展起來的時候，甭管說法律沒有規定各種從屬依附關係，大部分人也會呈現出一種“自願”依附的狀態。如果不能達成這種“自願”從屬的狀態，才需要出台嚴苛的法律、特殊的政策，來以國家強力維係這種社會關係。
    比如俄國的農奴製，當然要維係這種特定的社會關係。因為貴族打了半天仗，封了一大堆地，可是俄國那種蠻荒之地、地廣人稀的現實，隻給一堆地，不給人，根本就無法維係農奴供養貴族的社會關係，所以必須要搞農奴製，讓農奴從屬於土地、而土地從屬於貴族。封地不封人，等於不封地。
    比如大順原本的租佃製，則就不需要出台過多的人身依附的法律，甚至隻看律法，似乎人身依附程度，在逐漸減輕。
    俄國的農奴製如此，漢密爾頓的土地大塊售賣製意圖如此，後來的南方州黑奴逃奴法如此，亦包括說劉玉在扶桑的荒地售賣貨幣化、迫使遷徙者必須做幾年工資勞動者的政策，也是如此。
    撥開迷霧，要看清楚，這些政策、這些律法，是為了維護或者強行創造“什麽樣的社會關係”，然後也就知道，這些政策和律法，到底是在維護哪個階級的利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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