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法製設計，遵循的原則是：“法無明文禁止可行之，道無理教所違可由之。”

    這和西方近現代普世法製設計的“法無禁止即可為，法無授權不可為”既有相似之處，又有很大不同。

    法製設計的兩個規範對象，一是私權，二是公權。也就是私人什麽該做什麽不該做，政府什麽該做什麽不該做。其核心前提是法治：法律至上。

    崔秀寧當然很清楚，法律至上的法製設計思想，其利弊所在。

    優勢很明顯，就是達到了私權和公權上的平衡，公權為合法私權服務，概括理解為：合法的公權既保障合法私權之權。

    也就是法律至上，私權為重。

    體現了以人為本的皿煮自由主義。

    按照這個理論，政府完全是為了保障合法私權而存在。政府的公權力必須受到合法私權的嚴格製約，凡是沒有明確法律授權的，政府就不能幹。即“法無授權不可為”。

    這種理論的發源基因其實非常古老，就是古代西方海洋商業社會的“無政府自由主義”。

    在他們看來，政府公權力的出現，隻是無奈之舉，是仲裁大家私權力的公共契約，是底線保障體係。

    所以法律至上，是以私權為前提的。法律追求，是最大限度的實現最公正的個人私權。

    這就是後世西方人為了皿煮自由無所不用其極的內在原因。

    那麽，西方這種法製設計的弊端又在哪裏？

    李洛和崔秀寧都認為，是對“公”的解讀有誤。

    西方把“公”，當成私的附庸，或者私的對立。公私權力之間，被定義為零和關係。

    對“公”的解讀出現偏差，是造成後世西方一係列社會治理難題的根本原因。使得因為私權對公權的製約，導致私權的惡性變異。

    比如，一個連殺幾人的罪大惡極的罪犯，竟然不判死刑，甚至還要進行人道關懷。

    道德是私權的質量，是私權的審美。可西方以法律為唯一懲罰依據的思想，造成普遍的道德滑坡，反過來千方百計操作法律，利用法律天生的漏洞。

    是不是犯罪，不在於有沒有做壞事，而是在於，法律能否在程序中認定他有罪。西方現代經常發生大家都知道某人做了壞事，但法律層麵卻無法定罪的案例。

    因為法律的表現形式是量化的。既然是量化的，那就必然有約束漏洞。也就是“法網必疏”。西方越是有錢人，就越是能利用資源尋找放大漏洞。

    可在李洛和崔秀寧的眼中，用華夏傳統哲學思想和道家佛家的理論解讀，公又是什麽呢？

    公是大公，公也是大私。

    公是大私，私是小私。

    大私又是什麽？無私。

    這就是道之陰陽的轉化衍生。西方人怎麽會明白呢？

    簡而言之，公權力的存在，遠不僅僅是保障私權，還要優化私權在質量、時間、空間上的彈性和精神物質上的文明高度。

    公權是為了更多的私權，更大的私權，更好的私權，更長久的私權。所以是“大私”。

    當私權和公權發生衝突，私權就要讓步。當更多的私權和公權衝突，那麽公權就不再是公權，而是轉變為私權，新的公權產生。

    這就是陰陽轉化。

    本質是道，不是法！

    公權力不需要刻意製約，公權力隻需要保持不變質即可。也就是，隻有變質為私權的假的公權力，才需要製約。

    保持公權力不變質的力量，就是道，不是法！

    這就是“法無明文禁止可行之，道無理教所違可由之”。

    公權力的判斷標準，就是道，道德。

    倘若一個衙門，在符合道德的情況下，越俎代庖行使超越職責範圍的權力，那就是合法的公權力。

    拿大唐來說，警部的職責隻管治安，不管工程水利。可倘若警部發現工程出現問題，就能超越職責範圍，參與行使對工程的公權力。

    這就使得，工部不能完全壟斷在工程建造上的權力。

    禮部不管不管監察。可倘若禮部發現在監察上的問題，也可以超越職責行使監察上的權力。

    在大唐，部門的公權力不是專管，而是主管。專管的意思是，隻有我能管。主管的意思是，主要是我管。

    任何部門都沒有權力專管。因為專管就是對某個領域的權力壟斷。就是因為你是警部，治安領域就完全是你來管？憑什麽？就憑你掛了警部的牌子？不行。

    就是因為你是財部，財政的事就完全你來管？不行。

    你掛個禮部的牌子，就能壟斷禮製教育之權了？不行。

    個人沒有治安執法權，也沒有監察權，可隻要發現相關問題，就能越俎代庖，行使治安權和檢察權。

    而到底是不是在合法行使權力，判斷標準隻有一個：符合道德。

    那怎麽看當事人是不是真的符合道德呢？

    簡單，就是看你所做的事，你做事後產生的後果，是不是符合道德要求。

    一個人可以逮捕不法分子，可以舉報偵查貪官，前提是你做事的過程和後果，是好還是壞。

    你抓錯了人，舉報錯了人，你說你好心辦了壞事，那不好意思，你就要受到懲處。

    因為你的結果，沒有符合道德要求。

    你一家學堂，逮捕了犯罪分子，那沒問題，你是在行使公權力。可要是這家學堂抓錯了人，那麽學堂就要受到懲罰。

    這就是大唐的公權力，聽起來是不是很霸道？

    其實，華夏古代政治，一直是這麽幹的。

    族權行使的，就是一種公權力。在華夏古代，所謂的公，從來就不是朝廷和官府壟斷，其判斷標準是公心。也就是所謂“為公為私”。

    宋朝各部門的相互彈劾和職責上的重疊，也是這種公權力的體現。隻不過，趙官家這麽幹是製衡權術，而李洛這麽幹是為了各部門相互監督。

    那麽華夏古代以封建道德為依據的法律，是不是落後於時代呢？是不是不能進化出比西方更好的法製體係呢？

    當然不是。

    比較一下就知道了。華夏後世的治安環境，很明顯比西方好，而且還是發展中國家。

    為什麽？

    就是因為古代德治法律體係的慣性影響。說句不自誇的話，中國人的道德價值觀，一貫就比西方強。

    李洛和崔秀寧完全能在華夏傳統的基礎上，搞出比後世西方更好的法製設計。

    華夏這樣的文明，要真是如此不堪，那早就煙消雲散了。

    自己搞出一套東西，成為將來的世界普世價值，不好麽？

    對公權力的製衡，完全可以通過各部門的相互製約監督，打破官官相護的習俗。弱化黨爭和路線之爭，代之以部門之爭，更有利於吏治。部門之間相互找問題，官員貪腐就更加困難，濫用職權、不作為、官道失貞等行為就更容易暴露。

    這難道不比“法無授權不可為”強？

    “法無授權不可為”，並沒有推導出“法有授權必要為”，政府完全可以推卸責任，裝聾作啞。後世西方政府信奉在管理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甚至放任自流就有依據了。

    曆史選擇西方文明難道是注定的？無非是後世西方發達了，先製定了標準，掌握了意識形態的霸權而已。

    兩人要是在古代就處處學西方，那也太low了。反正，大唐不能在後世出現一條鐵路因為私人反對就修不好，手段殘忍的殺人犯還能繼續活命，出現重大疫情無法管控，明明是發達國家卻治安長期惡化的情況。

    就是到了積貧積弱的晚清，西方已經占據壓倒性優勢的情況下，曾李左張這些人傑，也仍然主張中體西用，難道一定是錯的？他們都是傻子麽？

    他們失敗了，不代表中體西用就完全不行。和魂洋才就行，中體西用就不行？要是滿清是漢人王朝，是不是結果就有所不同？

    至於讓全民參與監督的銅簋製度，難道一句“告密成風，人人自危”就抹殺了麽？

    銅簋製度的本質，就是後世的檢舉揭發製度，作用又類似後世的攝像頭監控體係。後世任何單位，哪怕是一家國企，都設有檢舉揭發製度。

    這就是為何崔秀寧沒有限製銅簋設置權限的原因。理論上說，就算是民間商社組織，內部也能設置銅簋！

    這的確造成了告密成風，可好處卻遠遠大於弊端。這是對掌握權力資源者的製約。不然，發生了不法之事，朝廷能有那麽多眼睛盯著？

    後世老虎和蒼蠅落馬，大半都是因為舉報揭發製度起的作用。還不能說明問題？武周時期，反對武則天的那麽多，卻始終成不了氣候，銅簋起了多大的作用？

    所以，司婦寺沒有越權。因為風月場所本就是司婦寺的管轄範圍。要是風月場所不設置銅簋，崔秀寧反而會覺得辛苦這個寺卿當的不夠好。

    大唐的各種銅簋，都是寫有各官衙名稱的。有人把舉報信投到了司婦寺的專有銅簋，就說明舉報者是女子，需要司婦寺保護，難道不該管麽？

    舉報信應該投到什麽衙門的銅簋，舉報人心裏沒數？某人要舉報警堂，總不會傻到把舉報信投遞到警部的銅簋，而是投到禦史台或者大安府的銅簋，甚至憲兵司和法部（刑部）的銅簋。

    警部可能包庇下麵的警堂，可大安府或禦史台怎麽可能包庇警部？他們巴不得警部出問題好吧。

    同樣，某人舉報學堂，也不太可能把舉報信投到主管學堂的禮部，而是可能投到警部的銅簋。而警部怎麽可能會替禮部遮掩？當然巴不得對方真出了問題。

    就說王期這堂堂禮部侍郎，持強淩弱吃“霸王餐”，不但損害了當事人的權益，還損害了朝廷的形象，造成了惡劣影響，難道沒有罪過？這是失貞叛道。

    就是對方告他強殲，他也沒話說。

    你不給錢，那女子當然不願意，她隻是在權勢欺壓下不得不屈服。一次兩次還證明不了什麽，可要是多次，還逼得對方舉報，那就是實打實的違背女子意願。要是頂格處理，定為“強殲”也不冤枉。

    隻是崔秀寧不願意頂格處理罷了。攝政皇後，還是“寬厚仁慈”的。

    崔秀寧很清楚，煙媚為何有膽量舉報位高權重的禮部侍郎，這當然背後有辛苦的支持。那麽辛苦為何對要對王期下手呢？

    也很好理解。

    因為王期是朝中保守派要員，而且一直致力於廢黜司婦寺，最起碼也要將司婦寺變成一個擺設衙門。

    在王期看來，朝廷應該把朝中僅有的幾個女子官員全部罷黜，讓她們不要再拋頭露麵。

    甚至，王期對學堂招收女生也難以接受，打算攛掇保守派官員，奏請取消女子的學堂教育。

    這當然嚴重損害了司婦寺的利益，辛苦這樣的人，怎麽可能不懷恨在心？

    她的手段也沒有王期那麽“冠冕堂皇”，而是利用一個煙花女子舉報王期，搞臭對方。

    幹脆利落的除掉了政敵，還讓所有人沒話說。

    這種手段當然有失光明磊落。但崔秀寧完全沒有怪罪辛苦的意思。

    古今中外，朝廷中的鬥爭是絕對不可能根除的。區別隻是，這種鬥爭是何種形式的鬥爭，烈度有多大，是不是良性的。

    黨爭是最壞的，往往不論是非，隻論立場。而部門之爭，卻是利大於弊。作為統治者，李洛和崔秀寧很樂於看到各部門相互爭鬥，隻要鬥而不破，那就是好事。

    將部門之權，變專管為主管，雖然會造成一些職權重疊，但根本目的是相互監督，為了吏治，不是為了鞏固皇權。

    當然，任何舉報，都要經過有司調查，舉報信還要專門備份。倘若是誣告，那麽告密者也會付出慘重代價。

    可以說，大唐的官是既好做又難做。

    說好做，是待遇優厚，重實幹而輕應酬，也不用溜須拍馬。說難做，是道無處不在，約束言行舉止，不知道又多少眼睛盯著。

    就算對上級太過恭敬，說一些漂亮話，也有可能被衛道士扣上阿諛奉承的帽子。

    要是對下級動不動發脾氣，也有可能被衛道士扣上跋扈專橫的帽子。

    給某人安排幾次不好的差事，就可能被扣上打擊報複穿小鞋的帽子。

    一把手以權謀私，二把手就準備舉報，取而代之了。

    舉報，成了升官的捷徑，名利雙收。

    甚至，還有一把手策劃假貪汙，引副手上鉤誣告的。但是因為他無法洗清假貪汙的目的，最後副手並沒有成為誣告，他反而因為故意陷害而被革職。

    舉報者當然不傻。

    所以官場當中的氛圍，越來越沒有官場的人情味了，最好是不卑不亢的做人，老老實實做事，越是公心，反而越是舒坦。

    私心雜念越多，也就越是痛苦。

    很多，大唐官員們就總結出來一個規律：越是德操好的人，就越不容易犯錯，越容易升官，也活的更瀟灑，因為心境通達，公心便是私心。

    於是，官場中出現了宦修。

    宦修發源於南京臨安，如今影響力越來越大，有漸成道家一派的趨勢，和如今已經成為道家一派的武道派，隱隱有分庭抗禮之勢。

    所謂宦修，就是秉持公心身體力行的修持官道從而感應天地神靈，達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政治理想，成為一代良臣，就是官道有成，甚至官道大成，生前後世得享天朝氣運。

    那什麽是官道呢？

    就是忠、公、廉、仁、能、明、勤、誠、謹，共九字，俗稱“九字官訣”。

    身體力行，言行如一的修持“九字官訣”，就是宦修了，也就是宦海修道。

    宦修派尊諸葛亮為“大成賢良”，以諸葛孔明為教主，開大唐天道教宦修一派。在身份認知上，宦修派認為自己屬於不在道廟的道士。

    而且，這個派別的崛起，並不是李洛和崔秀寧推動的，完全就是自然而然的產生。隻是兩人樂見其成，沒有幹涉罷了。

    宦修派以“九字官訣”為真言，以李洛《洪武政要·輯錄》、《大道論》，以及諸葛亮《便宜十六策》、《心書》、《前出師表》、《後出師表》、《戒子書》、《戒外甥書》這諸葛六書為經典。

    還將宦海修道的成就，分為初成，小成，大成三大境界。

    宦修的方法是身體力行，實幹為主，心修為輔。既通過在做官生涯中的行動，以及靜心明誌的思考，來達到修煉的效果。

    宦修派相信，宦海既是道場，修煉到大成境界，就能身居高位，治國安民，輔佐天子，造福天下，成就入世之偉業，修得出世之正果。從而感應天地神明，享受天朝氣運，精神不滅，浩然長存。

    可以說，宦修派乃是應運而生，一出世就受到大唐官員的歡迎，影響越來越大。

    ps：這章寫的真是累，幾乎都是論述文了。這樣的篇幅，其實不好寫也不好看，但還是要做個交代。越是快要完結，就越是要收好尾巴。蟹蟹書友大大的支持，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