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而，西北邊塞，不是沒有好東西。
    大黃、駝絨、細羊毛、銀鼠皮等等，這都是好東西。
    在幾十年前，甘肅青海的大黃、細絨駱駝毛、羊皮等，要運到天津，是一場不亞於哥薩跨越西伯利亞弄毛皮的艱難旅途。
    那麽，在大順北方，蒙古地區，那就真可謂是商業資本主義的極致表現了。商業資本占統治地位下的劫奪製，當真是演繹的淋漓盡致。
    要用皮筏子，順著黃河，尤其是艱險的寧夏段，激流2000餘裏，先抵達河套。
    到了河套後，再用駱駝隊、馬隊等，運到通州。這玩意兒要分旱季雨季的，雨季用馬、旱季用駱駝。
    如果說，爪哇南洋地區，還能算得上有點工業資本的思路。至少是以發展生產力、擴大生產為目標的。
    蒙古地區，不比別處。
    譬如法國，畜牧業也不差，也很發達。
    譬如潘帕斯草原，畜牧業也確實發達。
    問題是，法國當做牧場的地，潘帕斯那種年降水量在900毫米的土地，在大順，早就被當成耕地了。
    而蒙古地區，純純地是被農耕擠到了400毫米等降水線以北，甚至因為這幾年氣候轉暖、以及一些抗旱作物的種植，農耕區不斷北移。
    這也使得，蒙古地區的經濟結構，極為單一，且極為脆弱。
    經濟結構單一且脆弱，那麽社會分工也就還早，手工業發展什麽的最多也就想想。
    啥都缺。
    布匹、鐵鍋、絲綢、茶葉、糖……甚至於，如今連批量製造的銅佛像，在這邊都賣的相當好。
    然而蒙古人手裏又沒有錢。
    搶……燧發槍時代了，搶錢的時代過去了。
    那就隻能換。
    商人們倒也不急著要現錢。
    春天來的時候，你賒了多少東西，咱們定好了你用多少羊來還；秋天回去的時候，把你欠債抵賬的羊牛馬趕走。
    這裏麵，顯而易見地能看出來問題。
    春天的羊，和秋天的羊，是一個羊嗎？
    或者說，一個小牛犢，和長大後的牛，是一個牛嗎？
    從生物的角度上講，是。
    從商業的角度上講，顯然，不是。
    這是一方麵。
    另一方麵，蒙古地區的經濟結構單一且脆弱，所以社會運行和大順這種理論上是小農國度的情況，完全不同。
    各個部族的首領，類似於歐洲的封建主。
    下麵的牧民，倒不如說是農奴或者牧奴。
    這些大大小小的封建主，向大順皇帝效忠，按照封建分封那一套，各自分好自己的地盤草場等等。
    同樣的，這些大大小小的封建主，得向最高領主履行封建義務。
    在大順內地，是郡縣製、畝稅。
    而在蒙古地區，則基本還是封建義務製。
    封建義務這一套，隔壁幕府就搞得有模有樣。大順這邊也差不多：各個部族的首領，時不時得入京朝貢，在京居住一段時間。
    入京……京城居，大不易。你入京，不得講排場、不得花錢？
    沒錢，那不得借啊？
    借，自然是和在蒙古地區買賣最大的商會借。
    利息，肯定是按照《大順律》走，絕對合法：36，最多三年，連本帶利兩倍即止。若兩倍即止，還不還，則本息合計為新本，再按照36的年息還。
    除此之外，各個部族得出丁、徭、役。
    比方說，驛站、邊防、巡邏、戍邊，這些義務，是要花錢的。
    花錢，沒錢就得借。
    借了，就隻能借合法的最高利率，低了壓根借不著。
    借錢，又沒有金山銀山，拿啥還？那不就隻能拿牛馬羊等來還嗎？
    而商會在這裏，實際上賺了三份錢。
    借的錢，總要花了買東西，所以還是買我的東西。這是一份錢。
    借的錢，得按照大順律的頂格利息算利率，三年翻番。這是一份錢。
    遷牲口的時候，牲口是按照春天定下的數量，秋天再弄走，那這一個牧期的長膘，又是一份錢。
    一般來說，這種事若在中世紀，實屬正常。
    就和歐洲的領主和猶太人一樣，借錢，不想還，那就殺猶、驅逐猶太人唄。
    然而，問題在於，在這邊做買賣的，可不是無力反抗的猶太人。
    其幕後的資本，那都是京城的勳貴、軍事貴族、禦用大商人、皇族等等。
    這就沒辦法了：想欠債不還？行啊，打進紫禁城來囚禁債主嘛。
    問題不是打不過嘛。
    尤其是鐵路修到了張家口繼續向北之後，上次叛亂火燒商鋪的事一出，這邊鐵路直接把兵運過去，迅速平息了事端。
    某種程度上講，在蒙古地區活動的商會，就是大順的東印度公司，而且顯然還是轉型前的、以商業資本主義劫奪為目標的那種原始東印度公司。
    這和大順在南洋等地的手段，就完全不同。
    一個是無意識的工業資本主義思維；另一個則是無意識的商業資本主義思維。
    當然，最主要的問題，在於大順麵對爪哇的土地，印度的土地，總能知道可以嚐試著試試自己熟悉的辦法，畝稅製。
    可麵對著蒙古遊牧區，大順這邊也著實隻能如此，根本無法從根源上解決問題。
    因為，這要從根源上解決問題，那要辦的事可就多了去了。
    改土歸流、劃分牧場、取消血緣繼承、重整和蒙古貴族的關係等等，一堆堆的事，遠不是說一場簡單的改革就能解決的。
    當然，朝廷也樂於如此。怎麽看，蒙古各部，都在“私有製的欠債還錢天經地義”的規則下，實質上被大順這邊的商業資本所掌控了。
    隻要大順有本事、有軍事力量，保證欠債還錢天經地義的規則——李自成起義的時候，明顯是反這個規則的，但顯然此一時彼一時——那麽實質上，大順就牢牢拿捏住了蒙古地區。
    當然，這種事也十分正常，非常容易理解。
    很多人以為的資本主義萌芽，是萌芽了、發展了，於是蒙古地區放羊剪羊毛、把羊毛賣給萌芽區發展紡織業、然後再用羊毛的錢換回所需的生活用品。
    於是，在偉大的資本主義萌芽下，一切都欣欣向榮。工業發展起來了、市場擴大了、生產力提升了……
    然而，實際上的資本主義萌芽，則是：高利貸橫行、劫奪製、商業掠奪、壓低價格、低買高賣、強取豪奪、軍事鎮壓。
    竭澤而漁到，蒙古地區一些部族欠的債，把部族所有的羊都賣了，都未必還的起。而很多地方的羊，還沒生羔子呢，就不得不拿去抵債了。
    本來這就是很正常的事。
    荷蘭的商業資本主義就是這一套，在本國如此，在南洋也是如此。總不能說荷蘭都不叫資本主義吧？
    大順在蒙古地區搞得這一套，肥了許多人，也促成了華北地區一些地方的棉紡織業、皮革業、毛毯業、毛紡織業的發展。
    而通過這種原始積累拿到了第一桶金的京畿區的資本，又把他投入到諸如包買製的棉紡織業上，用印度爪哇的棉紗發展華北的家庭分散的織布行業，依靠著北部市場大行其道。
    大順南北兩個金融中心的格局，已經逐漸成型。
    但也意味著，舊天下，無法和平地、不過於流血地過渡到新的天下。
    最內核的大順內部的小農地主問題，還未觸碰。即便隻看外部，已然是從歐洲到印度、從南洋到蒙古，各地都已經矛盾叢生。而且，都是些之前並未出現過的、讓這群人有些無所適從、有點不太會以史為鑒的新矛盾、新問題。
    再加上，朝廷的都城在京城，是以在天津周圍也鼓勵發展諸多重工業。煤、鐵、造船、軍火等，亦是蓬勃。
    這些好的方麵，自然算是彰顯了資本主義的偉力。
    不過這不算什麽。
    鐵路的出現，改變了這一切。
    運輸費用降低了，蒙古地區的原材料可以方便地運來了。
    以蒙古地區的羊毛和駱駝毛為原材料，呢絨、毛毯、氈子等紡織業，也迅速發展起來了。
    一方麵靠海外市場。
    另一方麵，自是靠政府的訂單扶植，尤其是軍裝毯子帳篷等等。
    但之前的問題，就是運不出來。這不是說就地生產，就算你就地生產，那麽你生產出來的東西，不還是得運出來嗎？
    到了通州，再把這些貨物，走北運河。要是趕上旱季、枯水期，那麽北運河實際上也是走不了的。
    真正能彰顯其偉力的，還得看壞的那方麵。
    大順的商業資本，在鐵路修通後，用了二十年時間，就用劫奪製創下了奇跡——高利貸的利息，已經讓蒙古地區陷入一種竭澤而漁還債的狀態，大量的羊才成年還未產仔就得還債；更是直接逼反了一部分蒙古人，燒商店、殺商人、造就了喀爾喀部的一場大規模叛亂。
    隨著李欗的邊疆鐵路計劃的實施，從京城延伸到張家口、乃至於河套的鐵路，使得天津這個港口，總算是可以說自己能輻射小半個塞外了——另半個，是鬆、遼水係平原，和天津關係不大。
    要想富，先修路，這是個聽起來似乎尋常的口號。
    而這場劫奪製的淋漓盡致的終點，就是這一次劉玉的棺槨走海路的終點，天津。
    自從當初大順廢漕改海定下來之後，天津的地位就已注定。但要說天津這些年的發展，終究還得說一句，李欗上台後砸鍋賣鐵、靠著賤賣國有土地的方式猛搞基建修鐵路，才算是讓天津擺脫了鬆蘇的附屬地位，真正成為了大順在北方的港口城市。
    但若看一看這些年大順的一些變化，便可直到這句話本身，一點都不尋常。
    比如，皮、毛、大黃，這些絕對算得上是大宗物資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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