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說，歐洲那邊，新教徒、清教徒……實際上，原教旨這個詞，本來就是形容他們的。理論上講，大順這邊至少和天主教還能聊一聊，但和新教清教這群原教派，那真是一點聊的可能都沒有……故而其實他們也算是托古改製。
    到啟蒙時代，托古改製，在歐洲實際上已經走不通了。因為……托古，隻能往聖經上托。而啟蒙時代，聖經本身已經快要圓不上了。
    王安石說，不是儒家才是政治正確嗎？好啊，我用《周禮》改製，你們反對能怎麽辦？你蘇子由也隻能寫文章，先證明《周禮》是偽書、不可信，然後才能在理論上反駁我。否則，理論上我就是正確的。
    並且這個“先知”，一生為臣，但在不問世事從赤鬆子遊之前，卻說了一些明顯超越了“臣子”這個範疇的關鍵的話，並且留下了文字的東西。
    隻不過。
    人的壽命太短、而過去的曆史又太漫長、考古學也不發達——至少在事死如事生的這邊，你去挖人家祖墳、或者去刨人家陵墓，肯定是不行的。
    這個“先知”，此時確定已死。
    從某種意義上講，他解決了一直在理論上卡著大順的“本末”問題。
    雖然扭曲的連生產是為了生產這樣的水平都沒有。
    但在此時，扭曲成這樣反而是有利於傳播的。
    糧食是為了填飽肚子，人們用糧食而不是愛糧食，所以工商業隻是對糧食的一種分配，這句話算得上是大順發展工商業的“理論基礎”，也算是大順這邊一種類似“重農主義”的東西。
    這句話本身包含兩個意思。
    第一：談分配，首先得生產。
    第二：生產夠了，工商業作為糧食分配手段，可以容下足夠的人口。
    這，才是劉玉鼓吹在大順發展工商業的基礎。
    跑到古代，對著最基本的糧食都不夠吃的皇帝，不提出一個基本的可自洽的邏輯，上來就猛吹萌芽、重商……多半會和麵對著連綿不斷農民起義的皇帝對著自鳴鍾覺得這玩意兒是奇技淫巧差不多的結果。
    老馬說的很清楚了，商業資本，未必就一定會改變生產力。更大的可能，是在現有的生產力水平下寄生，比如包買製、劫奪製等。
    而這邊重農輕商，又不是因為古人都是傻子，純粹是因為早就發現商業資本作為一個獨立的資本存在時候表現出的極強寄生性而已。
    人家李悝的原話明明是說搞奢侈品會影響麻紡織業，而鼓勵奢侈品是要出事的，結果被扣個重農輕商的帽子。托馬斯·萌，說政府應該出台政策，抑製國內的奢侈品和浪費，這可不是無名小卒，他被《國富論》稱作“成為其他一切商業國家的政治經濟學的基本準則”。
    桑弘羊多明顯的重商主義傾向卻被扣個重農輕商的帽子——啥叫重商主義？亞當·斯密描述的，英國沿海的牧民私自賣羊毛，抓到就砍手、再犯吊樹上，那就叫重商主義；英國商船敢私自跑到好望角以東，抓到就直接擊沉，貨物和英國政府對半分，這才叫重商主義。
    這邊曆朝曆代把重商主義搞得相對來說靠近的，算是恨不得放個屁都收稅、拉個屎都專賣的宋代。
    拉個屎都專營管控，那才叫重商主義。
    工商業不收稅，國內玩自由貿易，那叫重農主義。
    走到此時，生產力的發展，和宋代已經不可同日而語。
    生產力更加發達，再搞宋代那種重商主義，已經玩不轉了。這不是個簡單的組織術問題、或者說政治構建倒退的問題，而是生產力發展到明中期那一步後，重商主義在國內已經完全搞不了了。
    重農學派說“以中為師”，並不存粹是空想出個理想國。而是實實在在有這麽回事的。
    故而，在這種條件下，大順的問題不是辯什麽重商主義還是重農輕商，辯也不是不能辯，法國的重農主義學派，本質上就是輕商的——土地才產出價值，工商業吊毛都不是，隻是把土地產出的東西變了個形狀模樣，毫無價值，所以壓根不用管他們。都已經“毫無價值”了，這還不叫輕商？
    這種辭藻大於實質的爭論，在大順毫無意義。
    真正有意義的，是怎麽改變“商業資本老琢磨著寄生在舊體係上”的問題。引導商業資本喪失其獨立性，成為資本社會的“資本”這個生產要素的一部分——黑馬是馬，而不是白馬是白馬、黑馬是黑馬。
    而解決的最終方案，換句話說，叫“資本的平均利潤率”的問題。
    那麽，從這一套上，也一樣能推出大順內部的問題——均田。
    怎麽解決買地囤地收租的利潤過高的問題？
    劉玉沒這個本事，最終解決方案是工業極其發達、種地不補貼根本賠的褲衩都輸光，那是治標治本的解決方案。
    顯然，劉玉肯定沒這個本事。而且，1860年，英國以第一次工業革命之力，製霸七海，以至於工人都貴族化的時候，全世界的市場，對印度極致的壓榨，一共養了幾個工人貴族？不要說全國那接近世界五分之二的人口，隻說夠不夠大順一個山東省的人口？
    那既然沒這個本事，換個思路行不行？
    不能解決商業資本往耕地上跑的問題、或者說工業資本的平均利潤率比不過買地收租。
    那麽，均田後，搞天朝田畝製度，禁止土地買賣，行不行？
    的確，兼並土地的收益率高，那麽直接出行政命令，禁止兼並行不行？
    既然說，英國能靠棉布禁令、愛爾蘭羊毛法、商品列舉法、航海法等，把本國的棉紡織業搞出來，搞成工業革命的支柱力量。
    那麽，大順靠田畝製度，讓資本禁止往耕地上流，讓商業資本而是往工業上流，最終通過工業發展，消滅商業資本這個單獨存在的東西，讓黑馬變成馬，日後白馬、黑馬、黃馬，哪個快騎哪個，從而逼出來一套讓世界其餘國家絕望的工業力量，行不行？
    實質上，劉玉的工商業未來的思路，一直都是圍繞著這個目標的。
    隻不過，為了達到目標，走看起來最短的直線，在現有條件下，恰恰是最艱難的。
    所以，他才曲線繞圈，故意曲解老馬說的【分配本身就是生產的產物】裏麵所闡述的生產關係和分配的關係。
    扭曲成“糧食是為了填飽肚子，人們用糧食而不是愛糧食，所以工商業隻是對糧食的一種分配”。
    由皇帝最擔憂的造反問題、江山不穩的問題為出發點，從“人吃不上飯可能會造反”這個經濟學基本不說的道理出發，把糧食和工商業發展綁定在一起，混淆視聽。
    隨後的改革，劉玉讓大順的農業生產力提升了嗎？
    實際上，刨除掉黃淮水患的因素，基本上沒提升。
    那為啥幾乎一年一賑的蘇北地區不需要賑濟了？
    因為大順造艦、軍改，所以朝鮮、日本、南洋的可作為商品的稻米，都可以算作大順的稻米。
    於是在軍艦和刺刀的支撐下，劉玉似乎給大順的許許多多人展示出他的話，是對的——工商業，真的能吃飽。
    這句話的本質，是對外擴張、殖民，確實能解決吃飯問題。
    但是，用的是工商業的掩護和混淆。
    他為什麽非要先造艦、軍改、擴張？而不是在大順內部，上來就辯經否定“重農輕商”、“重本逐末”？
    因為他上過小學，算了算，按照人均560斤糧食的聯合國定的溫飽線，就大順現在的人口、耕地、畝產、技術水平，絕對會狂打他的臉。
    並且他也清楚，在18世紀，東亞和西歐的生產力水平，絕不是東亞生產力落後，不閉關鎖國就會被生產力發達的歐洲衝死。這純粹是刻舟求劍，拿20世紀初的劍，劃18世紀的船。
    真正的問題，是歐洲的商業資本，反動透頂，想吃獨食。歐洲的手工業，阻礙進步，非要出台各種限製令。
    所以，要分析問題，才能解決問題。分析問題都分析錯了，多半會得出一個錯誤答桉。
    既然分析問題的思路對了，那麽怎麽才能爆錘歐洲反動的商業資本？怎麽才能廢止英國阻礙自由貿易的行政法令、商品列舉法審查？
    造艦。
    造艦、下南洋、伐日本、打一戰，一氣嗬成，反過來又驗證了劉玉在大順的“預言”——工業是未來。
    雖然，這相當於是拿黑馬跑贏了黃牛，來證明黑色比黃的快——比如說，四十多年前，大順的棉布生產水平並麽有顯著的提升，但卻明顯改善了鬆蘇地區的生活水平。劉玉借此大談工商業的偉大意義，但仔細想想，鬆蘇紡織從業者生活水平第一次提升，貌似和工商業關係並不大，而純粹是大順造艦下南洋，爆錘了荷蘭，搶奪了由荷蘭開拓的南洋棉布市場，由此毀滅了蘇拉特的棉紡織業、順帶搶到了南洋的稻米大宗定價權……
    但是，劉玉非說黑馬跑贏了黃牛，是黑色比黃的快，至少他是這麽解釋的。於是，這也讓大順內的很多人，確信未來還有工商業發展這條路，劉玉說的工商業是分配糧食的一種手段不無道理，貌似也說得通。
    既如此，好像未來真的可以照著工商業容納上億人口的思路，朝前走。而不是困在李剛主等輩一直繞不出的“工商業容納不了那麽多非農業人口咋辦”的絕望。
    古人說，百畝之田、五口之家，人均二十畝地呢。你井田能複古，可你這人均20畝地怎麽複古？隻要一複古，就能變出來地？還是隻要一複古，畝產立刻提升500？
    故而，對未來的設想、幻想、或者說可以在此時語言和物質條件下理解的不那麽空的空想，也隻剩下了劉玉那一套東西。
    老馬說：【分配本身就是生產的產物】。
    但顯然，這套東西，在大順是不可能用的，也根本沒法用。
    因為大順不久前才打贏了一戰，並且也完成了環球航行，於是地球多大已經確定、現存的國家裏沒有一個有資格當理想國的——是都1750年了，居然加上休耕才種1收6.3實則等於年均春種一顆種、秋收三粒麥的法國農業配理想啊？還是和印度都玩不起要考行政命令禁止穿棉布才能撐得住的英國工業配理想啊？還是那群跑到北美清教徒的“耕者有其田、有形聖人教化、仁愛相親”的複古配理想啊？
    既然外部沒有理想國。
    大順自己這邊複古那一套，實際上也是搖搖欲墜——由內而外的扯犢子，大順這邊不正確；由外而內的關鍵，那些製度、典章等，一堆玩考據學的出書證明多半都他媽假的。
    而且更為現實的問題，是大順人口激增，複古一派無法解決一個問題：即，即便按照你們說的，王政複古了，井田了，人均3畝地，就算十一稅都免了，你能保證吃飽了？
    於是，隻能選擇“現實存在的理想國”、“托東改製”、“借外諷內”、“構建出一個現實存在，但一般人看不到摸不著、一旦親眼看到或者觸碰就會破碎的理想國”這一套。
    故而，這邊過去能、也隻能，托古改製。
    而這套東西，此時說出來，太難懂。甚至其實放到後世，識字率普遍提升，對著這個望文生義理解的東西，和老馬講的生產關係的意思都不搭邊。老馬說的重點從不是純粹生產，而是說生產關係和分配。
    劉玉說一半、用一半，解決了一個大順這邊必須不能繞過去的問題——他把【分配本身就是生產的產物】，扭曲成了“糧食是為了填飽肚子，人們用糧食而不是愛糧食，所以工商業隻是對糧食的一種分配”。
    當然，大順這邊可能並不太熟悉“先知”這套東西。
    那麽，換個說法。
    並且，這個“先知”，在不問世事之前，留下的文字東西的最後所有者，便是此時的皇帝。
    而此時的皇帝，年事已高、焦頭爛額。
    王莽改製前，忽然出現的《周官》等一係列“聖人所作、但被焚書坑儒都燒沒了、幸而在牆縫中有一套而得以現世”的東西，有啥區別？
    王莽說，這就是聖人先王的製度。周公還能從墳裏跳出來，否認三連：我沒有、我不是、別瞎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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