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懋學字行之，婺源人。隆慶二年進士，此際三十一歲。本為官場新嫩，但大明官場進步並不一定以資曆論英雄。

    明代選人之法，每年吏部有六考、六選。科道官的選舉，初時在六選之中的類選，後改為獨立於六考、六選之外的行取。

    所謂‘行取’，即為直接行文取用，無製度上的意義。後世稱之為“說你行你就行......”的翻版。然而明代科道官，其‘行取’有祖宗家法規定。

    太祖時期，政權初定。太祖言：“禦史台、提刑按察司等，乃耳目之寄。務能振肅百司，慎選賢良方正之人，以佐朕不逮。”在他孜孜求治的心態下，科道官的選擇是不問出身，不拘資格，“唯賢良方正是舉”，還有平民百姓當了科道官的。

    按照太祖留下的選材原則，後世皇帝增加了製度化，規範化的“行取”規定。“國家定製，必選部寺之英，郡縣之良，老成練達，力有擔當者始授。”

    所謂“郡縣之良”，即為知縣、推官的“行取”。此條定製的初衷，即為科道官的選取，不從“初仕”之進士中選擇，必須有工作經驗的，才能選為禦史、科道。然而實際執行中不是太好，“行取”比例隻能逐年緩慢增加，有時候還有下降。

    成化六年，科道官“行取”製度固化，“凡任知縣、推官，由科目出身，曆三年以上，政績顯著者，以次行取，送各道問刑半年。”

    成化以後，六科的人員選拔，知縣和推官終於占了一半以上。因為科道能以小製大，成為朝廷美缺。

    明初士人中進士，“上者期翰林、次者期給事、次禦史，再次期主事，得之則忻。其視州縣守令，若鵷鸞之視腐鼠。一或得之，魂耗魄喪，對妻子失色，甚至昏夜乞哀以求免。”

    沒有行取製度時，“一考定終身”，成績好的留京，成績差的出外。在外任職的，玩命幹到死，不過是兩司郡守，這就到頂了。

    有了行取製度，當初的學渣可以走一條“蘭台捷徑”。一旦被選為科道官，“俟有勞績，兩轉而擢京堂，不期月而簡開府，年例則一歲而轉方麵，誠重之也。”，雖然比不得翰林的天花板在內閣，但尚書有望。

    餘懋學玩的路子，就是“蘭台捷徑”。隆慶二年中了進士，成績在二甲開外，授撫州推官。後來打通了楊博的路子，以“行取”擢南京戶科給事中。

    為防止科道之官和被監察對象勾連，且不塞地方官“行取”之路，科道官最多幹“三考”，就是九年。最遲九年後，幹的最差的禦史、科道回到原級別任用，其餘的用不上三五年就升官別任。

    六科給事中升級，最少三級，也就是從正七品直升從五品，多數升五級，也就是升到從四品，起步就是六部主事或外放知府。也有一下子升七級的，那一般是有了大名聲，或經過朝爭，挨了廷仗，或流放之後起複加官。

    但是，就算科道連升七級，若當初參了尚書、侍郎等高官，一旦遷轉，就很有可能落到仇人手裏。所謂“官升七級，勢減萬分”，當初怎麽吃滴，如今怎麽吐出來。

    由此製度弊端，明代禦史和科道官，除了像海瑞那般誌不在升官，每次卻都不得不升的。其餘都必選恩主，否則一旦升轉，即為板上魚肉。若無恩主，則不敢參高官顯宦，隻能拿四品以下或者勳貴撒氣，且參劾的都是失儀、非法使用朝廷馳驛或者如譚國佐那般朝會遲到等等，既完成了考核任務，也不往死裏得罪人。

    然而，不能參劾高官或者不能參恩主仇人以外的高官，如何能凸顯政績，做一個孤介有節，不畏權貴的堂堂“正道中人”呢？

    嗯，有辦法。咱規諫皇上和國策！太祖設六科，職責有“掌侍從、規諫、補闕、拾遺、稽察六部百司之事”。咱遵祖製，給皇上和國事挑毛病啊！

    後世相聲大師劉寶瑞講的《君臣鬥》，裏麵有劉羅鍋參乾隆的情節，先要乾隆免其“萬萬死”，才敢參奏。

    相聲是瞎編，但清朝皇帝在接受納諫方麵，確實被明朝皇帝甩出去十八條街。俺大明朝，給事中給皇上挑毛病，不是事兒！

    到了明中後期，大事廷議，給事中與聞先不說；“因天子無私事”，皇帝內帷之事，給事中都來參奏。皇帝不僅說錯話、愛喝酒，吃丹藥他肯定要來規諫；寵愛嬪妃，冷落皇後，給事中也會參奏；當然，若像孝宗那樣，隻愛皇後一個，也不行！

    總之，管他有沒有棗，先打他三杆子，這就是給事中對待明代皇帝的態度。若皇帝惱了，那就更好了，此為麵刺君顏，忤逆龍鱗，為諫官之榮光。

    若皇帝大光其火，給他一個流放或廷仗，那就更妥了，直名遍傳天下！立即成為天下讀書人榜樣不說，連升七級的政治基礎從此奠定。怎麽形容這種政治地位呢，簡單說罷——在全國吃飯都有人請，肯定不用自己掏錢。

    朱翊鈞在後世雖然聽說過“六科給事中”的鼎鼎大名，但對其體製、機製、選人、遷轉沒研究過——誰沒事研究這個。

    他穿越一年多來，六科給事中驚訝於皇帝的好學、勤政，為祖宗洪業得人慶幸了半年多。而且，朱翊鈞和張居正開始時動作不大，雖出台了個考成法，但在此法中，把六科權力給擴大了——嗯，大家先給皇帝和張居正些麵子。

    然而，過年後的大閱，皇帝置葛守禮老大人的求情於不顧，將吏科給事中陳蕖給宰了，打破了科道官不判死刑的潛規則。

    但當時皇帝殺的情理法具足，大家也說不出什麽，隻一口氣憋在那裏。

    然後，皇帝就露出不好的苗頭。先是有傳言，皇帝開皇店、皇廠，與民爭利；然後要改鹽政，全國都曬鹽；後來又插手邊事，直接指揮戰爭——聽說去年還有陣圖之事。

    更別說大用廠衛，監視朝臣這事，給事中早就想規諫了。現在他們覺得，半年多來皇帝步子太大，容易扯到蛋，該是我們上場的時候了。

    於是，一看王琢玉開了頭，就如同非洲鬣狗一般，一擁而上——大明朝，言官幹啥都一擁而上也是傳統，這傳統也源於體製弊病，在此就不展開贅述了。

    餘懋學奏章上奏章時，寫的副本被所謂“同道中人奪去”，在兩京科道中流傳。京師科道眾官一看，被餘懋學拔了頭籌，是欺我京師無人乎？炮聲隆隆，比之前熱鬧了好幾倍。